浅析中国古代皇权相权之争

在中国古代政治与行政演进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两条主线。专制主义的性质和官僚制度的特征共同决定了皇权与相权的斗争不可避免。皇权与相权的相互制约会形成一个内在平衡,一旦平衡打破,行政的运行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而与此同时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又是趋势。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讲,中国古代专制统治的崩溃也是必然。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关系新论——基于社会管理体系框架

官僚制与官僚主义一直是一对纠缠不清的名词。社会管理体系作为一种全新的解释框架,从纵向的与横向的角度对二者关系作全面的分析。在此框架中,一方面,官僚政治与官僚制作为不同历史阶段的两种社会管理体系的组织原则和方法而受到关注和分析。另一方面,官僚主义源于官僚政治,官僚政治中的官僚阶层是官僚主义的行为主体。体制性官僚主义与技术性官僚主义伴随着官僚政治而产生,却又有着迥异的结局。"官僚主义向何处去"成为摆在眼前的问题。     

两种形态的官僚主义

当代社会主义的实践告诉我们,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官僚主义,并不只是一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思想和工作作风,它首先是一种社会体制。就是说,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官僚主义有两种形态:体制性的官僚主义和作风上的官僚主义。王亚南教授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把官僚政治分为两个方面,即技术性的官僚政治和体制性的官僚政治。所谓技术性的官僚政治,主要是就政治作风、工作方法而言     

中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研究的耦合性探讨北大核心

西方代表性官僚制理论的提出与蓬勃发展具有内在的促发因素及生成机理,我国与西方具有相同或相似的发生背景、生成条件、对象群体,二者具有高度的耦合性。我国人大弱位、行政权一权独大与西方的立法权衰落、行政权扩张的背景相耦合;我国关注公务员的政治性、人民利益的官僚表达模式与西方突破政治行政二分、公共管理者的委托人角色担当相耦合;我国的少数民族、农民工、女性等特殊群体与西方的少数种族、女性等特殊群体相耦合。西方的代表性官僚制在我国的本土化研究具有必要性、可行性和适用性,对于提高公务员队伍的政治合法性,保护、惠顾弱势群体的权利、利益,增强国家治理能力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对中央集权的一种诠释

中国的政治之所以不同于其他一切西方国家，乃在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就发展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维系中央集权的有三大骨干制度：官僚制度、中央决策制度、社会管理制度，这三大制度相辅相成，形成一个有机体，其中的利弊得失，正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质所在，也值得当今的政治学研究者深思。     

论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启示——以梁启超“群治”濡滞论析为中心

封建时代,以王权统治为表征的专制政治是长期阻滞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模式改革与发展进程的重要根源。近代,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中国社会面临破除传统政治积弊的历史任务。梁启超通过对中国传统“群治”体系中权力本位逻辑、官僚体制结构以及重“术”轻“道”思想等问题的揭示与批判,深刻分析总结了中国传统国家治理濡滞背后的“天然因素”与“人为因素”,能够为当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鉴往知来提供助益。     

从"官本位"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看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及其现代转换

“官本位”政治文化是中国最具代表性的传统政治文化,对中国官僚政体的发展影响深远。从“官本位”政治文化的本质特征中梳理出传统政治文化的缺陷,对现代政治文化的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北大核心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浅析阿尔蒙德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

政治发展是西方政治学理论研究的基本内容之一,其与政治现代化和社会化也有着密切的关系,西方的政治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政治发展进行解释和研究。其中阿尔蒙德的政治发展理论以结构功能主义为理论基础,通过结构分化解释各种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揭示结构分化是走向人类自由民主的共同规律。阿尔蒙德结构分化的政治发展理论对当代中国实现政治现代化和政治发展的启示意义。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促进政治结构分化发展;提高执政党和政府能力,促进政治功能的实现;扩大政治结构和角色的自主程度,建立畅通的公民参政渠道。     

“差序格局”的消解与当代中国政治生态建设

当代中国处于社会结构的转型时期,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形成的自我主义价值观、普适性道德观念的缺失和"圈子文化"等给政治生态带来了诸多消极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重塑有赖于"差序格局"的消解。为此,一方面,要在政治系统中构建理性官僚制组织;另一方面,要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唯有如此,才能净化政治生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     

追问和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终极之善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个体与类所需要的终极之善。可以将这个终极之善先行标示为：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改变了传统社会财富匮乏的状态，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两极分化；创制了一个令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充分但必须合理表达政治意志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又改造了西方国家错用甚至滥用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结构；创造了令每一个人自愿过一种整体性好生活的财富基础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个完整性的终极之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追寻各种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最为根本的是实现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革命，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人与人关系上的观念和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观念的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将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这些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贯彻到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培养出朝向终极之善的道德人格，并在反复进行的改革实践中将道德人格变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实际能力，从而展现出优良品质。这便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进步及其问题北大核心

在西方行为主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中国政治文化研究在过去三十多年里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这一科学研究的进步也带来了自身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概念问题上。西方的行为主义政治文化研究限制了文化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同时也轻视了文化研究的解释机制。要克服这一概念上的问题,就需要回到文化研究的轴心文明传统、回到文化研究的历史主义传统。这就需要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悠久的阐释学传统,要对这些阐释学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未来政治文化研究的进步与发展,就在于把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阐释学研究方法与行为主义的实证检验完美结合在一起,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政治文化理论。     

从传统官僚体制到新公共管理:范式转换的社会基础比较分析

官僚体制与新公共管理是西方公共行政发展历程中出现的两种范式,他们是不同社会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这些不同的社会价值观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基础。传统官僚体制是“物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而“物本主义”价值观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新公共管理是“人本主义”价值观孕育的结果,“人本主义”价值观是后工业社会的产物。     

发展党内民主要消除“党内潜观念”影响

党内存在党员权利"组织赋予"、党内选举由组织"控制局面"、党内民主讨论中"消除杂音"等潜观念."党内潜观念"影响是在封建官僚文化的潜在影响和领导权力过分集中的制度缺陷相互作用下形成的.消除"党内潜观念"的影响,要加强党内民主文化建设,着力消除传统官僚政治文化影响,吸收借鉴西方民主文化的有益成分,科学准确地把握马克思主义民主理念.     

官僚制精神与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兴起了行政改革的浪潮,曾被证实为普遍有效的组织模式———官僚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激烈抨击。然而,建立在由理性精神支配的科学观念、法治观念和契约观念基础上的官僚制精神,并没有因行政改革中对官僚制的批判而被抛弃,甚至可以说官僚制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地渗透。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正经历着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性转变,仍处于官僚制不足阶段,官僚制精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最缺乏的,并且长期传统官僚制所造成的相应的行政组织文化,对现代官僚制精神形成巨大障碍。因此,中国行政组织文化的重建尤为关键,构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和具有中国特色的行政组织文化最为困难,这也决定了中国行政现代化的进程。     

明太祖重典治贪失效的省思

贪官污吏是专制制度和官僚制 度的产物,又往往反过来腐 蚀专制制度和官僚制度,从而导致封建王朝的衰微和覆灭。因而,中国历代有作为的君主为了维持他那得之不易的江山的长治久安,莫不以整顿吏治、消除贪污腐败为其重要的政治目标。中国历史上,整顿贪赃,方法万端,但大多     

中国模式的价值内核：集中高效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 中国发展模式的价值内核源于延续几千年的政治传统，可概括为：负责任的权威体制。这种传统达到西方难以企及的历史高度：一是强大的中央集权国家、国家机器和军队由中央政府掌握，而非欧洲那样由封建领主或教会掌握：二是高度的行政官僚体制，官员由公正、普遍的考试制度选拔，而非西方或中东那样由世袭和门第操纵；     

论清代皇权下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

中国的皇帝通常用官僚体制对抗贵族政治,同时频繁应用"私人"官僚系统对抗公共官僚系统。这是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官僚系统角色的这一戏剧性,在清朝尤为突出,通过梳理清代官僚系统的演进与分化,说明官僚系统与皇权的互动及矛盾关系。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初创及其启示

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轫和创立的历史,是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政治学科的智慧源流和鉴知明镜。以宏大历史的视野,基于近代中国政治学科发端和拓展的研究,可知近代中国政治学科是在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背景下发轫,在启蒙知识分子努力以近代西学取代传统儒家、以西方制度变革拯救民族危亡的知识努力下创建的。为此,近代中国政治学的诞生是偶然与必然、传承与转换、移植与选择多重矛盾辩证作用的产物,具有特定的样态和特征。近代中国政治学科的发轫创立,既对于近现代中国社会政治和文明的转换和发展具有开拓性意义,标志着中国政治思想、知识传统和教育体系的重大转折和突破,又必然带有旧传统的深刻遗痕和新学术的先天不足和缺憾。它在学科建设宗旨确定、学术思想确立、体制机制优化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建等方面,对于我们今天建设一流政治学科具有多方面启发意义。     

不同视阈下的官僚制改革：中西方行政体制改革比较

官僚制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行政模式,然而,随着官僚制在全世界的发展和运用,其形式合理性和工具理性的弊端也日益暴露出来,中西方政府行政面临着官僚制危机的共同命运。于是,中西方国家都展开了官僚体制的改革尝试。由于处于不同的行政发展阶段和制度完善程度,中西方的官僚制改革又有不同的目标任务和路径选择:西方国家展开了“摒弃官僚制”的政府再造运动,而中国则开始了一场以“职能转变”为切入点和着力点的行政改革,以期实现完善政府官僚体制和转变行政典范这一双重的共时性行政发展目标。面临“全球行政改革时代,”西方政府再造对中国行政改革有借鉴意义,但也有不适用于中国的理念、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应该学会对西方政府的再造进行取舍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