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文本翻译的指导作用

认清转喻与翻译的关系,有利于我们以转喻式翻译理论为框架,深入剖析该理论对法律翻译的指导作用。鉴于法律文本的文体特征,法律翻译中的转喻词汇一般采取"译入语对应喻体翻译"的翻译策略。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应当在初稿与终稿中的句型方面进行必要的转喻转换,以确保翻译的准确性、一致性、规范性与简洁性。转喻式翻译理论对法律翻译理论研究与翻译实务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的法律翻译教学模式改革

建构主义理论主张认知个体的知识结构是在同化与顺应的过程中不断发展而逐渐建构起来的。在此基础上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对教学与学习过程中的教师作用与学生地位进行了新的界定:以学生为中心,教师进行指导。我国的法律翻译教学正处于探索阶段,建构主义教学理论主张的摒弃传统的灌输式教学、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与创新性的观点,可以与法律翻译教学培养实用性、复合型法律翻译人才的目标相契合,可以在法律翻译课堂中尝试引入建构主义理论下的教学模式。     

从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论法律英语翻译的创造性

由于英汉双语之间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了翻译过程中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为了缩小译文与原文的差异,使译文更加忠实于原文,创造性在翻译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通过翻译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理论,试论述创造性在法律翻译中的运用及作用。     

异与同:翻译的困惑

如何对待异与同是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无法回避的难题。对于翻译实践来说,译者要有这样的文化态度,即认识到由于文化的互动发展,文化比较应该是一个客观动态的过程,从而采取适时的翻译策略。对于翻译研究来讲,论者应正确对待传统翻译理论跟西方翻译理论,着眼于理论的互动发展,避免民族性的过分张扬。     

合作学习理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

合作学习理论是以认知心理学、语言交际功能和建构主义等理论为基础,它是"把过程写作法"落实到英语写作教学指导中的具体体现形式。为了真正做到以学习者为中心,在写作过程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的自主写作能力,本文提出在大学英语写作教学中运用合作学习理论,将学生进行分组讨论写作过程中的部分内容,强化学生对英语写作策略的敏感性,锻炼学生的自主写作能力,培养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     

乔姆斯基语言心智理论中的计算主义思想:源头、实质与影响

计算主义是20世纪中期在理性主义哲学传统、图灵机模型以及计算机科学基础上形成的一股心智哲学思潮,其核心观点是把认知过程理解为图灵可计算函数的算法执行过程。受此影响,乔姆斯基在理性主义心智天赋论框架内吸收现代科学发展成果,创立了生成语言学理论用以刻画人类关键的认知能力——语言能力,有力推动了认知心理学乃至整个认知科学的发展。生成语言学究其本质而言,是一种有关人类语言心智的计算理论,强调语言计算的人类以及领域专属性,主张自然主义一元论,反对将语言心智还原为我们目前已知的物理、化学以及生物过程。这一思想虽不乏争议,但在计算主义背景下考察其来源、实质及影响,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下认知心理学、脑神经科学以及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影视艺术语言翻译中的“信、达、雅”问题——兼谈中文影片名的英译

“信、达、雅”的翻译标准是影视艺术语言翻译中的基本准则,要做到既适用于影视艺术语言翻译又有其特有的内涵。影视艺术语言翻译不能拘泥于原名的形式和内容,而应在紧扣影片主旨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中西方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充分考虑译语的表达习惯和观众的反应,结合影片和原文的风格追求审美价值。     

从关联理论看法律术语翻译的思维过程

法律术语的翻译问题是法律翻译研究的核心和难点之一。各路学者对法律术语及其翻译问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分析和提出解决办法。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法律术语的翻译研究大多关注具体术语间的对比和分析,而没有从系统的、理论的高度做出全面的分析和阐释。本文试从关联理论及其翻译观对法律术语翻译问题做一个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阐述。     

浅议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

任何对西方理论的引入，都要经历一个本土化过程，治理理论也是如此。然而我们首先要确定的是这一理论是否具有本土化的可能。本文通过对西方治理理论产生的理论背景和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总结出治理理论发挥作用所需的必要条件，来推导我国治理理论本土化的可行性。     

论法律解释在法律文本翻译中的运用

随着中外法律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世界各国的法律文本不断地被翻译成中文,大量中文法律文本也被不断地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文本。由此,法律文本翻译的失真问题成为中外法律文化交流不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当前法律翻译理论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关注于语言学理论和翻译学理论的研究,少有人关注法律解释学理论在法律翻译中的指导作用。虽然法律翻译有其自身的特性,但法律解释与法律翻译之间具有共同的渊源。法律解释理论对于译者在翻译法律文本中正确理解原文本意大有裨益,将法律解释学的文义解释、目的解释、历史解释、系统解释等方法运用于法律文本翻译中,有助于化解法律翻译失真问题。     

犯罪理论体系研究导论

犯罪理论体系是由一系列关于犯罪的条件、形态、种类、刑事责任等的概念、范畴、原理、原则依一定关系组成的有层次、有结构的知识系统,它是关于犯罪的(立法与司法)实践的理论化与系统化,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任何犯罪理论体系都有自己的结构、要素与功能。犯罪理论体系一般具有解释、认识、预见、评价和创制5大功能。决定理论体系的科学性有两个主要的标准:外在标准和内在标准。构建犯罪理论体系的方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和"系统论",它们相辅相成,都是构建犯罪理论体系的科学方法。     

中国法理学发展的理论诠释——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法理学在三十年的发展中逐步从萧条走向繁荣,从理论的单一化走向理论的多元化,并且在理论前提的变迁中日益呈现出自主性的品格,这表现为法理学的知识面貌、思维方式、论证风格都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中国法理学在培育人们的理论思维、指导部门法学、构造法律实践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是衡量法理学是否有用的重要标尺。中国法理学应当发展出自主性的法律理论,这就需要法理学融合多元理论、坚持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理念并调整自己的话语方式,创造真正具有独立性思想品格的法理学。     

处分原则之理论依据新论

德国、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学者一般认为处分原则的依据是私法自治原则。而我国大陆诉讼法学界对于处分原则理论依据的阐释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则经历了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逐渐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以及"国家干预私法"的理论演变为民事权利的可处分性,并趋向回归到私法自治原则。但实际上从法学的多维视角观察,处分原则的依据绝不仅限于私法自治原则。法理法学上的权利主体理论、自然法观念与自由主义思想,宪法学上的宪政原理、法治国家与人权保障理论,民事实体法上的公私法划分与契约自由理论以及民事程序法自身的诉讼目的、诉讼价值以及程序主体性理论等均为确立处分原则的理论依据。     

试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基础

针对理论依据的争议,对侦查监督说、公诉职能说、综合说、制约与配合说进行了评析,指出侦查监督权不能涵盖引导侦查的全部内容,公诉职能理论存在缺陷,综合说的实质应为法律监督权,制约与配合说难以自圆其说,认为检察引导侦查的理论依据应是法律监督权.     

Theoretical Unification in Justice and Beyond

The goal of scientific work is to understand more and more by less and less. In this effort, theoretical unification plays a large part. There are two main types of theoretical unification—unification of different theories of the same field of phenomena and unification of theories of different fields of phenomena. Both types are usually a surprise; even when vigorously pursued, their form, when they finally appear, may differ radically from preconceptions. This paper examines a series of 21 unification surprises in the study of justice and beyond, 16 in the study of justice and 5 in the unification of 3 fundamental sociobehavioral forces—justice, status, and power—and the subsequent unification of the three sociobehavioral forces with identity and with happiness.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理论基础研究

英美法系民事诉讼证明标准有盖然性权衡的证明、灵活证明标准、预先的盖然性方法、主观确信的理论等。其理论基础在于预期效用性理论。即由民主的方式决定裁决的效用性计算并在同类案件同等适用,就可以克服灵活多样的证明标准所引起的不确定性。其适用就是公正合理的。     

仲裁协议效力扩张若干问题研究

近年来,仲裁在民商事争端解决中的地位得以不断提升,可仲裁事项、仲裁主体范围等仍在不断扩大。一个突出表现为仲裁协议的效力在特定情况下,可以向非书面签约第三人延伸。这是一个在仲裁制度发展中重要而复杂的新课题,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探讨和阐释。本文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情形进行归纳和总结,着重介绍仲裁协议效力扩张的法理基础和政策考虑,对仲裁协议效力扩张所面临的法律障碍进行了分析。     

理论的解释力来自哪里:中国经济法学研究的反思

经济法学的科学性、实践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形成的学科地位,从根本上讲都取决于其理论的解释力,但是,目前研究现状中,研究范式的混乱、理论框架不清晰、缺乏构建理论体系的方法与工具以及理论方法与技术的分离这四个因素削弱了经济法理论的解释力。中国经济法学提高理论解释力的基本路径在于:在吸收各范式优点的基础上,对经济法研究范式和理论进行多元整合,建立一种能够整合各种研究范式和理论流派优势的多元统一理论。在这个路径下,经济法学应当进一步厘清理论框架,引入科学主义的方法论,将科学方法与人文的方法结合起来,吸纳理性选择理论所包含的分析方法与工具,实现理论与技术的统一。     

刑事政策的理性架构——以法治为背景的思考

法治的原则和精神要求刑事政策在防控犯罪时寻求与法律的和谐发展,不能超越法律的界限。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因理性架构的缺失,阻碍着法治建设的进程,很有必要对之从宏观和微观上进行重构。就微观层面而言,须重视刑事政策要素内涵调整、机制与原则确立、渊与流的合理协调;就宏观层面而言,刑事政策理性架构的核心在于刑事政策要自觉地沿着法治化的道路运行,刑事政策的制定和运行要纳入法治的框架,在法治的大视野中予以把握。     

A Case for Applying the Theoretical Semiotics in the Practice of Trade Mark Law

The application of semiotics in trade mark law is an interdisciplinary endeavour in its infancy. The author traces its genesis in recent years and situates it within the context of general theoretical approaches, in particular of an interdisciplinary kind, appearing in the trade mark law literature in the past. The purposes for which such theories are applied, and questions of methodology arising from this, are examined. In particular, it is observed that semiotic theory has, by and large, been used for the purpose of debating legal policy in trade mark law (especiall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at this has given rise to argument about the extent to which semiotic theory can exert any normative force of its own upon the law. This article offers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It is sought to demonstrate the usefulness of theoretical semiotics in solving trade mark law questions in practice. The author emphasises that this involves no threat to orthodox legal problem-solving methodology (whatever one may think of the orthodoxy), and in particular does not require the normative use of semiotic theory. Taking as a starting point the concept of ‹trade mark use’, and having regard to trade mark law and literature in Europe, the United States and Australia, the author proceeds to demonstrate the proposed approach by reference to some current problems in trade mark infringe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