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研究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对象并不是薪酬水平本身,而是不合理的薪酬,其本质上是不能真实反映高管的贡献、与企业绩效脱钩的薪酬。在我国,不合理国企高管薪酬难以通过市场自身的力量恢复其合理性,引入法律规制是必要的,当前国企高管薪酬管理的现状也迫切需要法律规制。为保障国企高管薪酬的设定合理以及已设定薪酬不致失去合理性,应通过立法建立独立的薪酬委员会制度、出资人代表薪酬审查决定制度和薪酬追回制度。当然,公开企业财务信息、设立科学的薪酬设定程序等也是国企高管薪酬立法规制的必要内容。同时,通过出资人代表派生诉讼启动薪酬司法审查是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的另一主要方式,我国的薪酬司法审查应以信义义务为标准,并充分发挥司法能动性。     

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探讨

国企高管的薪酬水平应当综合考虑中国国情和国有企业特点,与经济发展水平和企业竞争力相适应。2006年,国资委规定中央企业的高管薪酬水平控制在不超过职工平均工资的14倍。一些地区也相应做出了"倍数"规定,北京市国资委规定北京国有企业负责人的年薪不应超过本企业平均工资的12倍。而一个突出现状是部分国有企业高管年薪水平过高,与企业职工平均收入水平和社会平均工资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国企高管薪酬同时是个法律问题,本文主要从法律规制的角度探讨国企高管薪酬法律规制。     

论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

侦查程序中的权力制约是关系侦查权力是否滥用的一个最主要的命题,在我国的侦查程序中权力的无限扩张,导致了对公民宪法性权利的侵害,对犯罪嫌疑人的无限期的羁押制度也迫使人们对侦查权力进行反省。因为权力的本性而扩张使各国的政治制度都存在分权之理论设计,对权力的限制和防止其滥用不是＂监督＂,而是通过权力来制约权力。由于我国政治体制上的缺陷,仅仅从＂法律监督＂来改革是不会成功的,侦查权力的限制必须通过合理的内部＂分权＂来实现。     

高管降薪市场论

近日，网络上有关国资委将对国企高管予以降薪、限薪的消息吸引了广大网民的关注。国企作为“共和国的长子”，在国家经济发展的历史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很多的问题，特别是某些国企高管高高在上的薪酬与企业并不突出的业绩之间的倒挂现象，更是为全社会所诟病。为塑造国企良好的信誉与形象，国资委曾经多次对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提出予以严格规范的要求。     

国企反腐：决战岂止在战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企开启新一轮改革。但比改革新举措更密集、更引人注目的是,各个门类的国企系统纷纷浮现大案要案和窝案。从中石油到海外机构：国企反腐势如破竹去年8月到年底,中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副总经理、大庆油田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永春,副总经理李华林,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中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总地质师王道富,国资委主任蒋洁敏（中石油原董事长）,中国远洋公司执行董事徐敏杰,中国铝业公司副总裁李东光,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副总经理戴春宁等多名国企央企高管＂落马＂。     

数据

51
　　企业家犯罪报告：涉案国企高管平均51岁
　　《2014年度中国企业家犯罪案例报告》近期在陕西省西安市发布。《报告》共收集案例534例，其中国企高管268例，民营企业家266例。案例来源主要是新华网和搜狐网。根据媒体报道时间推算出，涉案的82位国企高管平均年龄51.54岁。其中2014年落马的国企高管中，查明年龄的38位国企高管平均年龄53岁稍多一点。     

国企高管薪酬多高才合理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正在进行,目前上海、北京、广东等多地已明确出台国资国企改革方案。多地在方案中提出,将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企领导薪酬水平。（中国新闻网8月21日）国企高管薪水过高已成民众诟病焦点,且高管与普通员工之间差距很大,有的相差30多倍,造成了严重的收入分配不公。同时,这也造成了国企红利减少和国有资产流失。目前,国企高管薪酬过高问题引起了中央最高层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也明确表示要对国企高管薪酬进行改革并降低高管薪酬水平。毫无疑问,这会赢得民众广泛支持。     

规范国企权力运行的对策

如何规范国有企业权力运行是企业乃至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也是国企反腐倡廉建设的重点课题。强化国企权力制约，必须抓住正确行使权力这个关键，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保证企业的改革发展顺利进行。     

论我国法治建设的成就与法治变革的友好型环境

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关系来看法治演进的轨迹,法治建设主要有三个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利＂的法治阶段、＂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以权利制约权力＂的法治阶段。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人民享有广泛的、真实的民主,法治建设适宜＂以权利制约权力＂,以实现人民监督政府与政府服务人民的有机统一。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法治建设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也存在着诸多不足,而推进法治建设的步伐,必须营造法治变革所需要的友好型环境。     

职务消费是个“筐”？——-聚焦国企高管“不落腰包的腐败”

出门坐豪车、宴请上档次、休闲进会所、热衷高尔夫……近年来，一些国企高管以职务消费为由，不落腰包行腐败之实。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强调，“要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履职待遇、业务支出”，“按照职务设置消费定额并量化到个人的做法必须坚决根除”，显示了中央整治国企高管职务消费的决心。专家认为，杜绝“不落腰包的腐败”，不能仅仅指望国企高管加强自律，更要强化制度保障。     

行政权力干预公民权利限度的探讨

行政权力对于私领域的干预应当具有限度。影响行政权力干预深度的因素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干预对象＂公民权利＂受保护的强度,其二是干预理由＂公共利益＂的强度。两者相抗后最终的强弱对比是行政权力介入深度的决定性因素。对于底线性质的权利,行政权力任何时候不得干预;对于其他权利,在特殊情况下（紧急状态）,行政权力可以根据专门的规则（紧急状态法）实施干预;而在一般情况下,行政权力干预的深度需要在个案中进行衡量,其中必须贯彻私权利优位的观念。     

让天价真正体现“按劳取酬”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馆馆长王平对国企高管薪酬提出公开质疑，由此．引发了各界人士对国企高管天价薪酬问题的大讨论。记得中学时候，我们在教科书中就已经知道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以后从改革开放，发展到今天，许多的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驾齐驱．我们看到．私有企业实行的分配标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按劳取酬、多劳多得”。同样的分配标准．为什么私企高管的薪酬问题没有人质疑．而国企的高管薪酬问题却总屡遭争议？     

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的创新之维

加强对县（区）＂一把手＂的权力监督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即＂一把手＂与班子成员的关系,自我监督与外在监督的关系,自觉接受监督与有效接受监督的关系;打造好五种模式,即以权力制约权力、以程序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以法律制约权力和以道德制约权力。将这五种权力监督模式有机结合,有利于构建县（区）＂一把手＂权力监督制约的长效机制,从根本上实现对县（区）＂一把手＂权力腐败的有效治理。     

国外国企高管收入『框框多』

国企高管薪酬怎么定?在不少国家,这一问题都仍在探索之中.特别是在一些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如何在政府干预与市场定价之间把握好分寸,也成为当地政府部门的一大考验.尽管国情不同,让国企高管薪酬更加透明化、公开化、合理化已成为一种国际化的共识.     

刘波坤:在权力中迷失

正身为正局级国企高管,刘波坤的落马,是典型的国企一把手权力高度集中腐败案样本2013年1月21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原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刘波坤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一案。身为局级干部的刘波坤,涉案金额高达3500余万元。资料显示,刘波坤,1955年出生,河北省人,大学文化程度,现年58岁的刘波坤,案发前除担任新疆神华矿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董事长外,还曾是神华(北京)遥感勘查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北遥中讯达防伪技术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三宗罪根据检方指控,2004年     

“男人有权就变坏”？

不受制约的权力确实让男人变坏 古语云,＂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但对于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的官员来说,往往不是这样,相反成了＂饱暖思淫欲＂。这里的区别就在于,＂仓廪实＂实际上是＂知礼节＂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假如没有公认的准则约束,那么自然会趋向＂饱暖思淫欲＂。对于正在高速发展的中国来说,官员毫无疑问是属于先富起来的一群人,而恰恰又是最不需要遵守准则的一群人。正所谓,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而食色,性也,不受约束的权力确实能够让男人变坏。     

论和谐社会构建中高校党委执政能力的提高

我国《高等教育法》已经规定国办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但是,领导权的竞争客观上依然存在。在高校,执政党领导权威的主要来源是威信而不是权力;唯有改进党的领导,才能坚持党的领导;高校党委必须以规定性领导为基础,实现向示范性领导转变。高校党组织的凝聚力包括内部凝聚力与外部凝聚力,高校党委必须以内部凝聚力的提升带动外部凝聚力的强化。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表率作用是执政党获得人才认同的重要因素。党管人才的本质是通过为人才服务使得人才认同其政治主张。高校党委必须正确处理好“双肩挑”与权力制约的关系。     

宋林落马样本:国企高管两栖角色并存

正现代公司治理制度才是关住权力的"笼子",央企通过董事会治理试点工作也取得了很多经验,一些经验也值得推广4月17日18点30分,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华润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宋林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而就在前一天,宋林在华润集团官网还刊发个人声明,针对他人对自己的举报称,举报内容纯属捏造和恶意中伤,希望有关上级机构及相关部门尽快进行调查。根据公开信息统计发现,2014年以来,已有十余位国企高管"接受组织调查"或"被立案侦查",而从4月16日至22日一周内,共有至少6例企业高管被调查、逮捕或定罪。据有关媒体统计,仅2013年,便有逾30名国企高管"落马",涉及石油、钢铁、     

资讯

"如果从中国资本市场健康、成熟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股市应该制订长期规划:取消印花税、开征资本利得税。"——原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现任中国财政学会副会长的许善达在从行政职位上退下来后这样公开阐述自己的观点。"一个是国企副总经理,一个是国家副总理,一个国家副总理的年收入还不及一个国企副总经理的四百分之一!论名声大小,梁家驹不及吴仪;论职位高低,国企副总不及国家副总理;论工作轻重,梁家驹更是没法与吴仪相比。"——位网友在讨论吴仪年薪12万与平安保险公司高管年薪千万的差异时发表这样的看法。     

廉政问责绝不能“抓大放小”

随着反腐的不断深入,一个个大老虎随之落马,公众对身边的＂苍蝇＂失去了兴趣,但近年来,＂苍蝇式＂腐败已经呈现触目惊心的地步,即使连根本不是＂官＂的村级干部,贪腐情况不仅仅是面广,涉及的金额与一些高官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别拿村官不当干部＂的现象必须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