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主张抑或利益考量:民众对社会正义客体的认知 ——一项以权利观念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公民权利是现代社会正义的最基本要求,因此,作为民众社会正义客体认知的权利观念就成为衡量社会正义程度的重要标志.对中国而言,权利这一概念属于"舶来品".在传统社会,民众更多的是通过"气"委屈"面子"冤枉"等本土话语体系来表达利益诉求,而且相应的利益维护行为也是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而做出的.随着社会的转型,民众的权利观念也应当逐渐从基于利益得失的考量向稳定的权利观念转变.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对民众权利观念状况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从职业上看,与农民相比,民营部门的工作人员越有可能具有稳定的权利观念.对权利主张相关研究结论对于增强社会总体的权利观念和意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中美两国在东亚区域的影响力——受众视角的实证分析

对东亚14个国家或地区的多数民众而言,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最具影响力的国家,若考虑到对未来十年发展的预期,东亚民众对中国影响力的认同则更强。大多数东亚民众倾向于对中美两国都给予正面评价,并认为中美在东亚具有广泛的合作与互惠的基础,而非对立或零和关系。对东亚民众而言,经济优势在个体与总体层面均是中国在亚洲软实力的重要助力,而美国则具有中国所不具备的现状优势。制度差异在个体和总体层面都显示出"同类相近"的现象,但中美并未被东亚民众视为对立关系。文化解释在个体上具有解释力,其影响方向并不因评价对象是中国或美国而有所不同;在总体层次上则表现为,与中国文化价值越近似的国家或地区,对中国影响力评价就越正面,反之则更倾向于正面评价美国。来自东亚社会的调查资料印证了"宽广的太平洋两岸有足够空间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论断,表明中美两国在东亚合作共赢具有广泛的民意基础,中国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方面具有良好的周边环境与发展契机。     

保障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和谐

公平的教育制度．不仅能为每一个公民提供充分发展的机会．而且也能促进社会的和谐。能否得到良好的教育．是民众能否有机会选择个人发展的关键。一个社会民众向各社会阶层流动的渠道越通畅．这个社会的对立和冲突就越小。教育问题扣动千家万户的心弦．是全社会热切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决定着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认真对待。     

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分析

政治认同是政治统治合法性的理念基础,是实现和推动社会政治发展的重要资源和动力,对维持一个国家的政治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基于物质和情感需求的满足程度而始终处于动态状态,围绕"基本认同"上下波动。总体来看,我国民众的政治认同主要围绕物质利益的获得与受保护情况、社会政治生活的有序与否、情感与尊重的满足情况以及未来期望能否逐步实现等四个基本向度展开。利益失衡、情感上的落差以及政治权力异化是导致民众政治认同不稳定的主要诱因。培植民众政治认同就要从民众利益的实现与保障、民众情感的维系与加强以及政治权力的规范行使等三个方面去努力。     

“一带一路”跨文化媒体传播中受众的体认顺应

基于主体体认顺应原则,文章聚焦透析"一带一路"跨文化对外媒体传播中沿线国家民众作为传播受众的内在认知心理操控规律。研究结果表明:"一带一路"跨文化对外媒体传播就是一种跨文化、国际化认知心理衍射行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的内在心智活动是基于各自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框架,以意义为内核的体认顺应、动态交互行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体认顺应的实现是视角择定、体认、转移、顺应、合成五个动态认知机制交织共生的结晶。     

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关系之梳理与整合

面对当前少数民族地区纠纷解决中出现的"边缘地带、真空地带"以及"二次司法"等现象,我国的现有法律涵射范围有限,习惯法就时不时地介入到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来。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二者关系如下:民族习惯法是国家法制定的起源;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互相配合,作为两种完整的体系独立存在着;国家法需要吸收整合民族习惯法;民族习惯法与国家法功能互补、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     

民众政治秩序观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我国C省居民的抽样调查

文章运用政治社会化理论,解释影响民众政治秩序观的主要因素及其机制。研究发现,在"经济—社会地位"模型中,个人经济地位与受教育程度有助于形塑民众自由、开放的政治秩序观,而生活满意度则使民众对政治秩序的价值取向趋于保守。在"政治境遇与实践"模型中,政治身份和地位使民众的政治秩序观趋于封闭、保守;维权抗争经历对民众的价值支持有重要的积极作用。更值得重视的是,民众的政治秩序观在很大程度上受"闹事逻辑"的影响,认同"闹事逻辑"的民众在价值认知上较保守,但其价值支持却更自由、开放。进一步的心理机制分析显示,民众秩序观的价值支持不仅受价值认知的驱动,还受家长权威意识尤其是"闹事逻辑"等心理动因的影响。     

国外一些执政党获取民众认同的路径

周敬青在《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执政党执政在政党、国家与社会构成的三维空间中全方位、多角度地展开，是一个具有内在规律的政治过程。民众是政党、国家与社会最基本的构成要素。面对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背景，国外一些政党奉行民众至上的价值取向，从拓展本党民众基础和巩固自身执政地位的高度出发，寻求获取多数民众支持认同的路径。     

从地方政府创新看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化

从"地方政府创新"个案来观察和分析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要阐明这样一个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问题。以期明确这样一个趋势:俾使国家(政府)与社会关系成为相互支持、相互制衡的民主的法治的关系,端赖政府权力法治化、扩权社会(让社会自身组织起来而不是政府把社会组织起来)、扩大基层自治体包括社会组织民众参与并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造成一种彼此在法治或宪法范围内行动的政府与社会共同治理(不是统治也不是管控)的良性互动关系。鉴于此,地方政府创新就应该包括在权威合理化和社会组织体制或社会力量的建构之中。     

《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专制国家”图景——专制集权国家的制度构成与社会条件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对法国君主专制的具体分析中,勾画出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一些共同特点:它以社会资源的某种"自由流动"、特别是小土地所有制为主要经济基础,以对"全能国家崇拜",以及民众的自私、精神"碎片化"为思想文化基础,以中央集权的官僚制为组织手段与制度要件,进而形成一种没有法律、制度等"正式约束"的君主集权。本书可谓一部研究专制集权制国家类型的经典之作。     

法治融贯性与网络参与

市场经济大潮催生了相对独立于国家的“社会”的产生,也催生了民众的权利共识。这种共识与国家具体法律发生冲突时,引发民众法治融贯性要求和网络参与。文章以房屋拆迁自焚案和孙志刚案为例,凸显法治不融贯之现状,探讨不融贯之原因是国家建设——社会建设不平衡,提出以“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思想为指导,以国家主导——社会参与之融贯为基本路径推动融贯建设。     

中国传统的社群正义观念:主要特征与社会根源

民众正义观念是普通民众内心中所持有的、用来衡量社会资源的分配状况是否合理的"标尺"。如果以社会成员结合形式的不同为划分标准,民众正义观念可以分为社群正义和社会正义两种类型,两者在主体、客体、原则,以及比较对象选择等维度上具有明显差异,分别对应着传统与现代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和社会结构。社会的现代化必然会要求社群正义向社会正义观念的转型,而只有系统比较当前的正义观念与传统社群正义观念之间的差别,才能全面了解正义观念的现代化程度及其影响因素。系统"还原"传统社群正义观念的主要特征、阐释其社会根源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测量当前的民众正义观念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究竟走了多远的前提,也是正义观念现代转型问题研究的"原点"。     

试论代中国的民主大战略———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论看中国农村基层民主

现代政治学的研究表明,民主政治与一定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即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民主政治才具备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民主政治发展的空间就越大,反之就越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西摩·马丁·李普塞特认为:“一个国家越富裕,它准许民主的可能性就越多。”他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现在,人们一直认为,只有在富裕社会,即生活在现实贫困线上的公民相对较少的社会,才能出现这样一种局面:大批民众理智地参与政治,培养必要的自我约束,以避免盲从不负责任煽动的呼吁。一个分化成大多数贫困民众和少数显贵的社会,要么导致寡…     

历史教育与国家认同——香港青少年国家认同建构再思考

香港回归二十一年,部分香港民众反而越趋呈现出对内地的抵触和国家认同感的消弱,尤其是青少年。近年来,为什么出生、成长于回归后香港的年轻一代并未对内地、国家产生强烈的亲近感,却总以"他者"自居,其本土意识不断得到强化和凸显,而国家认同则不断被消解乃至缺失?历史教育的缺失是其认同危机产生的内在根源。回归前香港国史教育先天不足;回归后国民教育遭受抵制,国情国史教育存在重大缺憾与不足。因此,必须重视历史教育,从教材编写、国民教育推动及文化交流方面着手,增强青少年的国家认同。     

新传媒变革下官员微博探讨

新媒体正日渐成为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和工具。官员微博搭建了国家政治、经济系统和民众间的一道桥梁。官员微博的基本内涵是"问政",官员微博问政的突出特点是平民化和亲民性,必须树立平等对话与交流理念。     

民众力量:一种临时性权力关系的生产与消解——对"西安宝马案"中"平民精英团体"的分析

本文通过对刘亮家人、自愿相助的律师、栾文堂、王晓斑、众多彩民组建的临时性“平民精英团体”的分析,呈现目前中国社会民众力量形成过程,同时分析这种民众力量是如何被国家权力技术消解的。     

反腐民本主义：内涵与模型

民本主义重视民众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将民众视为国家治理的根本。腐败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民众与之始终脱离不了联系。民众是腐败的直接或间接推动者,也是治理腐败的重要力量。反腐民本主义包括以下内容:第一,反腐败以增进民众利益为终极目标。这是反腐民本主义的最重要的元素,其他方面均由此衍生而来。第二,了解民众对反腐败的需求。第三,降低民众对腐败的容忍度。第四,增强民众对反腐败的信心。第五,为民众参与反腐创造条件。政府必须提供民众参与反腐的渠道,保护民众参与反腐的权利。第六,解决民众身边的腐败问题。     

党员在网络世界里也要慎独慎微

正当下,中国正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历史进程之中,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全力守护的"第五疆域"。大数据时代,"互联网+"与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深度融合,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和思维方式。网络成为人们了解世界的窗口、全球发声平台、民众汲取精神营养的重要领地。人们的生活由现实社会拓展到虚拟的网     

重塑价值反思之维--哈贝马斯政治合法性理论研究

哈贝马斯的"重建式"合法性理论不同于霍布斯、韦伯以降的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经验主义合法性理论强调"统治绩效"与"行政合理性"对"统治权利"论证的重要性,而且认为政治合法性的获得、维系与巩固是政权机构对民众进行"单向灌输"与"主动论证"的结果.哈贝马斯分析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肇始的动因,指出正是由于"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价值领域"意义缺失"导致了西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化危机的产生,唯有在公共领域中彰显"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重要性,在交往共同体中增进民众与政权机构之间围绕"统治权利"所进行的交互式论证,在生活世界中重塑多元价值反思与批判的维度,才有可能解决政治合法化危机.     

公民伦理与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建设

国家公职人员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社会几千年封建专制历史所形成的"差序格局"中的熟人社会交往方式,对当前的公职人员的工作与处事方式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西方社会中影响深远广泛的是"契约论"精神,形成了分权制衡的格局,有利于公民权力空间的成长。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公民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已难以适应公共交往领域,治理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要大力培养民众的公民意识,尤其公职人员自身的公民意识和公民伦理道德观念,从而保障国家和政府职能的正当行使和公民权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