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突发事件应对中的多元共治及完善

我国应对突发事件多元共治不足,突出表现为责任归并后的不力、由于常设性应急主体的缺失而导致的地方政府各部门间相互责任的推诿、区域共治中的矛盾及社会参与主体多元化程度较低.建议合理构建大部制,成立长设型应急管理机构,完善政府&社会及区域应急共治.     

论多元共治的版权信用体系建设

我国现代化版权信用体系的建设应当坚持多元共治的理念。版权信用治理应当设定多维目标,关注多方面利益需求;版权信用治理的主体应当坚持多元化,在政府主导下广泛发挥各种力量的作用;版权信用治理的对象应当覆盖常见的多类失信行为,不能顾此失彼;多种机制应当在版权信用治理中交叉使用,并能够进行有效协同;版权信用治理的方法应当具有多样性,并基于失信行为的特点加以灵活运用。     

传统中国的多元共治与伦理法制——兼论重塑多元共治

传统中国形成了一元化的行政管理与多元化社会基层组织自我管理有机结合的多元共治机制,这是出于社会环境的必然选择。在多元共治中,国家着眼于指导思想、文化背景、法制保障等方面建设,而具体的、细化的甚至是琐碎的管理事务则由基层社会组织完成。基层社会组织通过民间规约实现自我管理。伦理法制为维护基层组织权威和社会共同价值文化提供法制保障。创新社会管理在某种意义上亦是抹不去的历史回归。     

论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我国法治进程的作用

自从党的十五大正式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我国的基本治国方略确立以来,理论界对如何在中国实现法治进行了大量探索,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观点,如"法治自然演化论"和"法治推行论"等。本文认为,法治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推进法治进程仍应坚持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理论,在大力引导和推行的同时,仍要夯实法治发展的经济基础。鉴于我国的基本国情,发展民营经济对促进我国法治进程将会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论中国古代的德法共治

习近平同志在十九大报告中再次提出坚持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相结合的论断,本文从中国法制历史的实际出发,结合儒、法两家关于德治与法治的学说,介绍了以德化民的历史功用;同时,阐述了管仲以法治国的提出和法家法治学说的发展历程,指出法治工具论的价值取向及其局限性。本文还着重介绍德法互补、共治的发展进程,以周初明德慎罚为德法共治的发端,以两汉德主刑辅为德法共治的发展阶段,以唐代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为德法共治的定型阶段,借以说明德法共治的阶段性和一贯性,进而论证德法互补、共治是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规律,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强国提供借鉴。     

依法治理应为民营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

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成为汕头经济发展的特色和亮点。目前，全市共有民营企业6．87万家，2002年创工业产值649．44亿元，上缴税收22．7亿元，分别占汕头市总量的77．4％和43％。同时，民营经济成为汕头吸纳就业的主渠道，目前全市民营经济吸收的劳动力52．36万人，其中吸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4936人，城镇待业人员6万多人。可以说，民营经济已成为汕头建设“经济强市”的主要支柱。     

东亚法治社会论纲

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是历史的必然 ,是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东亚国家形成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是商品经济的发展 ,其内在精神要件则是不同于新教伦理的其他理性文化。由于形成法治社会内在要素的条件和时间不同 ,东亚国家走上法治社会也就具有指导思想、进程、政府地位和民族性等方面的多元特色。     

发展社区共治 探索志愿服务

本文依托上海实践,从社区治理的服务对象与自治主体——"居民"角色着眼,探讨其参与志愿服务的意义、现状、特点,并指出居民志愿服务参与不足、推动社区治理乏力的问题,从如何加快志愿服务发展、促进社区共治进行思考。     

论一体建设法治社会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是中国建设发展的主观选择,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需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其思想基础,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相对于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是指全部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法治化。法治国家、法治政府与法治社会要一体建设而非分体建设、要同步建设而非分步骤建设。要从理念和思维层面、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层面、社会自治能力层面充分认识法治社会建设的艰巨性、复杂性。我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基本路径在于:以坚持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政府主导与社会共治为基本方式,以培育法治信仰、增强全民法治观念为突破口,以构建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为重点,以形成多元融贯的规则体系为支撑,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达到整个社会和谐有序、健康发展。     

“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

尽管社会共治的中国言说受到域外理论的影响,但其实践脉络和理论内涵依然有着自身的特点。这是全球化、经济发展和政府决策共同作用导致的结果。而法治中国命题的出现,从语境、实践和理论三个层面,为社会共治话语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契机。社会共治是法治中国实现的重要途径,社会共治本身也蕴含法治的维度,其以法治为平台、限度和最终归宿。     

大数据背景下高校电信诈骗的多元治理探讨

互联网和电信技术的快速发展在给民众生活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产生了具有时代特征的电信诈骗违法犯罪,高校则是电信诈骗的高发地.电信诈骗治理实践中存在诈骗手段先进与防范方式落后、诈骗分工明确与治理协作力度不足、诈骗精准度高与劝阻欠缺精准度等矛盾.破解电信诈骗治理的矛盾之道,在于采取多元共治模式.需要以大数据为纽带和平台,有...     

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贡献论纲

系统、深入、精准地提炼出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原创性理论贡献,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研究的一项重大课题。在法治地位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从经世济民、治国安邦等方面,创造性地提出了法治强国、法安天下、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等重要命题。在法治道路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把法治道路选择问题置于法治首要地位,深入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理论精髓、实践精义,构建起了系统完备的法治道路理论。在法治结构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原创性地提出法治体系范畴,并对法治宏观结构作了多重划分,开辟了法治结构论发展新境界。在法治关系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刻揭示了政与法、党与法、法与民、法与德等重大关系,揭开了法治关系论发展新篇章。在法治与发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阐释了法治与国家治理、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社会发展、生态文明发展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世界最具原创性的法治和发展理论。在法治方法论上,习近平法治思想系统提出了领导推进法治建设的科学思维、正确策略、有效方法,创造性地构建起了一个全新的法治方法论体系。     

社会治理共同体法治建构的逻辑理路与优化路径

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是深化社会治理理论研究、回应社会治理诉求的时代必然。当前,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还存在治理主体间权界不清、集体治理行动受阻、治理文化认同不一致等困境,因而必须深入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法治建构。多元共治是社会治理共同体的核心内涵,也是社会治理共同体法治建构的逻辑起点,在法治赋权和明确各治理主体法定角色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协同治理的法律框架和权责清单,形成协同治理有机体系,建立平等协商对话机制,能够规范治理主体的治理行为、激发治理活力,提高治理效能。     

习近平法治思想引领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

本文深入探讨习近平法治思想在推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核心作用。强调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重要性,特别是在构建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方面的一体化建设。指出人民性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核心,强调以人民为中心的法治理念。探讨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理论及其价值,强调政治价值、社会价值和法律价值的相互关联和重要性。着重分析多元主体共建法治社会的建构路径,从“自上而下”向多元主体协同的转变、法治社会建设中的“帕累托优化”,以及从法治成本分担演进至利益共享三个角度出发,为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协商共治:建构农村基层治理的制度性合作关系

村民自治在我国的出现,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国家与社会权力关系调整的制度结果.但村民自治在实施过程中体现出了一定的制度限度与困境,其背后所反映的是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治理权力格局中多元主体间的结构性张力.在此背景下,建构多元治理主体的制度性合作关系,实现其合作共治是农村基层善治的重要途径.在我国传统协商治理以及西方协商民主理念下建立起协商参与机制,则是实现这一制度性合作关系的现实选择.     

从贵族法治到帝制法治传统中国法治论纲

法治转型是围绕社会转型进行的,中国第一次社会转型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与此相应,法治转型则是由贵族法治转为帝制法治。贵族法治的特质是别亲疏、殊贵贱、断于礼,也就是西周以降的礼治。"废井田,开阡陌;废分封,立郡县"是春秋战国社会转型的全部内容。这种转型用今天的语言来表述,就是经济转型和政治转型。为适应社会的这种转型,先秦法家提出了"法治"理论。这种"法治",与传统的礼治相对立,其特征是"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重心是治吏治官。这是秦汉以后中国法律制度的思想基础。秦汉以后的中华帝国法治主要是这种观念制度化的结果,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用"儒家思想法律化"来概括帝制中国的法治特征较"法律儒家化"为妥。     

法治中国背景下国家责任论纲

国家责任是指公民合法权益遭受公权力侵害,或者公民因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以及灾害事故陷入生存困境,国家对其承担的损害填补、困难救济和基本生存保障的法律义务和法律责任。人权、法治和正义理论的发展,党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举措,必然推动国家责任体系拓宽、深化。健全完善包括国家赔偿、国家补偿、国家救助和社会保障为主要内容的国家责任体系,加强不同国家责任制度的衔接应对,对于进一步贯彻落实尊重和保障人权宪法原则,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推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最大限度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具有十分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民刑共治：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

受民刑不分以刑为中心的传统法制影响,重刑轻民的刑治模式成为我国犯罪治理的主导模式。为回应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以及民法典时代提出的新要求,应构建民刑共治的中国式现代犯罪治理新模式。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追求良法善治为目标,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以泛刑化和重刑化为特征的犯罪之制,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实现向犯罪之治的现代化治理目标转型。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价值,而传统刑治模式体现的是工具主义的物本逻辑,这就需要通过民刑共治新模式塑造犯罪治理的人本逻辑价值观。中国式法治现代化要求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理念,而传统刑治模式则体现较强的公权扩张色彩,这就需要以民刑共治新模式构建私权保护的现代化法治思维,最大化地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