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

“陕北肃反”①发生后,中共中央虽然在1935通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做了初步处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争论依然继续.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西北高干会,全面否定了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     

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结论研究

西北高干会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一次对中共西北党史进行重新认识的重要会议。西北高干会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结论是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肃反受害人和相当一部分知情人当时对西北党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西北党史的主要结论基本不存在高岗欺骗中央、扭曲事实的因素。但是,由于当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基本范式的二元对立党史观来总结西北党史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这使西北党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对以"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党史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并在实践中给予了解决。     

李维汉与“陕北肃反”争论的解决

正"陕北肃反"是中共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李维汉在解决"陕北肃反"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既是中共中央指派了解"陕北肃反"详情的先遣队成员,又是具体负责审查"陕北肃反"的中共中央党务委员会成员,还是主持分配"陕北肃反"受害幸存者工作的重要负责人。在处理"陕北肃反"问题期间,李维汉既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存在一些时代和个人因素的局限。"文革"结束后,关于"陕北肃反"的争论再次爆发,严重影响西北老干部间的团结。李维汉受中共中央委托主持解决这次争论。在此期间,李维汉倾注了大量精力,为推动"陕北肃反"争论的解决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得到争论当事人和中共中央的肯定。     

“高饶事件”阴影下的“陕北肃反”再争论

"高饶事件"发生后,在"两会(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确立的刘志丹、高岗等是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结论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的新结论,虽然在字面上继续维持"两会"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肯定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物,仍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解释陕北肃反,但是新结论在涉及正确路线代表人物、肃反领导人责任、责任性质、领导人个人品质等问题时都作了重大修改。小说《刘志丹》事件发生后,习仲勋等坚持"两会"结论的一批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1935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左倾肃反,史称陕北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当地的某些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迅速释放了被关押人员,从政治上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定性,在组织上对肃反的某些领导者进行了处理,初步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化解了根据地的危机。     

张闻天纠正陕北“肃反”

1935年秋,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爆发了一场错误"肃反"运动,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军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释放了刘志丹等被错捕的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也为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落脚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关于《王世泰回忆录》中一个史实的说明

今年 4月我社出版了《王世泰回忆录》一书。书中在叙述陕北肃反问题时 (第 2 1 4— 2 1 5页 ) ,引用了 1 942年 1 2月中共中央《关于 1 93 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一段话 :“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 ;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 ,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郭洪涛同志来函反映 ,1 95 9年 1 1月 2 3日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 ,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 ,作了新的结论。其中说 :陕北错误肃反事件 ,“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     

对《董必武传》两处史实的考证

《董必武传》中的两处说法有误:一是1935年11月5日董必武和中央机关从甘泉县下寺湾出发,于11月10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二是中央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通过综合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可以确定董必武到瓦窑堡的确切时间应该为1935年11月7日；“五人党务委员会”是在中央机关在到达瓦窑堡之前的下寺湾成立的.     

以专项督杳调研推动全省党史工作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意见》（中发[2010]10号文件）《中共山西省委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史工作的实施意见》（晋发[2010]29号文件）精神，推动全省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省委成立督查组，于2013年9月下旬至10月上句对全省11个市和部分县（市、区）党史工作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调研。     

关注“三农”的6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从理论上肯定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7个“一号文件”

一，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二，1983年1月，第二个中央“一号文件”《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正式颁布。三，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强调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延长土地承包期。四，1985年1月，中共中央、     

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7个“一号文件”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对迅速推开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总结。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同时还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1982年“一号文件”与之后的连续4个中央关于农村政策的“一号文件”在中国农村改革史上成为专用名词——“五个一号文件”。     

部分地县传达贯彻全省党史工作会议情况

泉州市全省党史工作会议后,泉州市委常委听取了市委党史委的汇报,并作出决定:1.机构名称改为市委党史研究室,机构级别、编制不变,仍为县(处)级单位,编制15人,要求市党史委代市委拟个通知,连同县党史机构改称,鲤城区、石狮市党史机构设置,下个文件(中共泉州市委已发出“泉委[1990]综068号”《关于党史工作机构改称等问题的通知》文件)。     

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京召开

9月8日至9日,全国党史研究室主任会议在北京隆重召开。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认真学习中央关于党史工作的一系列重要指示和要求,贯彻落实中办发[2006]23号文件和中央党建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总结2001年以来的党史工作,研究今后五年进一步开创党史工作新局面的任务和具体部署。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李景田作重要讲话,他指出,通过深入贯彻中办发[2006]23号文件和中央领导同志     

对党史工作的几点意见

这篇文章对党史编写工作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希望党史工作者编写出质量最好的党史读物。这些意见实际上代表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关心党的历史和未来的殷切之情。愿党史工作者珍惜这些勉励,将高质量的著述奉献给读者。文中提出的关于党的创立和红军长征落脚陕北的问题,现简要说明如下。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日益结合的结果。1920年8月,在中国工业和工人运动的中心上海,建立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并成为创建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活动中心。武汉的共产主义小组,是董必武与李汉俊联系,刘伯垂从上海携带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回武汉后,于1920年秋天建立的;长沙的共产主义小组,是毛泽东得到陈独秀写信委托,以新民学会的骨干为核心建立起来的。其他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都是通过与陈独秀、李大钊和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联系而建立的。1921年3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表了共同声明。不久,中国共产党于7月正式宣告成立。关于陕北有根据地和红军,中共中央在长征前就已经知道。1932年4月20日,中央曾作出《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长征途中,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会议上作出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中,也提到过“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及游击区域”。1935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率部队到达哈达铺,从一张报纸上得知陕北根据地的规模仍较大,红军数量也较多。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榜罗镇召开会议,正式决定落脚陕北,把陕北根据地发展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关于“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首先提出”问题

近年来,党史学界对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问题的研究取得了进展,同时对“共产主义小组”名称问题展开了争论.这种学术讨论,将会推动研究的深入发展和问题的辨明,具有学术价值和积极作用.“共产主义小组”,不是中国当时的历史名称,而是后来在我国逐渐传开的.现在分歧的问题是,到底是谁“首先提出”这个“共产主义小组”名称的?党史学界比较流行的看法是:1936年由陈潭秋在莫斯科“首先提出”的.而李俊新同志不同意此种说法,并在1986年第10期《历史教学》上的《“共产主义小组”名称是何时提出的?》一文中,发表了“最早是在1922年7月由马林首先提出的”“新看法”.文章中还点名要与笔者曹仲彬商榷.我们只好来一个“商榷”的“商榷”.     

夏曦与苏区“肃反”

1928至1935年．由于“左”倾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主导地位，一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在苏区各地疯狂展开，中央苏区的肃“AB团”运动、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运动、鄂豫皖根据地、湘鄂西苏区、赣东北苏区、陕北根据地的“肃反”运动都曾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惨遭杀害。湘鄂西苏区是当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三大苏区之一，夏曦在这一苏区的肃反活动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他自1932年起，在短短的几年时间之内，就先后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肃反活动，使3万多人的红3军迅速下降到3000余人，弄得整个部队人心惶惶。     

“文革”后600部电影如何解冻

成立“电影复审小组” 1979年,对大量“文革”前拍摄电影的解禁成为重新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生活的重要决策。 1976年11月,陈少舟接封通知,到电影局“电影复审小组”报到。与他一同进入复审小组的,还有刚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大学生李梦学。当时,中共中央在18号文件提出,要文化部组成“电影复审小组”,逐一筛选建国17年来曾被江青打为毒草的600多部影片,只要没有大的问题,中外电影都可以公开放映。     

张闻天与高岗

正张闻天从陕北"肃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岗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肃反"的狂飙悄然而至。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审讯科长),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在刚抵达陕北不久,就指责陕北党和陕北     

遵义会议后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研究

对遵义会议后由毛泽东、周恩来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机构,前几年已有人对此作过研究,对它建立的时间、过程和这个机构的性质等问题作过若干论述,但有些问题值得重新探讨。本文拟提出几点意见,与中共党史学界的同仁切磋。一、关于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的名称在目前的各种回忆录和论著中,对中央三人军事领导机构的名称记载各异,诸如“三人小组”、“三人指挥小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军事领导小组”、“三人军事小组”等。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关于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若干情况的调查报告》,是以“三人军事小组”作为正式名称的。新版《中共党史大事年表》则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为名称。尽管名称不同,实际所指并无二致,但是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名称不统一,毕竟不是一件有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