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哲学的身体维度——兼论改革的逻辑

发现人类身体与人作为实践主体的关系,是马克思留给后人的未完成课题.本文试图在主客体框架内嵌入身体行为过渡到实践的一系列问题.马克思早就发现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本体论哲学“无人身的理性”带来的抽象和空泛问题.但是,中国传统哲学强调生活的具体性和人类活动的身体基础.作为一种文化传统它深刻地影响了我们至今的思维方式,它可以解释我们改革开放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思维方式的基础,也可以解释我国今后人文教育的改革方向.身体思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结合的一条重要的途径.     

政治学理论中的制度与行为研究

制度与行为及其相互关系是政治学理论中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如果说，早期政治学单纯地研究了制度的话，那么，行为主义与理性选择理论作为对它的反思，则开始第一次关注了个体行为，只不过行为主义主要从社会学、心理学入手，而理性选择则从经济学入手。而最近学界炙手可热的“新制度主义”则应视为对两者相互关系的思考。     

黑格尔身体观探赜——兼驳“客观唯心主义”误读

黑格尔哲学长期被贴着"客观唯心主义"标签,此标签化理路常将黑格尔身体观归至柏拉图、笛卡尔所代表的唯心主义阵营,误把黑格尔式身体还原为与心灵相对的实体;且囿于"无人身的理性"的定论,后继学者较少研究黑格尔自由观的身体思想。从身体视角来看,黑格尔认为身体具有生命能动性,在认识论和道德哲学中肯定身体的意义;其身体思想主要继承亚里士多德身体观内容,是非柏拉图主义的。与笛卡尔实体二元论不同,黑格尔指明身心具有内在目的关系,"身心共同体"在生命中辩证发展,身体在"习惯"中彰显"主体化"潜能。结合所有权及主奴辩证法的身体思想来看,黑格尔在法哲学上强调身体自由与意志自由在生命中是有机统一的,且需植根于相互承认。     

真相欲求与诉讼认知冲突的分析--以“复旦投毒案”为例

真相欲求是刑事司法的关键目标之一,但不同诉讼主体对“真相”的建构可能不同。以“复旦投毒案”为例,控辩双方既对“整体论”与“原子论”的认知路径存在分歧,又对“排除合理怀疑”存在明显的认知差异,致使双方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截然不同。要解决此冲突,法官应整合“原子主义”“整体主义”思维,并为“排除合理怀疑”划界,但对“原子论”的追求应止于诉讼经济理性,对“合理”的理解不可超越经验、逻辑而向裁判可接受性妥协。总体而言,真相发现需要以诉讼公正为底线,应回归程序理性指导下的价值权衡原则,进而弥合双方的诉讼认知差异。     

西方发展观的反思与新发展主义的兴起

一、对西方传统发展主义的理论反思与批判在西方传统发展主义的辞典中 ,“现代化”就是“发展”的代名词 ;支撑“现代化”的理性主义原则是“发展”的理论基础。发展主义强调发展中国家要以创新、合理、绩效、合作的理性文化精神为指南 ,走上西方现代化发展之路。体现这一宗旨的发展主义的典型形式 ,是美国５０、６０年代盛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这一现代化理论并非我们通常所说的广义的现代化 ,它是“二战”后美国政府第三世界援助政策的理论基础 ,也代表了西方发展主义理论的主流形态。现代化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他以…     

自我技术视角下青年女性的健身实践：“身体美”的审美转向与成因分析

本文依循米歇尔·福柯有关“自我技术”的阐释,以青年女性的健身运动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她们进行“自我审视”和“自我修炼”的实践过程,并对她们身体审美的转向进行了成因分析。研究发现,青年女性在对“身体美”的认识上,积极突破传统思维中对女性形象的固化认知,接受更为广义、多元的女性美;在对“身体美”的获取方式上,选择通过严格训练、量化饮食、身体恢复等途径科学合理改善体形、提升身体素质。青年女性“身体美”的审美转向体现出女性身体观念随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变化,这种变化则主要源于国家制度层面推动、健康意识觉醒、女性社会地位提升以及自我意识成长等因素。     

苏格拉底“身体”的感性省思

西方哲学史上的"苏格拉底问题"说明柏拉图等人对苏格拉底言行的记叙,与历史上真实的苏格拉底并非一致,这一问题映射在身体的认识上,是苏格拉底与柏拉图的思想绝然不同。与柏拉图坚决摒弃身体对思想的影响不同,苏格拉底认可感性的身体。苏格拉底实现古希腊哲学从自然转向身体,在社会上他以身为教,最后以身殉道。在他身体力行其哲学时,他既揭示灵魂的理性力量,又对感性的身体尽力彰显,以图把感性的身体作为其认识人类自身的重要途径。     

“新理性精神”及其现代意义

20世纪90年代,以钱中文先生为代表的文艺理论家提出了“新理性精神”,引起了文化艺术理论界很大反响,至今仍成为关注的理论热点。新理性精神是对旧理性的反拨,一种注入新质的理性,它以现代性为指导,以新人文精神为内涵与核心,以交往对话精神为思维方式;新理性精神为当代文艺理论重构提供了新的观念、立足点意识和思维方式,对文艺学建设具有突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对“无为而治”传统管理思想的认识

随着我国社会的发展与转型,传统行政管理思想中感性思维的朦胧性日益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因素所改造;同时,人本主义与系统思维的发展使西方的行政管理思想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西行政管理思想在一些方面日益表现出融合趋势。然而,现代中国绝不能摒弃传统文化,而应吸取其合理思想,并注入时代精神,在现代社会中充分体现其价值和意义。一、遵循“天、地、人”和谐的自然法则道家无为思想作为现代可持续发展思想确立的参考之一,主张把发展的代价控制到最小,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顺自然而行,尊重规律;而不是掠夺自然,索取…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

论康德实践理性“二律背反”的由来和解决温纯如“二律背反”作为康德哲学的辩证法对人类辩证思维的发展曾起到巨大的作用。如果说康德纯粹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了人类理性本身产生矛盾的必然性，把辩证法引入认识领域；而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揭示出道德与幸福的矛盾...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研究

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既对行为主义和理性分析制度有所批判,又对经济学新制度主义和社会课需关注制度等基本理论和术语有大量借鉴与吸收,在政府管理、行政研究、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分析等诸多领域得到了很大的推广。本文就将对现代视野下的新制度主义政治学基本研究成果和对传统理论的发展进行论述。     

现代化建设的又一个新的理论支撑点：经济哲学

一、经济哲学学科的标识性旗帜：经济的智慧理念和经济的人文关怀 1999年11月13日,张雄教授在《人民日报》上撰文指出：哲学家再也不能漠视经济学和经济活动,经济学家也不能再拒绝哲学。他提出了经济学和哲学“联姻”的观点。哲学智慧理念和人文关怀对于经济学发展和拨开经济实践中的种种迷雾,都是重要的。经济学和哲学如日月相互辉映,本来是经济学的固有传统。经济学家的哲学思维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埃里克·罗尔在《经济思想史》中指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位具有分析头脑的经济学家。”理性是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念,经济理性是从哲学理性即自然法中脱胎而出的,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中指出,“自然理性是理性之母”。关于“经济人”     

文艺学知识形态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

文艺学知识形态建设中存在本质主义、反本质主义、建构主义等三种不同的思维方式。本质主义表现在文艺学教材、文学批评实践等方面;反本质主义通过反思经典知识颠覆传统,用“日常生活审美化”重构文艺学知识形态;建构主义反思与重绘文艺学知识“场域”,凸显“关系主义”的文艺学知识形态。文艺学知识形态中多元思维方式应该形成一种和谐关系,需要进行自身清理,凸显当代性和社会使命感,对自身建制、学科理念进行批判性反思。     

和合行政观：中国特色政府行动原理之内核及其灵活性治理意涵

公共行政观源自约束条件下可治理性寻求的日常政府治理实践，而“可治理性寻求=确定性寻求+灵活性寻求”。理性行政观擅长确定性寻求，和合行政观则以灵活性寻求见长。和合行政观在本体论上强调关系本体性；在认识论上主张复杂范式、关联思维、辩证逻辑以及三分法；在价值论上强调和的逻辑、各得其所以及允执其中。在政府行动层面，和合行政观强调以“讲求度”“阴阳互补”“关联主义”以及“变通主义”为方法。融合理性与和合精神于一体的“理性-和合”行政观更符合中国国情，更有利于朝向兼顾确定性与灵活性的方向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     

要命的“身体主义”

要命的“身体主义”卓松盛（特约撰稿人）中国人如今何以这样＂惜命＂了？健康曾几何时作为人们放在桌面上的追求？＂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时代养成了中国人重视＂思想＂、＂精神＂的习惯，现在这种习惯已被汹涌而来的＂身体主义＂取而代之，人们起来越看重人的自然性、肉体...     

论生态哲学视阈的当代流散文学

流散文学以艺术的形式对“流散”这一历史文化现象进行了诗性的表征．蕴藏着丰富的文化与审美内涵。作为异质文化接触的产物和表征。流散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诸多文化症候。生态哲学以其有机的、系统的、互利的思维方式为流散文学的研究提供了多方面的启示意义。生态整体主义、二元模式批判、互惠价值观等核心思想的提出为构建健康的文化生态、实现流散文学向世界文学的良性进化提供了哲学基础和理论参照。     

刍议强人工智能的刑事主体地位

人工智能技术给传统刑法理论带来巨大挑战,学界对强人工智能能否成为刑事责任主体存在颇多争议。强人工智能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与刑法意义上的辨认和控制能力并不相同,因此难以认定强人工智能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强人工智能本质为程序,以程序作为刑事责任主体并不恰当;同时,难以设计合理有效的刑罚体系对强人工智能进行适用。强人工智能的价值是服务人类,将其视为附属于人类的“活的工具”似乎更为合理,使用一般技术手段对强人工智能实施的侵害行为进行规制更符合刑法的谦抑性要求。     

人工智能刑法属性的科学定位——“智慧型工具说”的提倡

人工智能犯罪是极为现实的问题，为了应对这一问题，刑法首要解决的应当是人工智能刑法属性的定位问题。人工智能具有自主学习、自我升级的特点，与传统工具存在差别。人工智能不具备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不能成为刑法评价意义上的犯罪主体。在可见的时间范围内，人工智能的本质只能是工具，但又与传统工具存在差异，人工智能是具有“智慧”的工具，即“智慧型工具”。在“智慧型工具说”下，人工智能涉及犯罪的应对思路主要包括对技术的规制、对直接责任人的追责、对无故意/过失的免责以及对人工智能致害保险制度的探索，无需以承认人工智能的刑法主体地位为前提。     

“高度教学”:“双减”时代教学改革的创新路径

“核心素养”与“双减”的共轭需要“高度教学”的积极参与。“高度教学”是以高端观念为引领、多元思维为辅助、塔型知识为内容、多层阶梯为进径,教师启发学生自上而下整体把握与自下而上探索生成相结合的一种教学活动。“高度教学”在学生关键能力培养上可以通过“由博返约”“拾级而上”而快速迈向“精辟通透”;在必备品格培育上可以通过“哲学熏陶”与“正负结合”而快速迈向“天人合一”;在教学效果提升上可以通过“卫星传输”与“星系关联”而快速迈向“优质高效”。为此,需要教师在教学设计上“以终为始,显隐搭配”;需要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具身参与,美美与共”;需要教学团队在教学研究中“系统统整,学科融合”。     

“双和解”:对共同体理念的哲学思考

马恩始终将自然史和人类史进行结合研究。“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的“双和解”理念包含深刻的共同体哲学意蕴:就建立人同自然和解的生命共同体而言,人类应遵循规律,确立自然是人类无机身体的意识、人类需要的边界意识以及“生态理性”意识;就建立人与人和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人类需要充分理解群体存在与群体意识、个体存在与个体意识、类存在与共同体意识,在个体发展方面强化类意识,在类发展方面强化共同体意识;从“天人合一”到“生命共同体”和从“天下大同”到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彰显了和谐共生的中国智慧。而全球化时代,这一中国智慧可以为人类携手共建全球治理新秩序提供具有终极意义的思想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