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与中美关系纪事

<正>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于延安,并从延安走向世界。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1944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延安外事工作的重要开端。随后,中共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也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其中与两国三方(即中美两国和国共美三方)有关的历史事件有重庆谈判、停战谈判,相应的协商机构则有三人军事小组、军事调处执行部     

叶剑英与延安时期中共对美关系始末

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起源于延安，并从延安走向世界。就中共与美国的关系而言，1944年接待美军观察组是延安外事工作的重要开端。中共与来华调处国共矛盾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等也开始了直接的交往，其中，经历了与两国三方（即中关两国和国共美三方）有关的历史事件有重庆谈判、停战谈判，     

美国向延安派遣军事观察组的酝酿与决策

美国政府向延安派驻军事观察组,标志着双方建立起以促成共同对日作战为目的的初步合作关系。派遣观察组一事大致经过了中共方面发出邀请、史迪威总部有关人员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和罗斯福总统最终做出决定三个阶段。美国政府不顾国民党政府的阻挠,坚持向延安派遣美军观察组,是综合考虑政治、军事等多种因素的结果,其根本着眼点在于保持与中共联系的渠道,尽量避免因国共矛盾的激化引发内战,进而在战后远东扶植起一个“亲美”的中国政府。但由于此后美国政府特别是赫尔利采取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致使中共与美国合作关系中断并逐渐走向对立。     

苏联与中国内战的爆发

中国内战的爆发与苏联对国共双方的影响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苏联明里支持国民党,但暗中却不与国民党合作,致使国民党在美苏之间由表面上的中立最后完全倒向美国,毫无顾忌地发动旨在武力消灭中共的战争;另一方面,苏联为一己之利压制中共,但暗中也给予了中共有限的援助,这既使中共坚定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决心,也使中共增强了战胜国民党的信心。国共双方,一方敢于发动战争,另一方又无所畏惧地应对战争,战争于是不可避免地爆发了。     

试论《观察》话语体系中的“中共”

抗战胜利后创办的《观察》杂志,以自由主义理念发表了大量文章,其中有一些评析共产党的言论。这些言论主要涉及中共与内战关系、共产党的"自由"态度、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观、国共关系中的中共等,形成了关于"中共"的话语体系。在这一话语系统中,有些观点存在着与事实明显不符的情况。随着时局的进展,《观察》言论有着激进化的趋向,对中共的认知在不少方面已逐步与共产党的主张相接近。研究《观察》杂志话语中"中共"这一问题,不仅有助于认识国统区知识分子对中共的认知及其舆论变动倾向,而且对于研究中共政治活动的舆论环境有积极的意义。     

瞿秋白与维经斯基对国共党内合作认识的分合

瞿秋白是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在大革命时期为国共党内合作做出了重要贡献。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共代表,在中国革命的早期先后6次来华,与中共关系密切。在国共党内合作问题上,瞿秋白与维经斯基既有共同的观点,也存在意见分歧。探讨两人在国共党内合作立场上的分合,有利于进一步认识中国大革命。     

掩护备战的招牌——记1946年“军事调处执行部”

1945年12月,美国政府派马歇尔来中国,“调解” 国共军事冲突.翌年1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旋由三方(包括美国在内),各派一名代表:中共代表叶剑英、国民党代表郑介民、     

美国“亲共”外交官谢伟思的风雨人生

在毛泽东接触过的美国人当中,最为人们熟悉的是以《西行漫记》蜚声世界的斯诺,而约翰·S·谢伟思,年轻的美国外交官,也应当是其中的一位。1944年至1945年,谢伟思作为美军观察组成员派驻延安期间,毛泽东与他有过多次重要谈话,谈话的内容极其广泛,涉及到国共之间的矛盾、中共对美     

北伐战争时期的战略之争与国共关系

北伐战争时期的战略之争与国共关系陆卫明史学界普遍认为，北伐战争前国民革命军制定的作战方略是，先攻击盘踞两湖的劲敌吴佩孚，然后挥戈东南消灭孙传芳，最后伺机消灭张作霖。笔者认为，这种传统的观点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在整个北伐战争时期，国共双方对北伐战略计...     

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辛亥革命的纪念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非常重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抗日战争时期,中共通过召开纪念大会或座谈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发布通告、标语口号,举行舞会、晚会等形式,开展了系列纪念辛亥革命的活动。中共借助辛亥革命纪念,解读辛亥革命精神遗产,进行抗战救国动员;协调国共关系,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析革命时局,阐释中共革命主张。总结抗日战争时期中共纪念辛亥革命的经验教训,对当今辛亥革命纪念具有借鉴意义。     

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

抗战后期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基础是脆弱的刘德喜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美国与中国共产党一直势不两立。但是，在抗战后期，双方之间却发生了合作。那时，美国派出记者和军事观察组来到中共边区政府延安访问，寻求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后，中国共产党也正式决定...     

关于1944年美军观察组考察延安的几个问题——基于中央档案馆藏相关档案的研究

1944年夏,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开始了对延安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考察。中央档案馆所藏相关档案显示:美军观察组的派驻和撤销都由美国人主动提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美军观察组非常重视,热烈欢迎,并给予了积极配合。美军观察组的目的是搜集有关日军的情报,了解中共的实力和在对日反攻中的作用,确定战后美国与中共合作的可能性。他们通过听取情况介绍、开展专门座谈、实地参观等对延安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作了很多考察,不仅获得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与中共洽谈了一系列军事合作,同时也对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根据地有了全新的认识,给予了客观的高度评价。此外,与美军观察组相关的一些档案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斗争所取得的伟大成就、付出的巨大牺牲及其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全面抗战之初的国共关系——基于对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的研究

在国共关系相对融洽的全面抗战初期,为了改变国民党军队名存实亡的政工体系,在中共影响与扶助下,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战地工作团成立。工作团主要在群众工作、军队政治工作、丰富驻地国民党军队精神生活以及接待来宾等方面开展活动,并且较多地借鉴了中共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模式和工作经验,甚至在一些方面直接照搬了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取得了较好的效果。由于工作团的工作风格颇具中共作风,加上国民党在1938年以后推行积极反共的方针,在国民党武功军事会议上,工作团被强令解散。作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一个产物,工作团兴衰演变的历史脉络恰是国共关系由相对融洽到渐趋紧张的重要体现。     

抗战后期中共与美国合作的思想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共产党与美国一直势不两立。但是,在抗战后期,双方却有过一段合作。那时,美国派出记者和军事观察组来到延安访问,寻求与中共的联系及合作。美军观察组到延安后,中国共产党也正式决定与美国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等各方面的合作。双方在抗战后期的联系及合作,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然而,中共与美国在抗战后期确立的相互联系及合作政策的思想基础却有很大不同。 当时,美国确立与中共联系及合作的政策并不是要实行主义上的合作,而是要实行主义上的排斥。美国人,特别是美国的当权者认为,只要中国共产党放弃了     

从抗战时期国民党处理中共问题的政策思路看国共磨擦

抗战时期,国民党解决中共问题的政策虽有摇摆,但基本上以政治方法解决为主。中共也希望政治解决。然而,由于国共双方对政治解决的理解和期望差距太大,所以无法政治解决。面对中共力量的迅猛壮大,国民党人忧心忡忡,焦虑不安,在明知不可为而又不得不为的矛盾与纠结中,反复挑起国共之间的冲突与磨擦。     

中共对外关系研究的又一次突破——评牛军新著《从延安走向世界——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起源》

三年前,牛军博士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从赫尔利到马歇尔——美国调处国共矛盾始末》(福建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学术界对该书作了颇高的评价,尤其肯定了该书对中国共产党对美政策的研究.学者们指出:关于中共对美政策的研究,“过去一直是中美关系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     

“三人委员会”时周恩来与马歇尔的交往

抗战胜利后,美国出于其在中国的利益考虑,有意修正赫尔利对华政策的错误,特别派出五星上将马歇尔作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处国共军事冲突",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作为回应,中共派出周恩来全权代表。自1946年1月开始,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周恩来和马歇尔有了一段共事的经历。"三人委员会"成立,周恩来与马歇尔初识     

谢伟思眼中的陕甘宁边区

<正>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190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1933年到1945年在美国驻华大使馆供职。1944年7月，他作为美国国务院政务官员，参加“美国军事观察组”到延安访问，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多次会谈。根据交谈和观察，他向美国国务院发回了大量电讯、报告。这些报告真实地将被国民党污名化的陕甘宁边区形象重新展示在世人面前。关于国共形势——共产党信守承诺维护统一战线，国民党却利用美国军援准备内战在1944年1月23日发回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谢伟思汇报了其在中国西南、     

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

自1939年到1940年,中共中央逐步确定并贯彻发展苏北的战略。蒋介石先令江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南,后又让黄河以南的中共部队全部调到黄河以北,并命令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和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合力"围剿"新四军。新四军向苏北发展中的国共较量,既有军事层面的磨擦冲突,更有政治层面的运筹帷幄。中共方面基本能克服不同地域和军政负责人之间的意见分歧,保证战略的协同性。蒋介石本人对苏北的重视程度不够,敌后国民党军亦各自为政。新四军向苏北发展过程中的国共较量,显示双方合作局面虽已危机重重,但在抗战大背景下仍勉力维持,映射出1940年国共关系的基调与底线。     

赫尔利与重庆谈判——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的考察

重庆谈判并不局限于国共双方,而是具有宽广的历史背景,尤其带有明显的美国因素。1944年8月美国政府派遣赫尔利前往中国调解国共关系,协调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这一时期,横跨二战后期和中国抗战胜利初期,赫尔利比较忠实地履行了其作为美国政府代表的职责。在二战后期同盟国联合作战并着手战后安排的背景下,赫尔利对国共两党劝和、促谈,合力打击日本,试图在中国建立西方式的"联合政府",从而提升了中国在二战中的影响。这也与中国共产党的"七大路线"吻合,对中国民主政治的进程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抗战已经胜利,构架中国战后政治秩序的过程中,赫尔利仍然为了美国的利益,在保持国民党统治的前提下,推动国共两党和平谈判,最终达成协议。这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向"和平、民主、团结"的方向发展。本文以《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为基础,努力补充史料,完善并还原这段历史,探讨在二战胜利前美国政府对中国事务特别是国共关系所发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