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的“风险二重性”与规制合作

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贸易模式,地位日趋重要,然而当前针对数字贸易的国际和国内规则呈现的仍然是差异化和碎片化的治理结构。由于数字贸易本身的"非物理化"特征,使该贸易模式蕴藏着新型风险。一方面,数字贸易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泄露、网络洗钱等"原生风险";另一方面,针对以上"原生风险",国家基于网络安全、公共道德例外等实施新的规制措施,但却受缚于传统贸易下的国际法承诺,因此规制措施可能被判违反国际规则,由此形成规制的"次生风险"。关键还在于,当前WTO主要成员数字贸易规制理念和路径呈"三足鼎立"之势,对新规则制定的话语权争夺激烈,这进一步加剧潜在争端的可能。全球数字贸易良性发展更寄希望于各方化解分歧、实现双边、区域和多边的规制合作。中国政府和企业积极参与数字贸易国际规则的协调与合作,有利于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为其互联网法律治理提供更大的弹性空间、降低数字贸易中的国家规制风险。     

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

数字贸易治理存在着两类主流规制路径:数据规制与贸易规制.前者围绕跨境数据流动而展开,具有多元性和灵活性;后者以推进贸易自由化为目标,具有主权性和互惠性.理论上,数据规制和贸易规制均可被用来协调各国在数字贸易治理方面的冲突,但哪一类规制路径更适于调整数字贸易问题,以及如何在国际层面更好地协调各国规制措施,将影响到各国进行国际合作的成效和前景.当前,国家间订立一个综合性的数据条约不具可行性,而通过贸易协定全面纳入数字贸易治理条款有使数字经济脱嵌于国内社会关系的危险,以WTO体制为代表的有限全球化策略仍是最佳替代方案.     

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涵义、共性态势与难点

技术性贸易壁垒构成当今多边贸易体制的最大障碍,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的涵义。作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各国国内法规制措施,虽然在目标、范围、内容、体制以及趋向方面呈现出一系列共性态势,但对国际贸易的阻碍而言,发达贸易大国的规制起着主要和实质性作用。与其他保护手段相比,此类措施既具便利性,也同时受到来自他国国内法规制和国际法律规制的多重约束,面临着对抗与协调、主权利益最大化与恪守国际法义务的两难选择。     

论网络格式合同条款的特性与规制

网络合同目前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经济交易的基础。网络合同格式条款有着异于传统纸质合同的特别属性，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性：交易环境的异质性和虚拟性、较高程度的开放性和隐匿性、超越时空的广泛性和实时性、趋于复杂的技术性和动态性、表达内容的再标准化与同质化。上述特性对于传统的合意理论、格式条款订入规制和效力规制的价值平衡、合同解释和无效规则的适用，以及合同成立的时间、合同变更条款的效力、侵入性格式条款的认定规则等均有着指引价值和重要影响。基于网络格式条款的特性及其对规制影响的分析，建议以立法规制、司法规制、行政规制三种主要手段构建体系化规制路径，并以订入规制和效力规制为重点规制内容，从而建立起一个立体全面、重点突出的格式条款法律规制系统。     

数字贸易中跨境数据流动的国际法规制

跨境数据流动是进行数字贸易的前提,但各国对于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分歧难以弥合。WTO框架下的一些安排推动了数字贸易基础设施的贸易自由化,从而促进了跨境数据流动。新近FTA通过确立“原则+例外”的规制模式为跨境数据流动构建了相对自由的法律框架;FTA还针对特殊数据规定了专门规则,包括个人数据保护和政府数据开放规则。WTO成员可以在WTO中为数据保护达成一个基本框架,成员还可以依据GATS第7条通过互认机制来协调个人数据保护标准,并加强与APEC或OECD的合作。我国对跨境数据流动的规制坚持了以风险为基础的思路,初步形成了分级分类管理的顶层设计框架。我国的国内规制措施已经与国际接轨,但还应进一步完善有关立法和标准,并加强对外协调。     

竞争政策规制与多边规则

当世界贸易大量增长,跨国投资快速增加,多国性企业逐渐在国际经济活动中扮演重要角色之后,贸易法和竞争法传统上互不跨越之界限早已不复存在。在国际社会已对贸易立法进行了多边规制之时,结合贸易、竞争政策和国内放松管制之间的互补关系,对竞争政策规制与多边规则进行探析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公司法》关联交易规制理念纠偏与规则重构

《公司法》以第21条为中心的关联交易规范面临制度困境，实践中无法有效规制因关联交易而引发的控股股东与小股东以及公司与管理层之间利益冲突等公司治理问题，亟待公司法修订时对其规制理念与规制工具予以体系性完善。在规制理念上，一方面小股东以及债权人利益保护应纳入我国公司法关联交易规范的直接保护范畴；另一方面引入关联交易“一体化”规制理念，克服现行法“碎片化”规制路径的弊端。在规则重构上，将《公司法》第21条从侵权责任条款改造为直接界定关联方、交易、公允性判断规则及其举证责任规则等构成要件的一般性条款，同时引入关联交易的法定豁免情形，以期实现权益保障与经济效率的平衡。此外，结合我国《公司法》框架下不同类型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关联交易的批准规则和披露规则作为规制工具亦应进行本土化再造。     

对海商法中“延迟交付”的认识

随着世界经济与贸易的发展，人们逐渐意识到交易不仅需要安全，交易的成败与收益更取决于速度。作为国际间物流的重要手段，海上货物运输方式几乎成为国际贸易的重要特征之一。最新统计数字显示，1997年在国际贸易的货运量中，高达45．2亿吨的货物是通过海上运输方式完成的，预计这一数字到2000年将增至50亿吨，足见国际贸易对海上运输方式的依赖。而国际贸易对速度的要求，也必然体现在海上货物运输速度的要求上。国际贸易与国际航运实践的发展，成为理论界和司法界对延迟交付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背景，1978年的《汉堡规则》第一次在国…     

共享经济的法律规制问题——以互联网专车为例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依托互联网平台的共享经济得到长足发展。以互联网专车为代表的共享经济冲击着传统出租车行业,引发诸多规制难题。对于"互联网+"这一新兴业态,规制者不应简单地将之视为传统行业的互联网化,并依据全有全无的规制策略,以类比方式施加传统规则。为鼓励市场创新,规制者应践行《行政许可法》所规定的回应型规制策略,探讨规制的深层理据和价值,减少行政干预。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之内在逻辑规律及我国的因应

政府采购国际规制是国际贸易和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其自身演进存在着内在逻辑规律;其规制内容始终受制于贸易自由化要求下的贸易壁垒规制要求;其规制规律对完善我国政府采购法的适用范围、采购方式、采购程序、救济制度等都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美国法律规制内幕交易的新近发展

本文论述了美国规制内幕交易的法律演变,详细阐述了美国新近规制内幕交易的规则10b5-1和10b5-2。10b5-1规定,当交易人知道非公开的重大信息而进行证券交易时即应承担责任;10b5-2适用于违反既存的商业关系而私用机密信息的案件。     

美、日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的特点及其启示

表现为主要贸易国家(尤其是美国和日本)国内法规制形式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当今国际贸易自由化最严重的障碍,我国又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和日本技术性贸易壁垒国内法规制在规制体制、规制手段、规制目标以及规制战略上均各具特色,形成了严密、系统且极具实效的国内法规制网络。相比较而言,我国现行规制从宏观定位、体系架构到具体规制手段、内容方面都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和实质性缺陷,亟待修正。与此同时,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应当对在技术性贸易壁垒领域内与发达国家之间对抗的长期性和艰难性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及早采取应对策略。     

《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内规制实体规则缺陷及应对

在"美国博彩案"等争端中,服务贸易国内规制问题引发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也折射出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国内规制自主权的平衡难题。《服务贸易总协定》国内规制条款可分为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其中实体规则受到了高度关注。从WTO国内规制工作组2009年草案等最新谈判进程和争端入手分析可以发现国内规制实体规则存在的缺陷,对此我们可以从明确国内规制与市场准入的界限、破解国内规制实体措施重合难题、掌握必要性测试纪律发展趋势等方面加以应对。     

文化多样性保护对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影响

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社会追求的一个重要社会价值,然而这一价值却与国际社会所倡导的贸易自由原则相悖。以贸易自由原则为主导的国际商品贸易规则自然无法适用于作为特殊商品的文化产品的国际贸易。为此,必须建立一种适用于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以保护和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和促进文化表现形式多样性公约》不会从根本上影响主导国际贸易秩序的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的实施,而且对世界贸易组织法律规则的发展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可以为关于文化产品的知识产权国际贸易体制的建立提供一定的立法依据。我国应当注重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和发展,参照相关国际公约的规定,适当运用财政资助措施和贸易限额措施来保护和促进社会文化的多样性。     

中国加入CPTPP谈判中的服务贸易重点问题

服务业已发展为全球经济支柱和国际贸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服务业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疫后复苏的重要力量。作为高水平国际经贸规则的集大成者，CPTPP服务贸易核心纪律体现出晚近该领域规则变革的重要趋势，包括全面负面清单列表模式、跨境服务贸易中的当地存在规则及电子商务章节的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义务等方面。申请加入CPTPP有利于我国提升服务业投资和市场准入水平，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从而积极融入全球服务经济和数字经济。在未来加入谈判中，我国应重视CPTPP负面清单列表模式带来的全方位挑战，通过谈判进行必要的清单排除、准确理解当地存在规则与商业存在模式的联系与区别，逐步减少并合理规制当地存在要求，进一步促进跨境服务贸易。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涉及广泛的实体纪律要求，在谈判中须关注该义务对我国文化产品规制措施产生的影响并做好相关应对。     

网络交易合同的行政规制——以《深圳市网络交易合同规则》为样本

"互联网+"是互联网与传统行业融合发展的新的经济形态,互联网经济的存在和发展是以网络交易合同为基础,全国试点项目《深圳市网络交易合同规则》专门针对网络交易合同的订立和履行、信息存储和保密等具体规则,通过规范明确网络交易合同的权利义务关系,从行政规制的法治维度促进我国电子商务行业和互联网经济的健康发展。《规则》旨在构建透明、安全的网络交易环境,并将政府主导的第三方存储机构引入合同行政监管及纠纷在线解决,从而充分保障消费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规则》的实施表明其仍然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总结提炼实践经验的基础上,需要继续完善相关的规则内容,更好地为国家电子商务立法提供规范蓝本。     

转基因食品国际贸易法律规制问题探析

转基因食品是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一个新问题,其又与贸易、环境等问题相连接,使得对其的管制出现了复杂的态势。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的不断扩张,转基因食品贸易的份额在全球食品贸易中的比例增势明显。正是由于转基因食品的风险不确定性,各国对其采取了不同的法律规制手段和贸易政策,制度的冲突最终导致了国际贸易领域的争端。随着人们对公共健康和环境保护的不断重视,在风险评估基础上以风险防范原则为指导对GMF采取国际统一标准下的标识制度,或许是目前能够兼顾贸易公平与防范其对人类、环境造成风险的最佳选择。     

对等储备与对等支付——化中美贸易争端于无形的新机制

对等储备即贸易双方都分别储备对方货币,对等支付即贸易双方对于每一笔交易均采用两国货币支付.从理论上说,以对等储备与对等支付原则进行国际贸易,不仅可以化解货币竞相贬值的冲动,还能自动制约国际贸易拉开距离的态势,实现两国贸易的自动均衡,使贸易顺逆差之争消于无形.对等储备与对等支付原则的确立会对国际国内贸易法制产生深远影响,并且从法律制度层面消解了国际贸易差额、汇率竞争性贬值引起的争端.     

数字政府建设中个人信息保护的风险规制路径

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完善是建构数字法治政府的必由之路。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采取了公私部门一体调整的宣示性立法模式,目前既无法为公共部门个人信息保护提供足够的规则指引,也未充分满足数字政府建设的需要。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规则的建构,不仅需要考虑公共部门相对私人部门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中的特殊性,还要兼顾数字政府在技术和治理这两个层面的革新,进而制定专门规则。风险规制模式不仅是世界范围内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发展趋势,而且能够为一体调整模式提供理论基础。通过风险预防原则的适当运用,对个人信息权利的风险化解释与调适,风险管理、风险交流和风险评价等风险规制机制的灵活运用,以及合作治理、独立规制机构、技术治理、回应治理、试验规制和软法之治等风险规制策略的共同配合,建构以风险规制为导向的数字政府个人信息保护机制是我国未来的最优选择。     

对冲基金的法律问题及规制

对冲基金作为私募基金的一种,运作方式与传统的公募基金差别很大,最初是游离于法律规制之外的。但是,由于对冲基金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发展态势非常迅速,对各国乃至世界金融市场都构成了一定风险,各国已经逐步对其进行法律规制。本文从对冲基金在美国的产生、发展、以及美国证券法对对冲基金的规制过程入手,对美国的现行对冲基金立法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本文结合了我国现有的证券立法情况、结合国际对冲基金的发展态势以及相应的国际法上的规定,分析了我国未来证券立法对对冲基金的规制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