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供的心理背景分析

不同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口供时分别表现出羞耻悔罪、畏罪恐慌、侥幸、抵触戒备、悲观绝望、抗拒和江湖义气等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如实供述、拒绝供述、虚假供述时有着不同的心理状态;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由于无罪、罪轻而辩解的心理状态与对其犯罪行为抵赖时的心理状态有很大的不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攀供时揽供与推供的心理状态也各不相同。     

刑案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成因初探

杜培武、佘祥林等这些所谓的杀人凶手的无罪释放从形式上宣告了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的存在.无辜者作出的虚假有罪供述极大的危害着诉讼的公正.从讯问环节入手,抓住无辜者虚假有罪供述这一表象,透视其构成要素,挖掘其深层形成原因,有助于找出讯问中存在的问题,并加以预防.     

从虚假供述角度分析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

隐蔽性证据规则并不是一个新创的证据能力规则,而是作为补强证据规则的另一面存在的关于证明力的规则。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来源于两个方面,第一是被告人供述的可靠性,第二是其他证据的补强。司法实践中对口供严重依赖,并且形成了普遍信任通过口供获取隐蔽性证据的局面,但是,隐蔽性证据的立法规范尚显粗略。虚假供述是影响隐蔽性证据可靠性的一大因素,而产生虚假供述的理由又是多方面的。提高隐蔽性证据的可靠性,可以从遏制虚假供述的角度出发进行改革与完善。     

论犯罪现场非正常意识行为的发生机理——兼析巩义市“2011·9·14”特大杀人案

犯罪现场非正常意识行为是指犯罪行为人由于潜意识中的易激惹敏感点被触动而产生强烈的扭曲观念，并在其支配下所实施的侵害他人的犯罪行为。此类行为人作案前有准备、有预谋，犯罪过程中意识清楚、指向明确，并有逃避打击的行为，案后供述思维清晰、记忆准确，因此此类犯罪行为人有自控力和自知力，具备刑事责任能力，应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以博弈论视角探究侦查讯问中供述的自愿性

新《刑事诉讼法》已经颁布实施,其中规定的“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被许多学者认为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出于追诉犯罪的需要,侦查机关不可能在讯问中放弃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的努力,而犯罪嫌疑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不可能毫无阻抗的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在这样一对矛盾体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下获取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就成为侦查机关在讯问中首要关心的问题。     

说说毒品罪案中的几个问题

只有同案被告人口供，证据如何认定由于毒品犯罪具有隐秘性，缉毒不易，查证更加困难，犯罪分子总是千方百计掩盖、毁灭证据，逃避侦查，除了人赃俱获，那些事后发案的毒品犯罪案件，往往毒品的来源和去向的证据无法取得，也无法查证，因此被告人口供成为我们定案的重要证据。由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与案件的结局有直接的利害关系，因此，他们的供述和辩解，有真实和虚假两种可能性。对他们的供述和辩解，必须根据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结合收集到的其他有关证据加以综合分析、判断，以确定其作为证据的可靠程度。刑…     

侦查阶段律师向犯罪嫌疑人了解什么

案情简介２００２年１月，某县人民检察院根据群众举报，立案侦查国家工作人员严某受贿案件。经初步查证，严某利用职务之便，收受贿赂两万余元，为他人谋取利益，证据确凿，决定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依法继续侦查。讯问过程中，严某不仅供述了办案人员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而且供述了尚未来得及查证的其他受贿犯罪行为，合计涉嫌受贿犯罪数额十多万元。严某被刑事拘留之后，律师周某受其亲属委托，为严某提供法律帮助。周某依法在检察机关办案人员到场陪同的情况下，到县看守所会见严某。严某承认自己犯有受贿罪，但未提出代理申诉、控告和代…     

反讯问手法及其对策

讯问工作是讯问人员与犯罪嫌疑人面对面进行的侦查活动，具有直接对抗性。讯问过程中，犯罪嫌疑人通常会使用反讯问手法阻碍讯问工作，妨碍查明案件事实，甚至导致讯问工作陷入僵局。反讯问手法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切断言语信息交流渠道、传递虚假信息、传递部分信息和公然采取暴力动作进行抵抗。讯问人员要熟悉各种反讯问手法，以掌握的案件事实和有力证据为基础，利用犯罪嫌疑人反讯问供述中的矛盾和弱点，采取适当的对策，迫使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其罪行。     

夺命婚房（下）

导游小姐姜藜的梦想是“26岁时有自己的房，29岁时有自己的车”，吊诡的未婚夫汪灿投其所好，制造假象编造谎言……乖乖女姜藜的世界里没有谎言虚假．直到命悬一线，对汪灿仍一无所知……     

引诱、欺骗方法所获供述排除标准研究

基于审讯具有对抗性,引诱、欺骗方法在获取犯罪嫌疑人供述、突破案件过程中具有使用的必要性。基于统一法律内部结构逻辑以及保障口供真实性、维护司法公正的需要,应当对使用引诱、欺骗方法所获供述进行排除,但这种排除,应以认罪自愿性标准为主,辅之以必要性标准。认罪自愿性标准是指考察讯问人员使用的引诱、欺骗方法是否可能对被讯问人的心理造成过度影响、导致被讯问人违背真实意愿而作出虚假的认罪供述;必要性标准作为辅助标准,仅在讯问人员的引诱、欺骗对被讯问人的心理产生了较强的影响,而作出了有罪供述,且该供述经其它证据佐证了其真实性才适用。必要性标准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需要法官在维护个案公正与维护程序公正、司法公正之间进行价值判断。     

自首中“如实供述罪行”的准确把握

自首制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我国刑法中的一项重要量刑制度。随着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健全,以及司法实践的不断变化,自首制度的内涵和形式也得到不断完善。为充分发挥自首制度的作用,并为判断自首提供重要参考,必须分析研究并准确把握自首中的"如实供述自己罪行"。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律师有效辩护的实现路径

律师的有效辩护是认罪认罚从宽程序得以正当运行的必要条件,是确保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帮助其与检察机关进行量刑协商,为其争取最大限度量刑优惠的关键。然而在司法实践中,认罪认罚案件中律师的辩护效果不甚理想。为了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从宽程序中的有效辩护,需要厘清司法实践中律师有效辩护的现实阻碍,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所特有的程序机制,通过适当转变律师的辩护策略、完善值班律师制度、建立控辩平等的量刑协商程序以及完善律师辩护权利的救济机制等措施,来推动实现律师在认罪认罚案件中的有效辩护。     

关于刑事赔偿中的“错误拘留”问题

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错误拘留"和刑事赔偿中规定的"错误拘留"的含义是不同的。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错误拘留"不必然引起国家赔偿后果,而符合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合法拘留"却可能成为刑事赔偿中的"错误拘留"。这种"合法"的"错误拘留"的赔与不赔在实践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直接影响到司法机关对错拘案件的处理,直接影响到受害人获得国家赔偿权利的实现。     

英美刑法中的犯罪行为及其启示

英美刑法中犯罪行为的概念具有不同于大陆法系刑法中犯罪行为概念的特色。文章通过对英美刑法中犯罪行为概念的展开,分析了犯罪行为的地位及其与犯罪构成的关系,并且进行了分类介绍。人们应汲取英美刑法中犯罪行为理论的合理内核,将持有视为与作为和不作为并列的第三犯罪行为形式。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诉讼法·总则》

通过重构《刑事诉讼法·总则》,可以将其分为三部分,涉及权力分配问题、权力主体从事刑事诉讼行为时可能受到的限制、诉讼主体可以凭借的工具。第一部分是在宪政视野下的分析,其得出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结论,中国刑事诉讼程序现代性因素非常多,权力分配的基本框架已经确立;第二部分,涉及对权力主体的各种限制本身可以增加司法机关判决的可接受性,可以提高司法权威;第三部分,分析了刑事程序参与者可以凭借的各种工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出其暗含的一些瑕疵、甚至缺陷,如不赋予法官独立权,仅仅赋予法院作为整体的独立权。     

论刑法中的涵摄错误

刑法意义上的涵摄是将生活事实涵盖于法律所描述的构成要件的过程,也是三段论中大前提与小前提互动的过程。刑法上的涵摄错误则是指行为人对自己所故意实施的行为事实并未发生认识错误,也知道可能有禁止自己行为的刑法法规存在,但对该法规之解释存在误解,认为其行为并非刑法所涵摄的行为。涵摄错误不是事实错误,不能阻却故意,但可能构成违法性认识错误,阻却行为人的责任。根据我国刑法规定,涵摄错误主要包括对行为主体、对象、方式及性质的错误。     

伪证罪的司法疑难问题研究

伪证罪中的虚假行为 ,是指有关证明人在刑事诉讼中违反内心认识进行陈述。伪证罪的主体是自然人 ,不能是单位。犯罪人教唆他人为自己进行伪证的应作为教唆犯处理 ,但是教唆他人帮助毁灭、伪造证据罪 ,教唆窝藏、包庇罪 ,教唆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 ,不宜作为教唆犯处罚     

中介人、垫资人的刑事责任探讨——以吴某等虚假出资案为出发点

公司股东借助中介人、垫资人而虚报注册资本、虚假出资的,中介人、垫资人与股东在虚报注册资本罪上构成共同犯罪。但此类案件的取证难,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追究中介人、垫资人刑事责任的困难。若能证明垫资人对资金的持续控制权,否定垫资人和中介人之间合法借贷关系的诡辩,就可以证明垫资人与中介人的共同犯罪故意,从而追究他们虚报注册资本的刑事责任。     

论数据挖掘在预防小区犯罪中的应用

数据挖掘是指从数据库或数据仓库中提取隐含的、未知的及有潜在应用价值的信息或模式。数据挖掘技术应用于预防小区犯罪,采用CRISP-DM方法论,通过数据理解、数据准备、模型选择、建立模型、训练模型、评估模型等流程,可以对犯罪分布区域、犯罪分子惯用手段、犯罪行为特征、受害人特征、受害人群识别等进行分析,识别高犯罪率的小区及犯罪特征。     

秘密侦查性质的多维解读

传统上我国学术界普遍从手段或措施的角度对秘密侦查予以认识。这种认识缺陷导致人们对秘密侦查“神秘化”,秘密侦查法治化状况极差。从诉讼法理上而言,秘密侦查的性质应为一种侦查行为和诉讼行为,它具有自身的特征,与强制侦查行为和技术侦查行为有一定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