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社会主义国家现行国家元首制度比较研究

本文主要从总统的性质、地位、产生、任期和宣誓以及职权等方面，对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现行国家元首制度进行比较分析，指出它们之间的异同，并建议我国借鉴这些国家的有益经验，明确界定国家主席为国家元首，恢复国家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的规定，尽快建立国家主席就职宣誓效忠宪法制度，逐步实行国家主席的直接选举。     

论中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

宪法宣誓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认的宪政制度。建立宪法宣誓制度,有助于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培育公民的宪法信仰。文章认为,我国应尽早建立这一制度。     

论建立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

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 ,就是指在宪法中应明确规定 :新当选的国家元首或国家其他高级公职人员在上任前必须举行公开的就职宣誓仪式。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是目前世界各国宪法普遍确认的制度。建立忠于宪法的宣誓制度 ,有助于树立宪法权威 ,推进依法治国的实施 ;有助于培养人们的宪法热情 ,提高人们的宪法意识。文章认为 ,应在中国尽早建立这一制度。     

浅论西方元首宣誓制度

元首宣誓制度是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以宪法形式确立下来的元首制度,此制度在西方政治生活中发挥了很重要的实质和象征性的作用.本文对元首宣誓制度进行了介绍,并通过分析国外元首制度现存在优进步和不足之处,探究该制度对我国的启示意义.     

论我国宪法中国家元首的认定——基于认定方法的检讨

基于各种复杂的原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四部宪法均未明确规定何者为国家元首,从而客观上造成了宪法认识层面的偏差与宪法实施层面的障碍。关于何者为宪法上的国家元首,学界探讨已久,既有的认定方法或基于政治实践,或基于立宪原意,或基于宪法文义。然而,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第一种方法忽视了宪法文本与政治实践的区别,第二种方法模糊了宪法文本与立宪原意的界限。相比之下,基于宪法文义的认定方法更具合理性与可行性,但其既有的具体认定标准———"实质的最高权力"标准与"一般的元首职权"标准均存在逻辑上的局限。通过对既有认定方法的检讨,宜将国家元首的下列基本特征作为认定标准:国家元首是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它是国家机构中具有独立性和常设性的首脑部分,并享有实体性或程序性权力。依此认定标准并根据宪法文本,我国四部宪法中的国家元首分别为国家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以及国家主席。     

关于各国元首制度的比较

<正> 国家元首是一个国家对内对外的最高代表,元首制度是一个国家政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宪法修改草案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恢复了我国废除已久的国家元首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制度。我国宪法修改草案所规定的元首制度是在继承1954年宪法中元首制度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加以发展而成的,它具有许多新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基础及其实现

宣誓制度在我国古已有之,在吸收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成果的基础之上,我国建立宪法宣誓制度实属水到渠成。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建立对于宣誓主体乃至整个社会宪法信仰的建立都具有深远的意义。相较于宣誓仪式的程序表现,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心理约束。宪法宣誓的制度设计使得其无论在理论抑或实践中都招致诘难和质疑。我国传统仪式中的政治性和社会性特点,为我国宣誓制度提供了效力来源。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效力需要通过提升国家公权力实施的规范性和宪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保障的实用性加以实现。     

对构建我国宪法宣誓制度的思考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建立了宪法宣誓制度,然而我们国家还未对宪法宣誓制度进行规定。本文通过对域外宪法宣誓制度的研究,借鉴域外宪法宣誓制度,设计出一套适合我国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宣誓制度,从而在民主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更好的发挥宪法宣誓制度的作用。     

论我国国家主席的性质

国家元首从性质上说是国家的代表,从形式上看表现为一个具体的国家机构,国家元首是以一个机构的形式代表国家的。我国的国家主席是不是国家元首一直存在争议,笔者认为根据1954年宪法和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职权的规定,尤其是宪法明确肯定国家主席是国家的代表,说明我国的国家主席就是国家元首。1954年宪法规定的国家主席职权是虚实结合的,1982年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职权也是有实有虚,但虚权是主色调。在宪政实践中,80年代国家主席基本上是虚权的,90年代后逐步转向实权;2004年通过的第28条宪法修正案对国家主席在外交方面拥有实权的现实予以了肯定。     

中国宪政建设论要

认识宪政应当把握宪政初始的、本原的含义,即以宪法来合理分配和制约权力。而判断宪政的基本标准就是宪法是否得到认真实施。宪政建设是建设法治国家、建设政治文明以及制度强国、兴国的必由之路。要加强中国的宪政建设,必须认真对待宪法,高度重视宪法的监督实施;必须加强和改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必须高度重视宪政的具体制度、具体程序的建设;必须切实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发展党内民主;必须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     

Interviewing women bereaved by homicid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trauma-focused research

Abstract

The use of swearwords has hardly been investigated scientifically. Virtually nothing is known about the efficacy of swearing. The present studies set out to investigate whether the inclusion of swearwords in a testimony increases the believability of that statement. In study 1, respondents were simply asked whether they believed that using swearwords is a sign of credibility, a sign of deceit, or neither. In the second and third study, participants had to read fictitious testimonies of a suspect and a victim, respectively. Participants were exposed to testimonies with or without swearwords. Th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people self-reported to find swearwords a sign of deceit (study 1), but when actually confronted with a statement, the opposite turned out to be the case (studies 2 and 3). That is, testimonies containing swearwords were perceived as more credible than swearword-free testimonies. Hence it is concluded that swearing increases believability of statements.     

The Use of the Biblical Oath and Its Development

The use of the oath in Jewish law reflects the religious nature of this system of law: in case a litigant cannot receive justice from the human judges s/he is entitled to call on God by swearing an oath. I begin this survey of the use of oaths in Jewish law with a discussion of the nature of “swearing an oath” based on biblical stories and biblical rules that regulate the use of oaths outside court. I then focus on the use of the oath in court; I survey the domain of circumstances in which an oath is accepted by Jewish law as evidenc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 Mishna, Gemara, and codifications. Finally, I exemplify how the oath is used in practice in the 20th century by one case from Rabbi Saul Ibn Dannan’s responsa book “Hagam Shaul”.     

浅析中国宪法监督体制

目前，中国宪法监督制度的建立已经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待进一步完善，主要缺陷表现在宪法监督缺乏专门性、连续性、可操作性及准确性。其主要原因是思想观念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以及宪法本身缺乏亲和力等诸多因素。为此，应设立专门的宪法监督机构，制定相关宪法监督的法律，建立和完善宪法监督保障体制与违宪制裁措施，结合中国社会实际制定与现有国情相适应的违宪审查制度，以完善中国宪法监督制度。     

《临时约法》“因人立法”说辩正

通行的中国法制史教科书关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特点在于“以法制袁”的论断 ,本来是对该约法的肯定 ,却为批评该约法因人立法提供了口实。这种批评虽然是在法律价值观上的拨乱反正 ,但通过史实考辩可以看出 ,该约法规定责任内阁制却并非针对袁世凯 ,而是临时参议院基于利益的考虑所采取的扩大自身权力的措置。该约法的缺点不在于规定了责任内阁制 ,而在于没有规定保障其正常运作的健全规则。     

宪法解释中学说解释、历史解释和先例解释方法研究

宪法解释方法论是宪法解释的理论核心,也是现代宪法理论体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宪法解释方法论是一个体系,其中包括了学说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和先例解释方法三种解释方法.学说解释方法强调通过体现在宪法文本中的宪法学说,来发现、理解和创造符合于宪法学说原则、精神的宪法含义;历史解释方法则认为在解释宪法时,应当把宪法的基本原则、精神和价值体系,与社会的发展变化情况有机结合起来;而先例解释方法常适用于单独的文本分析不能充分理解宪法条文时,借助于宪法解释机关过去做出的解释案例,以解释先例为基础来探究答案.这三种解释方法在我国宪法解释的理论与实务中,不仅具有理论研究的意义,而且也有实证的经验基础.     

论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和宪法依据

行政许可听证制度是一项保障行政许可相对人发表意见、了解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依据,保护当事人民主权利的法律制度。探讨行政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和法理基础不仅是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立法要求,而且也是完善和发展我国听证制度的现实需要。自然公正原则、正当法律程序和依法治国理论是西方国家听证制度的法理基础。美国听证制度的依据源于宪法规定的正当法律程序。确立我国行政许可听证制度的宪法依据,进一步完善我国听证制度就必须修正《宪法》第五十一条,增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享有的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权利,一切国家机关未经合法程序不得剥夺。”一款,并制订统一的《行政程序法》。     

论我国宪法司法适用的空间

宪法司法适用不等同于违宪审查或宪法诉讼 ,它所涉及的是普通法院在审理民事、行政以及刑事案件时能否附带进行违宪审查或直接援引宪法条款来裁决民事、行政、刑事案件的问题。人民代表大会制并不意味着我国宪法没有司法适用的空间。事实上 ,人民法院完全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适用宪法 :对行政机关和社会组织抽象行为的附带性违宪审查、宪法的民事适用和刑事适用。     

犯罪构成诞生的权力分析

犯罪构成不是起源于某颗终极种子的破土萌芽，而是出现于多种权力因素的矛盾斗争，权力运行方式的变化为犯罪构成的诞生提供了前提。贝林体系的历史贡献不在于其技术性的改造——在“违法”、“有责”之前新增“构成要件”，而在于其平衡了立法者、法官与学者的权力关系，把原来的学者型犯罪构成变成了权力平衡型犯罪构成。犯罪构成在自由保障的幌子下，对人的行为进行细致入微的规训，对人的思想进行无微不至的改造。犯罪构成诞生的真正后果在于提供了一套“把人变成主体”的权力-知识。     

论宪法监督的司法化

我国宪法确立了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监督宪法实施的模式 ,实践证明 ,这是一个失效的制度设计。失效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宪法监督程序不完善 ,而在于这一模式背离了宪法监督的本质。宪法监督是多数民主的“制动器” ,唯有司法化的监督才能担此重任。司法性宪法监督与“议会至上”、“多数民主”是可以调和的。宪法是法律 ,然后才是最高法律 ,宪法的法律性也意味着宪法可以而且应当由司法化的机关加以适用。     

信访制度的功能定位研究

任何制度的设置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信访制度也不例外。但一项制度究竟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并不在于人们良好的期盼,而在于该制度本身所具有的功能以及与之相关制度的完善。现行信访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功能错位。因此,要发挥信访制度应有的功效和作用,就必须对信访制度的功能进行准确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