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运行机制分析——以美国高校为借鉴

高校内部的权力被分解为行政与学术两个维度并由两类不同性质的主体分别享有和行使。传统美国主流高校内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运行机制是行政主导模式。美国高校内部的行政权力通常由董事会和校长掌握。教授通过组建评议会集合行使决策学术领域事务的权力。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由行政主导模式逐渐向学术权力方向迁移。美国高校纵向的系、院、校三级各自在横向上都是二元治理结构,在每一层级的治理结构中这两种权力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我国高校内部也存在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之区分,如何设定两者关系,有待进一步思考。     

从学生主体权利的缺失看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失衡与完善

高校学生主体权利的缺失是高校学生管理权滥用的重要原因,而高校治理结构的失衡又是导致学生在高校管理结构中处于无权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保障学生在高校管理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必须从完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出发对高校内部的权力结构进行调整,建立起学生、高校与政府三方权力的有效制衡。     

我国独立学院法人治理结构权力机制研究

独立学院是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教育部第26号令已明确规定独立学院必须建立完善的法人治理制度，建立完善的内部组织机构和权力机制。但是由于独立学院作为公益性组织既不同于公司，也不同于一般事业单位，目前我国独立学院的法人治理结构制度尚无完善的法律规范，本文以类推适用最近似法律原则，参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制度的理论和相关法条规定，分析我国目前独立学院法人治理结构中存在的问题，探讨我国独立学院法人治理结构中内部组织机构权力机制的构建与完善。     

公司内部制衡机制的立法原则

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必须建立起公司内部权力制衡机制。其前提和基础是权责明确。本文通过法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分析 ,对公司治理结构中权力制衡机制的立法原则进行了讨论 ,提出了四个制衡的原则 :有效性、合理性、适度性和协调统一性。     

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建立与完善

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体现了分权制衡的机理,其设计的目的都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确保公司作不背离股东目标的有效率的运转。权力的分立与制衡、决策的科学与民主这一分立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反映了现代法治社会的要求。我国公司法对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结构设计存在的诸多缺陷,造成公司实务中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形式化,我国立法机关应尽快修改与完善公司法有关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构建。     

论构建公司治理结构的原则

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公司治理权力的来源、分配和制衡。构建公司治理结构应当遵循权力多源原则、权力平衡原则和分权制衡原则。     

股份公司权力中心的定位

股份公司权力中心的定位是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主要问题与核心问题。法人治理结构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关系到公司能否健康、有效率地运作,因此公司权力中心的科学定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本文拟通过剖析我国现行立法对权力中心的定位及实际的实施情况,提出现阶段我国的公司立法应以董事会为公司权力中心,以此构造公司治理结构,促进公司更规范更健康更有效地运营。     

高校在促进大学生就业中的职责定位与政府管理的法律纬度

高校在大学生就业问题上的角色界定模糊,政府主导的就业率导向和行政化管理体制是其深层原因。法治政府的权力治理要求政府的权力行使应有相应的法律纬度。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淡化高校与政府间的＂行政关系＂,发挥政府服务功能,依法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回归高校的办学本质。     

论司法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合理审查

在我国走向法治的背景下,高校治理中的法律问题逐渐凸现,特别是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问题成为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在处理好"特别权力关系"理论与高校治理关系、"大学自治"与司法权关系的前提下,应建立起有效的司法监督机制,以保障学生免受高校惩戒行为的侵害;在综合考虑高校惩戒行为的主体、权力的属性、事务的性质等诸种因素的基础上,应在民事诉讼和行政诉讼之间选择合理的司法介入方式。     

高校学术腐败犯罪原因与防控对策研究

学术腐败犯罪是在学术活动领域中，拥有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个人或集体为谋取个人私利或小集体利益，违反学术道德，违背学术良知，实施权力交易或者权力滥用，严重侵犯国家、集体利益和公民权利与自由的行为。学术腐败犯罪的本质属性是学术权力物化。高校学术权力行政化、高校学术权力交易性、高校学术权力庸俗化以及高校学术权力垄断性等四个方面是高校学术腐败犯罪频发的深层次原因。通过建立学术与行政相分离制度，完善学术信用体系，建立法律惩戒机制等措施，能够对高校学术腐败犯罪的预防与控制发挥积极作用。     

政府善治与我国第三部门的发展

由市场经济的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为治理理念的变革及其实践注入了动力。在这一过程中，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第三部门应运而生，这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并从根本上推动着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浅析我国公立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及其重建

高校是事业单位法人,兼具事业单位和法人双重性质,其治理结构能否满足高校自治的需求关系着高校的健康持续发展,也关系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质量和发展前景,因而完善高校法人治理结构具有重要意义。对高校而言,有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结构两个方面因素,内部结构应当充分尊重学术自由、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外部结构应当重在协调社会、政府与高校的关系,给予高校充分的自治权。     

股东代表诉讼与公司治理

一、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制度性缺陷。现代公司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与市场经济运行需要的现代企业制度的典型形式。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造就了独特的公司法人财产权制度，股东让渡所有权而获取股权，公司财产权独立于股权。公司的利益不仅关系到股东利益，也牵涉到如供应商、债权人、客户、员工甚至政府部门等相关利益，由此导致多重利益的冲突与失衡。要解决这种冲突与失衡必须由公司法人内部治理结构所实现的分工与制衡来完成．即“投资者，投资决策者，监督者透过公司权力机关、经营决策机关、监督机关而形成各自独立、责任明确、相互制约的关系，并依法律、公司章程等规定予以制度化的统一机制”来实现。     

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

大学是崇真、向美、求善之领地,大学是国民教育之象牙塔;现代大学治理是法律维度下的治理,是以章程为制度载体的治理。章程乃大学之宪法,其演绎着校内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博弈,折射着高校与政府、社会、师生的良性秩序和谐。大学章程是组织法,更是权利法与程序法;通过章程的现代大学治理是校长治校与教授治学之耦合,是学术自由与人权保障之凸显,是实体法治与程序法治之统一。     

拿什么管住公款大吃大喝的“嘴”

实事求是地讲，在目前的大环境下，要想一下子彻底解决公款吃喝浪费的问题，难度确实不小。这个难度不仅来自于管理层，也来自于操作层，不仅来自于如何治理，更来自于谁来治理。因为公款吃喝与政府权力紧紧相依。说白了，治理公款吃喝的实质就是治权力失范。只要是治权力，就不可避免地会有来自各个方面的阻力。     

略论美国公司治理结构制度

我国的《公司法》自1994年实施以来，对市场经济主体制度的转型和规范转型后的主体行为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该法的实施，其所暴露出的问题受到立法机关和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公司的治理结构便是其中的问题之一。公司的治理结构是牵涉到公司的股东及相关利益者的利益能否实现和公司能否正常运作的重大问题。通常认为“现代公司的治理结构发展的新趋势，主要表现为股东大会的权力逐渐缩小，而董事会的权力日益扩大。”①但是，美国公司的治理结构在其发展演变过程中和世界潮流基本保持一致的情况下，却呈现出某些和其他国家…     

不断提高监督效力

在中央企业纪委书记(纪检组长)培训班上,通过听取辅导报告,对国有企业内部监督工作有了进一步认识和思考。明确企业内部监督工作的定位,规范权力运行。要站在完善"新国企"治理结构的高度,管理好、行使好监督权,     

法社会学视角下的算法规避及其规制

算法权力虽然强大，但仍可能受到规避，与其治理对象之间持续存在动态博弈关系。规避算法的基本策略，包括避免成为治理对象、调整满足治理要求与混淆迷惑治理主体。这一现象的成因在于技术的刚性有限，且不匹配处理边际性治理问题时所需要的利益衡量，无法将所有“标准”转化为“规则”,解决不了多元规范秩序背后的根本性社会矛盾。然而，大多数人并非算法规避者，算法权力总体有效；少数的算法规避也有利于限制算法权力，平衡治理与自由，促进社会稳定与治理的综合效率。只需坚持包容审慎的规制原则，在通过技术加强规制简单的算法规避之同时，对复杂的算法规避保持容忍，同时发挥社会规范的规制作用。     

论企业权力控制

二十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骄人成果是出现了大量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自负盈亏的自治企业。政府行政权与企业管理权的逐渐分离，企业实体身份的恢复，即为企业快速发展提供了广阔而自由的空间，也为企业内在治理结构和企业权力关系的变化创造了契机。开展对我国企业管理权力的研究，     

多中心时代的“地方”与法治

我国权力高度集中的中心主义治理结构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简政放权、权力下放,导致多中心时代的到来。多中心反映为传统中心有所削弱和位移,客观上推进了限制权力的权力改造工作,同时,也使社会成员、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地方国家机关从权力的边缘地带转入中心区域,权利保障水平有所提升,基层国家机关权力与责任的范围进一步得到明确。更重要的是,地方与基层国家机关由于直接与权利人接触,在多中心时代快速发展为依法办事的前沿区域,承担了重大的法律风险。所以,地方也具有更多的法治建设积极性。全面依法治国,推动法治中国建设,需要抓住地方法治实践这一关节点,把法治建设的着力点放在地方和基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