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人权:中国与世界——中国实施《儿童权利公约》20周年

【编者按】儿童人权是当前世界各国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设立儿童基金会。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儿童必须受到特殊的照顾和协助。1959年11月20日的《儿童权利宣言》中再次强调保护儿童权利。鉴于《儿童权利宣言》不具有条约法效力,     

美国拒绝批准《儿童权利公约》原因探析

多年来,美国拒绝批准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以下简称CRC)的行为一直为世人所诟病。事实上,美国拒绝批准CRC的主要原因在于CRC与美国例外论的政治传统、联邦主义的法律体系和美国传统家庭理念存在冲突。同时,CRC内在的权利冲突问题,基督教右派在具体的政治运作中的坚决反对和有效动员,也是导致CRC未能适用于美国的重要原因。而上述原因与美国的虚伪和霸道无关,美国拒绝批准CRC不宜受到指责。     

初中儿童权利意识的基本状况——基于儿童权利公约框架的考察

儿童的权利意识是保护儿童权利的重要内部力量。研究显示,就整体而言,目前我国初中儿童的权利意识水平虽非淡薄,也不能称为“高涨”,尤其是行为水平和情感水平,远不能起到有效保护儿童权利的作用。社会应当转变维权视角,采取积极手段,着力培养儿童的权利意识,通过强化儿童的权利意识,加强儿童的自我保护。     

特殊人权保护——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作为国家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重视,这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文通过分析儿童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原因,来引出解决方法,以期能够使这一问题得以有效改善。     

论儿童文化权利及其保护——中国儿童文化政策的视角

儿童文化权利是由一系列法律、政策或社会道德、习俗等所赋予的文化共有、参与、创造、尊重和保护的权利，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中国实施儿童文化权利政策的机制和途径主要有五项：立法保护、法规和条例、指导纲要与中长期规划、其他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项目支持。在儿童文化享有、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成果保护四个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人权问题是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提出了强大动力。中国致力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继续增进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权观念的普及,更需要人权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论是对外斗争、对内教育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加强人权问题研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领域内的人权问题研究,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紧迫性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权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在整体上来说也比较薄弱,缺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人权理论。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人权问题更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家庭教育之本：对儿童权利的尊重与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儿童的权利保护已全面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是社会发展的新要求,是家庭本质功能的体现,与家庭教育的目的相一致。把儿童看作积极主动的权利主体,是现代社会教育和保护儿童的基点。但是在家庭教育中,漠视儿童权利的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父母失职、行为失当,侵害孩子的生存权;以成人为本,忽视孩子的发展权;“亲子一体化”剥夺孩子的参与权。建议把传播儿童权利作为家庭教育指导的必修课。     

美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纪录不佳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9日发表的《2005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在保障妇女、儿童权利方面的纪录不佳。     

《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

刑事诉讼被害人是与刑事案件结果有着直接利害关系并对案件进程产生重要影响的诉讼当事人,无论从保障人权还是从健全法治的角度看,刑事诉讼被害人的权利都应予以足够的重视与充分的保护。本文从《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概述入手,列举了被害人当前拥有的具体权利,分析了被害人权利保护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被害人权利完善的构想,旨在为《刑事诉讼法》中被害人的权利保护体系构建提供思路与建议。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腐败愈演愈烈,已成为全球性问题,腐败全球性生存的原因多种多样。为维护人类共同利益,国际社会必须携手治理腐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通过和生效,为国际社会治理腐败提供了法律基础。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和《公约》规定存在差距,作为缔约成员国,我国有义务借鉴国际立法经验,探索建立与《公约》相一致的中国反腐败治理机制,以应对当前十分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     

《民法典》对妇女婚姻权利保障的现状调查

2021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被誉为“新时代人民权利的宣言书”,《民法典》调整婚姻家庭民事法律关系的是第五编。《民法典·婚姻家庭编》顺应婚姻家庭关系的现代发展变化,承载了更多的社会责任,担负着构建文明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的使命,其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基本国策,保障妇女权益的实现和贯彻。     

《网络犯罪公约》下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司法协助义务

《网络犯罪公约》从主体认定、数据保全、数据实时收集、用户信息披露以及保密义务等方面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司法协助义务作出了较为详细的规定.随着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网络犯罪公约》中的司法协助义务呈现出认定标准抽象、缺少刑事处罚、消极被动且过于偏袒网络用户利益等缺陷.这些得失应当在其他相关规范的制定中予以考虑.     

从受保护权利到自主权利——西方儿童权利研究的理念与实践

西方社会对儿童权利的研究与探讨已逾百年,积累了丰富的理论成果。近三十年来,在《儿童权利公约》框架下,研究者对儿童权利基本问题的探讨更加深入与细致,从而将关注的焦点从儿童的受保护权利转移到儿童的自主权利。抚育权与自主权的二分法更关注儿童主动的权利实践,同时也将儿童权利置于一种似乎与成人权利矛盾的境遇,逼迫研究者在更具体细微的情境中探讨儿童权利的本质。该分类框架下的实证研究对成人与儿童权利概念的解析使儿童权利研究更加血肉丰满,同时,心理学等相关学科对儿童需求、个性和心理行为特征的考察为儿童权利伸张提供了科学基础。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立法与行政方面的儿童权利实践也反映出对儿童自主权利的关注。这些研究与实践为儿童权利后发型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论儿童应给予充分时间的成年人陪同

一、充分时间的成年人陪同的法律借鉴及法律依据 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缔约国应承担确保儿童享有其幸福所必须的保护和照顾,考虑其父母、法定监护人、或任何对其负有法律责任的个人的权利和义务,并为此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和行政措施。此外,在第14条,第18条以及第20条都作出了保护儿童权益的规定。     

法律保护和犯罪预防中的儿童参与权

尽管成年人在履行保护儿童的天赋职责时，总是按自己的标准和要求来实施对儿童保护和犯罪预防的传统思维定势已开始扭转，但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整体上看，我们在儿童法律保护和犯罪预防中的着重点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灌输性说教上，儿童并没有真正参与进去。其实，儿童参与早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并在《儿童权利公约》中将其作为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予以规定。     

儿童权利意识的本体价值与培养理念

儿童权利的实现和维护固然有赖于成人社会的努力,但就儿童自身而言,作为一个权利主体,其主体权利意识的觉醒也是维护儿童权利的重要内部力量。儿童权利意识是儿童对自我利益和自由的认知,以及对他人主张、要求和维护权利的行为及观点的社会评价。一定程度的权利意识有助于维护儿童个人权利,有助于促进健康人格的形成,有利于促进个体创造性的发展。进行权利意识培养应树立四种理念：从权利救助到权利意识培养与权利救助并重;从外界维护到儿童自护与外界维护并重;从“规训式”教育到儿童主体性教育;从法制教育到公民意识教育。     

浅析《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通常使用目的”标准的适用问题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第35条规定了合同卖方交付货物的要求,其中第2款对当事人的协议空白事项提供补充,以保护买方的权益。第2款试图提供一种客观标准来弥补双方当事人主观约定的不足,但仍存在解释空间,比如通常使用目的在实践中就存在一定争议,本文对各种观点进行了总结与讨论。     

论流浪儿童的人权保护——从“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切入

＂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是保护儿童人权的重要举措,突出体现了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对儿童施以特殊照顾、尊重个人境遇与选择、保护与打击犯罪并举的儿童人权内涵。当然,专项行动也存在流浪儿童回归意愿不强烈、接送对接机制不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儿童流浪等问题,要从根本上保护流浪儿童人权,须严厉禁止儿童行乞、严格甄别分类治理,适时建立起常态化的国家监护制度。     

跨境诱拐儿童中监护权的承认——以海牙诱拐公约第15条为中心

监护权是跨境诱拐儿童案件中最核心的问题,其贯穿了诱拐儿童案件处理的始终,包括了从确认、行使到承认的一系列问题。而监护权的承认与否又事关被诱拐儿童是否能够顺利返回到其惯常居所地国家,从而恢复其正常生活秩序。海牙诱拐公约第15条的制度设计本身主要针对的是公约问题,而不是国内法问题。对于国内法问题,请求国仍然可以提出,作为对其他获取国内法方式的补充,应严格限定其适用条件。基于国家之间的相互礼让以及缔约国取得的共识,请求国应对被请求国法院的判决给予充分尊重。考虑到返还儿童的效率,法院提出请求应慎重,申请人主动提出请求则没有公约上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