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流浪儿童的人权保护——从“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切入

＂接送流浪孩子回家＂专项行动是保护儿童人权的重要举措,突出体现了保护儿童最大利益、对儿童施以特殊照顾、尊重个人境遇与选择、保护与打击犯罪并举的儿童人权内涵。当然,专项行动也存在流浪儿童回归意愿不强烈、接送对接机制不畅、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儿童流浪等问题,要从根本上保护流浪儿童人权,须严厉禁止儿童行乞、严格甄别分类治理,适时建立起常态化的国家监护制度。     

中国“留守儿童”的双向歧视现象——特别弱势群体的人权保护探析

留守儿童是近年来作为转型中国社会出现的特定社会群体,本应获得弱势群体的特定人权保障。但由于农村留守儿童在家庭、学校与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资源性缺失,导致了中国式留守儿童特有的生理、心理甚至在违法犯罪中的特殊群体效应,而产生了对这一群体特有＂双向歧视＂现象。这一现象将直接导致对于＂留守儿童＂的特别人权保护的进程,并可能导致＂平权措施＂的滥用。     

特殊人权保护——论农村留守儿童的权益保护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权保护越来越受到重视。儿童作为国家和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权利还没有得到有效保障,这引起党和国家以及全社会的重视,这也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本文通过分析儿童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障的原因,来引出解决方法,以期能够使这一问题得以有效改善。     

论人权保障的立法完善——以刑事诉讼为视角

人权保障与惩罚犯罪一直是刑事诉讼的核心,贝卡里亚的《论犯罪与刑法》问世激起了人们人权保障的坚强决心,在古代纠问式的诉讼模式下,人权保障成为一种奢望,随着近代人权保障的立法和实践完善,被告的人权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尊重,但由于立法落后和制度缺位,仍需进一步加强人权保障的立法完善。     

儿童人权:中国与世界——中国实施《儿童权利公约》20周年

【编者按】儿童人权是当前世界各国家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1946年12月11日,联合国设立儿童基金会。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承认儿童必须受到特殊的照顾和协助。1959年11月20日的《儿童权利宣言》中再次强调保护儿童权利。鉴于《儿童权利宣言》不具有条约法效力,     

亚洲区域性人权保护机制构建探究

目前,亚洲地区尚无符合其实际发展的人权保护机制,而近几年亚洲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这就使得其人权保护的发展与其经济发展严重不协调。可以说,在当今亚洲有很多人权问题需要处理和解决,而亚洲却仍未建立一个区域性的人权保护机制。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展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能够为亚洲人权保护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践上的建议。亚洲现有人权机制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应在亚洲未来人权机制建设模式选择的基础上,结合欧洲、非洲和美洲区域人权机制的经验和缺陷,创建和完善亚洲区域人权机制的路径和方法。     

论儿童文化权利及其保护——中国儿童文化政策的视角

儿童文化权利是由一系列法律、政策或社会道德、习俗等所赋予的文化共有、参与、创造、尊重和保护的权利，它是儿童的基本权利之一。中国实施儿童文化权利政策的机制和途径主要有五项：立法保护、法规和条例、指导纲要与中长期规划、其他政府规范性文件和项目支持。在儿童文化享有、文化参与、文化创造、文化成果保护四个方面，已经取得显著成效。     

关于人权的思考

人权的国际保护和国内保护的辩证关系,说明人权与主权关系问题凸现的理论根源在于国际关系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内在矛盾,问题的解决须找到两者间的一个平衡点.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在人权观念和实践上的差异有深刻原因,西方"人权高于主权"的实质是强权政治.掌握和应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人权理论对于我们今天澄清一些认识上的迷误、在人权对话或斗争中争取主动具有重要的意义.     

浅析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制度

在国家管理与司法活动中,刑事诉讼程序与人权关系最为紧密,因为刑事诉讼涉及公民最重要的基本权利,例如公民的生命权．健康权、人身自由权等,刑事诉讼中对人权保护的水平代表着一个国家人权保障的水平。刑事诉讼发展史实际上就是刑事诉讼人权保障不断进步的历史。但是对于刑事诉讼人权保障的艰难和困惑却一直伴随着人类法制文明的进程。在司法实践过程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犯的人权是否得到切实保障？有无被侵害权利的发生？如何保护自己的合法权利？有哪些方式和途径等等,都是司法工作者和关心人权状况的人士所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本文仅对我国刑事诉讼领域人权保障制度的现状、缺陷以及完善的对策略陈已见。     

论我国刑事诉讼人权保障

2004年,我国宪法第33条第3款规定:"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这是我国有史以来第一次"人权"入宪,对我国的人权保障提供了最根本的依据。刑事诉讼法的制定及其理念也要以宪法为根据,但是,在刑事诉讼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被侵犯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刑事诉讼在的人权保障(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保障)显得尤为重要。     

浅论我国监狱罪犯人权的保障

人权保护是我国宪法规定的基本制度之一。虽然罪犯触犯了我国的刑罚,但是他们作为我国的特殊公民,也具有人权。因此,依法保障监狱罪犯的人权,不仅是监狱管理法制化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的实践贯彻。我国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在罪犯人群保障的道路上我们还有许多路要走。本文主要通过对现有工作的肯定和分析,分析了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存在的问题,并根据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希望能够提高我国监狱罪犯人权保障水准。     

论中国死刑存废与人权保障

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具有其独特性,与其他的刑罚相比其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的严厉性。当前,人们越来越关注人权问题,死刑的存在与人权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内容——生命权,似乎显得极其不和谐。其实不然,本文作者认为我国死刑的存废都是站在人权保障的立场上加以考虑,都是以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为主要目的的。     

中国儿童福利制度的构建

与家庭有关的儿童悲剧频频发生，其指向的制度短板是缺乏顶层设计的中国儿童福利制度。儿童的特性决定了儿童福利不单纯是普通社会福利，而是集合了物质保障和权利保护双重需求的一种特殊福利。目前依靠对“孤儿”的多变解释牵引中国的儿童福利发展已难以为继，缺乏清晰的制度设计目标使现有的儿童福利制度构建“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亟需儿童福利制度顶层设计。在儿童福利制度的框架设计上，以儿童的现实需求作为制度设计的出发点，以《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确立的原则作为指导原则，具体框架结构包括三部分内容：监护支持制度、监护监督制度和儿童安置制度。同时，要深刻认识到监护制度对儿童福利制度设计的影响。     

中国外交战略调整中的“人权问题”

自新中国成立至今的50年中,中国对人权问题的认识及在外交中的实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对人权问题进行重大外交战略调整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人权领域的活动,并为丰富国际人权思想、促进国际人权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历史回顾 回顾建国50年的历史,中国对人权问题的国际实践是一个逐步参与国际人权机制的过程。在50、60年代,中国基本上是被隔离于这个机制之外的。70年代末,中国开始进入这一机制。80年代以来,特别是在进入90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运作前提

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的建立直接关系着国际关系的未来走向.如何解决矛盾,避免当前人权国际保护对由主权国家构成的国际社会现实框架产生冲击,对人权国际保护机制运行的适用范围和前提条件进行界定与规范显得十分重要.     

《人权与国际关系》一书出版

人权问题是国际斗争的焦点之一。当前,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加速发展,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国家提出了强大动力。中国致力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继续增进和保障人权,不仅需要深化改革开放,也需要人权观念的普及,更需要人权研究的深入和发展。无论是对外斗争、对内教育和国家的法治建设,加强人权问题研究,尤其是对国际事务领域内的人权问题研究,是当前一个重大的紧迫性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国的人权研究起步晚,研究力量在整体上来说也比较薄弱,缺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人权理论。在国际关系学领域,人权问题更是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论恐怖分子的人权保障——以美国为例、结合影片《战略特勤组》

人权是人作为人应当享有的权利,每一个自然人的人权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尊重和保障。恐怖分子是人类和平的敌人,他们与政府和人民相对立,严重危害人类和平与安全。然而打击恐怖主义不能成为施行酷刑的借口。作为自然人的恐怖分子,也应当享有正当的人权待遇。本文从影片《战略特勤组》切入,结合电影情节,以美国为例,分析国际恐怖分子的人权现状,探讨针对恐怖分子的酷刑政策和人权问题。     

从人权保障浅谈《监狱法》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刑事法治是国家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1944年《监狱法》的实施规范和保障了监狱的各种活动,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年国内外社会对人权保障的广泛关注,尤其是2004年国家将"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罪犯的人权保障问题也引起了广泛重视,而与罪犯权利息息相关的《监狱法》由于其自身的和外部的种种原因导致某些条款在保障罪犯人权方面已不能完全适应司法实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将对此做以下讨论。     

中国成为首届人权理事会成员

5月9日,第60届联大在纽约选举产生首届人权理事会。中国以146票当选为理事会成员。5月10日,外交部发言人刘建超说,作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中国政府将根据“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全面推进本国人权事业,认真履行有关国际人权公约义务。迄今为止,中国已经加入了20项     

论国际视域下我国被拐儿童保护和救助制度的完善

无论是从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国家形象的立场出发,还是从切实保护人权、有效打击拐卖儿童犯罪的角度考虑,均有必要考虑完善我国的拐卖犯罪儿童被害人救助制度。应结合《联合国反人口贩运议定书》、《儿童权利公约》等国际公约的要求,并借鉴加拿大、美国等国的成功经验,立足我国法治实际,从儿童被害人的保护与安置、外籍儿童被害人的居留与安全遣返等方面完善我国的被拐儿童救助和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