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台湾新电影中的“底层叙述”

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是台湾新电影最为重要的关注对象.侧重于小人物情绪感受的抒发而不强调情节的戏剧化,使新电影呈现出散文化特征,对小人物的精神困境予以关爱的人文精神和将小人物与大时代相结合的历史视野,又使台湾新电影具有了诗意情怀和史诗风格,这些便是台湾新电影"底层叙述"最为突出的特征.     

新生代电影导演的新青春叙事

新生代电影导演在创作青春电影之时,与第六代电影导演的青春叙事呈现出继承、改写与新变的关系,是一种"新青春叙事"。具体表现为:以纠结于青春的"西西弗斯"为对象,在继承对"残酷青春"状态的摹写中呈现"假定性失忆"和"替代性转移"的新气质;以"悬而未决"的仪式抵抗为故事情节内核,通过回答"怎么做?",对第六代导演反复探讨的"为什么?"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回应和改写;受商业语境、大众文化以及国际交流等因素的影响,这种叙事呈现出资本符号化、喜剧性表达和跨地域书写等时代特征,具有新变意味。     

《误杀》：瞒天过海易，瞒过自己难

2020年年初,一部国产电影表现十分"惊艳",这就是《误杀》。这部电影翻拍改编自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如同原版电影名字直观表现的那样,《误杀》讲述了一个叫李维杰的男人为了保护卷入"误杀"案件的家人而瞒天过海的故事。看完这部电影,不同的人通过不同的视角,做出了不同的解读,得出不同的结论。     

剪辑师:电影产业中不容小觑的力量

正作为电影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电影剪辑被圈内人称之为"幕后剪刀手",他们不像大牌明星那般耀眼璀璨,但凭借着自己的双手与智慧,将杂乱无章的电影素材串成一部优秀影片,如一条迷人的珠链般呈现在观众面前。他们是电影发展链条中,一股不可或缺且不容小觑的力量     

新中国电影第一个千辛万苦的吻

新中国于1949年10月1日成立,至1980年的31年中,中国内地的电影,没有一个"接吻"的镜头,因为那时期认为接吻是有伤风化的流氓行为,是大逆不道的.     

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盘点 “新主流大片”票房飘红

2021年,中国电影市场以472.58亿元票房成绩收官,继续领先全球电影市场。凭借精彩的"中国叙事",在《长津湖》《你好,李焕英》等作品助推下,中国电影市场展现了迅速恢复能力。电影人以光影作画,在银幕上留下了诸多奇迹,投射着中国电影不断奋进的身影。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前的2019年,中国电影票房停留在了640亿元这个辉煌的数字上。     

论当代台湾电影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的递嬗

1960年代,台湾"健康写实电影"所追求的只是有限度、不完整和不彻底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1980年代,台湾新电影才为台湾电影真正建构了写实主义关学精神.在后新电影时代,台湾电影的写实主义美学精神空前高涨.中国封建时代的主流文艺观高度强调美与善的统一.当代台湾电影不断地张扬写实主义美学精神,本质上是在颠覆这种传统的文艺观,并致力于追求关与真的统一.这在中国文艺观念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重大意义.     

德国刑事诉讼中DNA检验立法述评

为支持DNA鉴定技术在刑事司法中的运用,德国刑事诉讼法于1997年新增加第81条e和f,于1998年新增加第81条g,于2005年新增加第81条h.德国立法机关就DNA证据的运用频繁地修改刑事诉讼法,不仅表明德国刑事司法法治化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还反映出德国立法机关对刑事诉讼法的修改非常及时.     

论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

2007年8月7日德国"为打击计算机犯罪的《刑法》第41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完成了欧洲理事会《关于网络犯罪的公约》和欧盟委员会《关于打击计算机犯罪的框架决议》在德国刑法中的移植。研究这两部国际公约以及德国第41修正案的内容,可以认识欧洲刑事法一体化背景下的德国网络犯罪立法及其进程,掌握网络犯罪国际立法和德国相关立法的基本状况和存在的问题。     

祛魅与赋值:德国调解制度的路径选择与反思

德国调解立法所呈现出来的迂回或者出路,带有明显的韦伯话语中的"祛魅"色彩,它科学地把握了调解的逻辑架构,较好地回应了司法实践的客观要求。新调解法对调解员、调解程序和解法官等以精细化的法律规定,使调解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符码化,其运作也日趋规范化,并为市民社会所接纳和包容。在我国和谐司法建设中,应该以德国的新调解法为学习范本,还原调解真实的合理性面相,在功能目标定位上,凸显出回应型法中的协商和调整精神底蕴,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实现其德性回归;也应该适时推广和完善法院外调解机制,为专业人员实施调解拓展空间,完善相关调解程序,以此提高调解效率;还应借鉴德国的和解法官模式,有效地实现诉调对接。     

德国新商标法简介

原德国商标法是相当古老的一部法律,可追溯到1894第一部德国商标法,曾几经修改。为贯彻欧共体1988年12月21日关于协调共同体国家商标法的指令,德国对原商标法进行了重新修订。新法共104条,分九部分,于1995年1月1日生效。修改后的商标法并不局限于指令的要求,其内容有了全面的变化。 新商标法取代过去的“Warenzeichen”(商标)而统一     

论新时期寻根电影思潮的发展历程

新时期寻根电影对传统文化,或批判或皈依,都充溢着浓郁的文化意蕴。从1980年代的“电影民族化”大讨论开始,到90年代新民俗电影的兴盛,新时期寻根电影思潮的发展历程依稀可辨。80年代中期以后,电影界自觉地呼应文学界的文化寻根运动,一批寻根电影相继问世,展现了这一思潮的创作实绩。进入90年代以后,在主旋律电影和商业电影对艺术电影的挤压和吸附的生存困境中,电影依然充溢着绵延不断的寻根精神,一部分呈现出强烈的皈依趋向,另一部分如新民俗电影集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德国刑事协商制度研究

德国是职权主义诉讼代表性国家,其刑事诉讼向来以追求实质真实为主要目标。但是由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以实质真实为目标的传统刑事诉讼正在逐渐被司法实务部门所"发明"的刑事协商所取代。为了拯救传统刑事诉讼的核心价值,同时为非正式协商正名,德国立法机关在2009年通过了《刑事程序中的协商规定》,德国式"辩诉交易"正式成为德国法典的一部分。德国刑事协商的发展历程及其立法规范,对我国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论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的艺术创造

中国第三代电影导演群体在时代政治的需求和制约下坚守电影理想和艺术使命。但由于左倾政治运动的干扰,他们在长期的电影实践中也逐渐形成一种"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消极心态,这对他们的艺术创造构成负面影响。然而,第三代导演仍然在镜头运用、画面构图、蒙太奇艺术,以及电影的大众化、民族化等方面进行了深具时代特色的艺术创造。此外,第三代导演的艺术创造与中国电影传统的关系也值得深思。     

“不会说谎的凶手”

伯仁为谁而死?真凶到底是谁?最后的答案,其实就藏在那些发生在观众眼皮底下却被他们熟视无睹的细节中要说2019年年底最受欢迎的电影,《利刃出鞘》一定会占据一席之地。这部上映前不甚被看好的"古典"悬疑题材,不但出了鞘,更出了圈。不少观众可能是冲着"美队"克里斯·埃文斯和"007"丹尼尔·克雷格的明星效应买票入场,甚至不乏有年轻观众是生平第一次在影院观赏一部推理电影。     

IMAX如何摊制中国“派”

IMAX公司的排他性协议让其在中国电影市场过早地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也凸显了在中国电影元气不足的前提下其扶植、发展中国电影技术的过于理想化。2012年年底,一部零差评的电影《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以下简称《少年派》)将刚在中国市场预热的IMAX公司一下子撂在了油锅里。因为IMAX此前与华谊兄弟传媒有限     

德国著作权法中的私人复制与反复制问题

德国 2 0 0 3年 9月生效的新著作权法仍然确认了“私人复制权” ,但同时又首次规定了著作权人进行反复制的“有效的技术保护措施”权利。私人复制与反复制是德国著作权法中的一对矛盾 ,《德国刑法典》和《德国民法典》在当前和今后都不能对“出于纯个人使用目的的私人复制”进行限制 ,而修订后的《德国著作权法》在有关“私人复制”与“技术保护措施”的关系上还需进一步进行调整。     

美国的“政治大棒”与德国的法律程序——后“9·11”时代,美德反恐国际合作第一案之解读

"9·11"事件后,德美看似亲密的反恐合作关系却在德国法院审判"9·11"事件中的国际恐怖嫌疑分子穆特萨迪格和穆祚迪案中陷入了困境。两国政府在反恐策略上的差异为这两个案件的结局规定了方向。德国政府部门拒绝向德国法院提供关键证据,损害了德国检察官的指控能力。美国政府拒绝与德国法院合作,则直接冒犯了德国法院的自尊。由于审判是在德国民众反对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阿尔布莱格监狱丑闻之爆发的背景下进行的,德国公共舆论同情被告人,积极影响并支持了法院的判决。这两个案件可以视为德国法院及民众对布什政府所实施的反恐策略的一次大审判,判决结果是布什政府败诉。     

历史法学与十九世纪德国民事立法

十九世纪的德国民法科学,似乎都是围绕《德国民法典》而展开的。民法史学者将十九世纪的德国民法学说分为两个时期,十九世纪的前半期为"法典争论"和"历史法学"时期;十九世纪的后半期是"概念法学与德国民法典"时期。其实,整个十九世纪的德国民法学都是围绕"历史法学与《德国民法典》"开展的。     

法律视野下的德国环境保护

德国的环境立法既历史悠久,又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作为公法的一组成部分,德国环境立法重行政程序、重公众参与、重环境预防,从而有效的协调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介绍了德国环境法律的主要制度内容,重点介绍了大型项目的公众参与制度,分析了行政程序在环境污染保护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介绍在德国刑法中对环境保护的法律规范,以及中国、德国在环境侵权责任相关制度中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