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约束、规范扩散与冷战后东亚地区秩序

冷战之后,东亚维持了一种相对和平与稳定的地区秩序.中国在崛起进程中对自身权力的战略约束与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进程中东盟规范的扩散成为后冷战时代东亚地区秩序得以维持的根本原因.未来的东亚地区秩序将有赖于中国战略约束基础上的区内国家良性互动与东盟规范的继续深化,而非美日联盟,亦非大国权力均势.     

“朝贡—册封”秩序论析

"朝贡—册封"秩序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形态,是历代王朝处理对外关系的主要模式。这种秩序衍生出古代国与国之间的外交规范和制度,构筑起以中国为中心的相对独立、封闭的区域性国际关系体系。一方面,作为区域内压倒性大国的中国无意打破现状,向"天朝"之外做体制性经营,从而维持了东亚地区国家间相对和平稳定的局面;另一方面,"朝贡—册封"秩序的扩散,为儒家文化在东亚地区的固化奠定了基础,也为当代东亚区域意识兴起、区域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相应的路径支撑。     

乡村社会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冲突与整合

当代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从“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转变的过渡时期。当前，乡村社会的秩序建构在民主法治建设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分析了多元秩序的冲突及原因后，进而提出主张：要夯实基层民主的根基，要实现法理秩序与礼治秩序的良性互动，还要确立乡民的规则意识，夯实建构乡村法治秩序的基础，整合乡村社会秩序。     

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与中国

地区秩序是一个经常使用但却缺少定义的概念。本文探讨了亚洲地区秩序的现状和特征,特别强调以美国为中心的同盟体制和正在兴起的亚洲地区主义实践。快速发展的地区相互依存和发育中的各种亚洲地区安排以及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区域强国的崛起或者复兴,推动着亚洲地区秩序的历史性转变。一方面,美国在竭力强化亚洲地区的“中心—轮辐”体系,另一方面,迟到的亚洲地区整合和地区主义正在帮助塑造着地区主义为基础的地区秩序。从地区秩序转型的角度,亚洲目前正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有三种基本的地区秩序选择:美国霸权秩序的强化、取代美国秩序的新强权秩序和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明显地,未来导向的地区主义为基础的亚洲秩序符合所有亚洲各国的利益。地区主义为基础的秩序并不是为了挑战美国的主导性,而是为了使亚洲地区秩序更加合法、合理和正常。中国作为崛起的大国,以地区主义为基础制定其亚洲政策,将在亚洲地区秩序的转变中发挥重要作用。     

国际法律秩序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本文试图围绕中国的和平发展与和平崛起,就中国融入国际体制这样一个热点问题,从国际法律秩序的角度谈一点个人见解。从法律的角度考察,国际体制可以归结为国际法律秩序。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主要包括共存法与合作法两大部分。一个国家,不论它是主动还是被动、情愿还是不情愿,都生活在这个国际法律秩序中。中国的明智选择是,顺应时代潮流,融入主流社会,借助国际法维护自身利益,同时促进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主动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在国际规则中体现本国的意愿和利益;在承认和尊重现状的前提下致力于改进和完善现行国际法律秩序。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正是实践了这样一种战略选择,这也成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的坚实基础。     

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静力分析

转型中国的自治之力、官治之力和政治之力大小各有不同,共同影响着法制变迁的路径和方向,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转型法律秩序。在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受力分布中:社会自治并未为法律变迁提供最坚决、最强大的支撑力量,而是以一种中剂量、温和的民间社会之力,推动着法律制度的变迁和转型;官方治理从维护积极自由的角度出发,暂时平衡了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之间的矛盾,避免了二者之间可能发生的零和博弈,因而得以充当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主导力量;政治制度则形成一种执政党控制之力,并将其纳入具有极高效力的政治法之中,成为转型中国法律秩序的最强大支撑力量。     

缘水而起：一个彝族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的互动关系研究

水是人类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对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来说,水也是研究基层村社政治秩序变迁的一项重要维度。文章以子君村这一彝族村社作为个案研究对象,从治水视角切入,通过分析子君人治水格局的变化,探讨并呈现其村社政治秩序与治水秩序从初创直至最终衰落转型的互动关系以及历史性变迁。在农业社会中,水是构成村社政治秩序的关键性要素,亦是推进政治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随着城镇化的发展、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迁,基于原有治水秩序所衍生的村社秩序也在随之发生改变。     

论治安秩序结构要素的现代性北大核心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体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关键时期,治安秩序在现代性本身和转型所带来的双重风险下显现出复杂性、动态性和信息化等特征,秩序维护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如果说治安秩序结构研究是治安学基础理论的原始基点,那么治安秩序便由治安主体、治安实体和治安规范三部分组成,三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衡形成了治安秩序。建构现代治安秩序的过程就是按照国家治理理论嬗变产生符合现代治安特征的结构要素,并形成动态平衡的治安秩序的过程。同时,治安秩序作为其他社会秩序运行的保障,其演进发展也是国家治理效能和社会关系协调与否的重要表征。     

论权力秩序与权力制约

权力秩序是指权力关系中相对稳定的结构和运行功能。人类的文明政治生活与权力秩序密切相关,一切政治发展都以相对稳定且有序的权力秩序为前提。结构功能主义为分析权力秩序提出了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一分析框架将权力秩序分解为集权和制约这两种基本形态,并认为从集权秩序向制约秩序转型是我国权力秩序转型的基本方向。以结构功能主义为参照,可从结构和功能这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入手探讨权力制约问题,即可发展出一个分析权力制约的理论模式。这一模式的实质是在等级结构和平行结构中追求规则制定、规则适用与规则解释这三种首要功能之间以及控制与协调这两种第二功能之间的动态平衡。     

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对冲

近年来,全球失序的讨论增多,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成为其重塑过程中的突出特点。本文以东亚安全秩序为研究对象,试图增进对国际秩序及其演变过程的理解。本文假定文明理念是塑造秩序的最深层次理念,试图从文明过程论的视角来理解东亚安全秩序的演进动力。本文提出,东亚安全秩序是文明过程塑造的,当前东亚地区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理念和实践主要是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两种文明过程在权力、中心、普遍性和秩序等核心理念与实践上的激烈对冲,导致东亚地区相关行为体对于权力结构、安全规范和安全利益的认知出现重大差异,甚至采取了对冲性的政策行动,从而进一步放大了因物质力量重大变化直接导致的地区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本文指出,多元化、地方化和人本化是东亚安全秩序的发展趋势,其不确定性将长期存在;各方应以共同进化的文明思维,建设具有包容性的地区价值体系和秩序。东亚安全秩序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为中国塑造周边创造了重大的战略机遇。     

关于中国的外交战略与国际秩序理论

本文主要论述外交决策理论的内涵、冷战后亟待解决的国际秩序论和中国应该选择和平发展安全合作的外交战略。文章认为,外交决策理论应回答世界格局、世界主要矛盾、国家定位与国家核心利益等问题。冷战后世界向多极化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冷战后世界两大主题没有变,但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发生改变,主要表现为南北关系问题。中国的周边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的国家定位应为亚太地区发展中国家。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台湾问题都属中国的核心利益。当前应建设中国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和中国外交战略理论。中国的外交战略宜提出“和平、安全、发展、合作”为好。     

制度与心灵的双重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之建立

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思想中国化的必然结果，从制度和心灵的双重维度实现了中国政治伦理秩序的建构，对中国政治文明产生持续而深远的影响。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伦理秩序的制度和心灵的双重建构，应该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主要目标和重要方式。     

市场经济与政治秩序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有其特定运行规则的特殊的经济体制 ,必然要向政治国家提出自己特殊的政治要求 ,同时又为建构与自身秩序相适应的政治秩序提供了可能性。市场经济的运行内在地包含着主体的平等和活动的自由这两个重要的逻辑规定。马克思认为政治上的平等和自由只能是经济秩序中的平等和自由的“另一次方”。市场经济的平等和自由原则在不同制度条件下的实际体现是不同的。消除对政治国家的实际控制上的矛盾 ,实现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新的和谐 ,亦为可能前景。由此 ,政治秩序的体制定位和模式选择问题得以提出     

论宪法秩序与社会和谐

秩序是人类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和谐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目标,二者具有统一性。基于二者的统一性,宪法秩序作为秩序的一种,对于实现社会和谐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建构宪法秩序,实现社会和谐,须建设其外部环境,加强宪法自身建设,进行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社会主体的宪法行为。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与完善国际能源秩序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外交战略思想,是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倡导的国际秩序观,有助于推动国际秩序向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全球能源安全充满了不和谐因素,公正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迄今尚未建立,影响了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共同繁荣。中国应以和谐世界理念为指导,与其他国家共同努力建设和谐的国际能源秩序。     

论治安秩序的特征

治安秩序是治安学不可逾越的核心概念。研究治安秩序首先就要研究治安秩序的特征，将治安秩序与其它社会秩序区别开来。治安秩序是一种不能独立存在的社会秩序，它存在于社会秩序的临界点上，是从对立面才能证明其存在的一种社会秩序，是随着阶级秩序的出现而出现，是只能由刑法规范来调整的一种社会秩序，是其它社会秩序得以存在的基础。治安秩序的这些特征有助于人们对治安主体、治安学与公安学、警察学的关系、警察执法权威根据等问题作出合乎理性的解释。     

国际秩序转型期的中美制度竞争——基于制度制衡理论的分析

在全球化和经济相互依存不断加深的时代背景下,除了传统的军事制衡战略,在国际政治中,大国也以包容性制度制衡和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的形式进行战略互动与竞争。国际秩序转型更增强了主导国与崛起国之间的制度制衡。本文关注的研究问题是,为什么中国这样的崛起国会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而作为主导国或守成国的美国却实行旨在破坏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本文认为,制度红利的变化影响着国家对不同制度制衡战略的选择偏好,这是制度竞争过程中国家基于成本—收益的理性选择。随着美国在现有国际制度中享受的"制度红利"不断下降,它更有可能选择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排他性制度制衡"战略,包括退出现有多边机制以及建立对其有利的新的国际机制。相反,随着中国在现有国际机制中"制度红利"的增加,中国更有可能选择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战略。通过两个案例,即美国奥巴马政府在建立TPP期间所实行的"排他性制度制衡"以及中国成立亚投行期间的"包容性制度制衡",本文进一步检验了"制度红利—制度制衡"的理论模型。制度制衡将成为21世纪国际秩序转型期间中美之间战略互动的一种新形式。     

论治安秩序本质——治安秩序论之一

治安秩序本质是治安秩序的根本属性,是构成治安秩序的各要素的内在联系,它是治安秩序中确定的、稳定的、一般的东西,它是治安秩序现象存在和发展变化的根据。治安秩序本质从其结构模式上来看,它可以分为两个层面,即社会关系层面和社会特质层面。治安秩序是社会关系协调状况的反映,是由国家法律、法规所确定的有关公共安全、社会安宁的,主要由警察机关管理和维护的社会秩序。     

和谐世界构建与当代的国际法律秩序——我国外交实践中的若干国际法问题

21世纪的国际关系领域矛盾和冲突日益突出，国际法的发展面临许多新的挑战，中国有责任在推动和影响国际法律秩序朝着有利于国际和平与发展的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国外交实践中的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在当前形势下应当重视和加强对国际法的教学和研究，以便更好地运用国际法律维护自身权益，解决国际争端，建立有利于我国和平和发展的国际法律秩序。     

国际利益格局调整与国际秩序转型

中国崛起及其导致的国际力量对比变化是影响当今国际秩序转型的主要因素。然而,探讨国际秩序转型不能仅仅关注实力结构的变化或大国之间的实力较量,更要聚焦于国际利益格局的再调整这一深层问题。国际利益格局是主要大国在竞争与合作中协调和分配彼此利益形成的安排,是构成国际秩序的重要维度。在稳定有效的国际秩序下,体系的实力对比与利益格局之间存在动态平衡和相互匹配关系。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持续变化和新兴国家利益诉求的日益增多,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明显面临国际利益格局再调整受阻的困境,无法根据国际政治现实的变化实现自我调整。中国既是当今国际秩序的参与者、维护者和受益者,也受到利益格局中诸多不合理要素的制约,影响到中国实现和维护自身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因此,中国应在继续参与和融入国际社会的前提下,积极主动而又循序渐进地推动国际利益格局的良性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