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伦理与官德建设

制度伦理在我国学术界是一个新的研究热点.研究和关注制度伦理,可以拓展伦理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伦理学的深化和发展,为处在社会转型时期的我国伦理道德建设提供一般性的理论指导,并为其指明实践路向.把制度伦理和官德建设联系起来,从制度伦理的功能上来研究和探讨制度伦理对官德建设的重要作用,有助于从根本上推动官德建设,从机制和制度上解决腐败问题.     

制度伦理:当代中国官德建设的缺失与重塑

官员的官德建设不仅需要依靠道德自律,还有赖于制度伦理的规范和约束。面对社会转型过程中日益突出的党群干群矛盾和阶层利益整合,如何处理利益关系成为官德建设的重要问题。制度伦理作为制约权力的一种手段,从外部环境入手,通过制度、法律、法规等建立健全伦理道德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把一定社会伦理原则和道德要求提升、规定为制度,并使其规范化、法制化。从制度伦理层面强化官德建设,对官德的实现具有普遍性,有助于官德规范的把握和官员道德的养成,为社会转型时期的伦理道德建设提供理论指导。通过完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建立科学的党内民主监督机制、改变传统官德教育方法、建立作风教育长效机制等措施,形成全方位的官员从政道德监督机制。     

管理制度观:“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

人性与制度本源上的密切关联已成为学术界公认的命题,而对二者之间的逻辑解释却莫衷一是。制度作为管理实践最重要的御用工具,首先受到管理理论典型人性假设——"经济人"的深度影响。理性经济人的"价值无涉"导向将管理(组织)制度化推向理想状态,人性只是在显性的利益层面获得彰扬,如是,多样化、复杂化的"人"的内蕴也就主要在"非人格化"的制度化组织社会结构中"单向度"地演绎。因此,由其生成的管理制度观便硬嵌于经济人假设的逻辑镜像中,在管理视域下"经济人"假设的内在规定性包括核心假设和支撑性假设。其"理性—设计—均衡"制度观包括:制度均衡论:机械方法论的延续;制度设计论:理性预设的必然导向;制度效率论:"效率—公平"观的制度表达;制度服从论:管理制度选择的依据。     

习近平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创造性发展

习近平科学把握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的内在逻辑,发展了传统儒家官德思想。新时代政德建设丰富了政德的时代内涵,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空泛化倾向;坚持用人标准的德才兼备,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绝对化倾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精英化倾向;升华传统的血缘宗法伦理,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宗法化倾向;坚持全面依法治国,超越了传统儒家官德的理想化倾向。系统梳理习近平政德建设思想对儒家官德思想的创造性发展,对于加强新时代干部队伍政德建设、践行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官德”是道德建设的关键

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面俱到难免“蜻蜒点水,浅尝辄止”。它的重点应放在职业道德建设上,而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则是关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搞精神文明,关键是以身作则”。领导干部不但是道德建设的倡导者、组织者,而且首先应该是实践者。当前应当把塑造人民公仆形象,作为官德建设的切入点;把率先垂范作为官德实施的支撑点;把人民公认作为监督官德的着力点,以此带动、影响全社会的道德建设。 公仆形象是官德建设的切入点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导向的人性塑造

社会发展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人的发展,而人的和谐的发展又必将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必须以人为本,促进人性的和谐发展.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人性状态,应该是基于利己利他双重人性、具有经济理性和道德理性、奉行互利主义行为准则的"道德经济人".在当前社会条件下,培育和塑造"道德经济人",要弘扬互利主义精神,塑造"互利性"人格;加强社会规则建设,培育道德理性;彰显和促进社会主体的道德自律.     

市场经济与官德建设:决定因素、历史经验与价值

邓小平南方谈话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想,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创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官德建设面临新的考验和挑战,另一方面也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道德要求。因此,从市场经济维度探讨官德建设的决定因素、历史经验和价值意蕴,对当代中国的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以德治国”重在“官德”建设

江泽民同志提出“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对各级领导和干部队伍的道德建设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官德”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以德治国”中,“官德”建设是关键,为官必须有德,治国必须修身;加强“官德”建设,要从抓教育、抓典型、抓监督等方面多管齐下,才能不断提升干部的道德修养,达到以“官德”带“民德”,提高全社会的道德水平。     

《晏子春秋》的官德思想及其当代启示

官德是为官者立身从政之本,为官者具有良好官德是国家善治的必要条件。《晏子春秋》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官德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为官要"以民为本",在遵循民意中恪守"爱民""乐民"理念;为官要"尽礼行忠",在躬亲践行中坚守礼义准则;为官要"劝谏纳善",在处事履职中坚持刚正不阿;为官要廉洁清正,在省察自律中加强品性修养。《晏子春秋》体现的传统官德思想对新时代加强官德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启示意义。     

马克思和谐社会思想的三个维度

以往和谐社会理论的普遍倾向是强调和谐社会的制度形态,突出和谐社会的此岸性和实现的条件性,而忽视了和谐社会的形上境界和实践层面,对和谐社会理性境界和实践维度的认识不足。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谐社会是制度形态、形上境界和实践活动层面的统一,是经验理性、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维度的综合,是科学和谐社会思想、哲学和谐社会思想与社会学和谐社会思想的交叉。深刻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探析官德思想对我国公务员行政的现实价值

公务员官德建设是新时代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文明发展的需要。加强公务员的官德思想建设对于提升公务员行政能力和预防公务员行政腐败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分析我国古代官员录用、为政、道德行为等方面蕴含的的官德思想,探讨我国公务员在行政和机制建设方面汲取的现实价值。     

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结合的科学性--以人性的两重性为视角北大核心CSSCI

人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个体人性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就普遍的人性而言,人性存在善恶两种因素,并且善恶两种因素还会发生转变。鉴于此,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要紧密结合起来。强化思想建党,目的是增强党员干部的自律,让人性绽放出完美的光芒;强化制度建党,目的是增强党员干部他律,让人性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完美。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要注重同向发力,理论武装与制度规范要注重齐抓共管,从严教育与从严管理要注重双管齐下,自我修炼与外部监督要注重互促共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官德建设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先进特质不仅对官德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官德建设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氛围,更为官德建设拓展了新的路径与方法。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官德建设,必将有效提升官德建设的成效和层次,开创官德建设的新局面。     

人性化的制度设计与社会的和谐发展

制度是人为设计的一种社会行为规则.制度的基础源于人性的假设:无赖的假设、经济人的假设和有限理性人的假设.制度所具有的功能形成一种既定的力量,作用着人的和谐发展.和谐社会中的制度,应该是充满人性化的制度.     

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结合的科学性——以人性的两重性为视角

人性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个体人性而言,不能一概而论;就普遍的人性而言,人性存在善恶两种因素,并且善恶两种因素还会发生转变。鉴于此,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要紧密结合起来。强化思想建党,目的是增强党员干部的自律,让人性绽放出完美的光芒;强化制度建党,目的是增强党员干部他律,让人性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保持完美。思想建党与制度建党要注重同向发力,理论武装与制度规范要注重齐抓共管,从严教育与从严管理要注重双管齐下,自我修炼与外部监督要注重互促共进。     

官风官德新探——学习江泽民同志“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的启示

针对干部队伍中部分人的素质,特别是思想、政治素质不适应或不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的新情况、新问题,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干部”。本文从官风官德的现状和原因进行阐述,对如何加强官风官德建设从四个方面进行了重点阐述,即:正确对待职位、职权、职责;大讲政治、正气;运用好权力、能力、魅力;努力做到尽职、尽责、尽力。     

回归人性:腐败的生成逻辑与治理路径

人性的需求欲望不是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政府官员既具有人的自然属性,也具有人的社会属性,同时还具有职业的政治属性,其需求欲望的产生也同样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使其表现为天生的固有特性和社会的外部特性。腐败行为的最深刻根源在于人性需求欲望的驱动。因此,有效治理腐败也就必须从人性出发进行思考和探索,即,一要正确看待人性需求,让政府官员过正常人的生活;二要满足人性合理需求,让政府官员过体面的生活;三要用理性管束无限欲望,让政府官员过有节制的生活;四要用制度限制人性贪欲,让政府官员过有笼子的生活;五要加大权力寻租成本,让政府官员过有风险的生活。只有这样,才可能从根本上预防腐败,杜绝腐败。     

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辨析

当前对廉政文化与廉政制度关系的理解存有一定争议,不利于反腐倡廉建设的深入开展。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既相互区别又联系密切。二者的区别主要表现于形成机制的理性与非理性、变迁的快与慢、强制约束与非强制约束、作用机制的外在与内在、功能的抑与扬等方面,二者的联系主要表现为融为一体、相辅相成的统一性。因此,在建设廉政制度与廉政文化时,既要看到二者的联系,做到互相促进,事半功倍;也要看到二者的不同,区别对待,重点突出,从而把预防与惩治、自律与他律、文化与制度有机地统一于反腐倡廉工作中。     

人性因素对我国反腐败的影响

腐败是人之所为,无论是制度建设或是其它什么途径来解决腐败问题,归根结底都要解决人性的问题:人性中恶的因素,要求反腐败要依靠制度建设;人性中善的因素,在培养理想人格,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方面有其独到的作用。人性的可塑性,要求我们对人性中善的弱化进行社会救治,对人性进行提升和引导;同时也要求广大党员干部发挥主观能动性,自觉地进行党性修养和锻炼。     

地方政府伪创新的机理探究及反伪举措——基于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考量

追求理性最大化的中央政府和追求机会最大化的微观企业无法成为制度创新的理性主体,而具有相对独立利益目标和资源配置权的地方政府,恰恰契合了上述两者的优点,从而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制度创新的客体选择。以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动态博弈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地方政府在创新中因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现象和与中央政府博弈导致的伪创新的内在机理及外在表现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并进而提出规范地方政府创新的种种反伪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