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法治“非彼“法治“:浅析“以法为本“和“法治国家“

法治是随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和发展的 ,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成长壮大的一种治国的思想体系。近现代的“法治”思想 ,与几千年来的“人治”相比 ,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进步。法治原则发展到今天 ,已经成了世界各国普遍遵守的治国法则。我国“十五大”也明确提出 ,要“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这无疑把法治的作用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层面。但有人提出 ,中国并不是现在才“依法治国”的 ,中国先秦的法家也提倡了“法治” ,法家的代表人物韩非早在两千多年前也已提出了“以法为本” ,并为统一的秦王朝具体实践。这就让人不由想到…     

黄老之学对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

黄老之学是托名黄帝之言 ,以老子道家学说为主旨 ,同时兼采诸子百家学说而形成的一种经世之学。它形成于战国末年而盛行于西汉初期。其基本内涵包括无为而治、以法治国、文武并行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是华夏文化宝库中的精华 ,处处充满着辩证法和管理意识 ,对解决当前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开发人力资源 ,提高管理效益 ,维护社会的稳定有着巨大的启迪性和实践性。本文拟就黄老无为而治、以法治国、文武并行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价值作一探讨。(一 )无为而治思想与现代社会管理无为而治是黄老之学的精髓。自老子提出无为而治的治国方略 ,到汉武帝…     

根治“贿选”顽症

民主是一样好东西。有了民主,政治不再是少数精英人士或高尚人物的私家游戏,普通民众的意志也能充分张扬;有了民主,亘古千年的“人治”终于唱响了一曲谢幕挽歌,法治自此拥有了最肥沃的土壤;有了民主,任何强权都不能天马行空、独往独来,即便弱势群体的利益亦可得到有力保障……     

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析《商君书》的“数”治思想

本文拟对商君书所蕴涵的法家式的"在数目字上管理"的理念或称法家的"数"治思想作了粗略探讨.     

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服务工作应当着力解决的几个问题

加强和改进对"社会人"的管理服务,既是社会管理工作的一个重点,也是公安机关有效履行职责必须破解的一个难点。公安机关民警要准确界定"社会人"的内涵与外延,充分认识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把握"社会人"管理的重点、难点和关节点,明确"社会人"管理服务中的目标、任务、途径,加强和改进"社会人"管理服务工作。     

“社会人”管理的社会化——对东莞市“社会人”治安管理的几点思考

本文在分析东莞市“社会人”管理工作面临的困境的基础上,提出必须突破传统的管理体制,依托社区和社会组织,挖掘社会管理资源,积极培养社会的自主管理能力,实现人口管理的社会化,同时,公安机关必须发挥职能作用,管理好、服务好“社会人”,推动“社会人”管理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     

论“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与“法治浙江”建设

作为“法治浙江”建设的一面旗帜与特色经验，全省各级各部门都十分重视“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值此纪念毛泽东同志批示“枫桥经验”45周年之际，从厘清“枫桥经验”与“法治浙江”这两个概念性前提出发，明确“法治浙江”建设是“枫桥经验”创新发展的前提与保障，肯定“枫桥经验”的创新发展丰富了“法治浙江”建设的内涵，这对于深入思考如何进一步创新发展“枫桥经验”，不断赋予“枫桥经验”新的科学内涵和时代特征，为建设“法治浙江”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服务，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谏题和现实问题。     

创新社会管理应以“民生为本”

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发生了重大转变,以“民生为本”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非常紧迫的意义。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核心是建立“良性的社会运行体制”,消除经济持续发展和社会稳定的体制机制障碍,锻造符合新时期“社情民意”的“民心工程”,让人民过上心情舒畅、幸福美满的好日子。     

为构建和谐湖北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全省“四五”普法暨“十五”依法治省工作概述

我省“四五”普法暨“十五”依法治省工作,按照依法治国、依法治省工作的总体要求,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的中心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法制宣传与法制实践相结合,以提高全民法律素质和全社会的法治化管理水平为目标,加强领导、完善机制、强化措施、夯实基础、创新形式、抓好载体、创建结合、分类指导,为构建和谐湖北创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加强领导整体推进普法治理工作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普法依法治理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的指导方针。自2001年开始,我省“四五”普法暨“十五”依法治省工作全面展开。…     

为“民生”立法

我省在加强经济立法的同时,进一步加快社会领域立法步伐,把社会管理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法治才是新加坡的“最长板”

“木桶理论”原本是一个木桶的盛水量,由其最短的一块木板决定。但以一个国家的“长短板”来思考,比如新加坡,它的“最长板”,是否给一个国家可以企及的发展目标,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5大视角解读从“人治”到“法治”：评点15部经典立法 纵览30年改革风云

置身于当下立法日臻完善的繁荣，今天的人们似乎已很难想象三十多年前无法可依的荒芜。彼时，刚刚摆脱十年专制浩劫的中华民族徘徊在一片法制废墟上，创伤累累，前途未测。     

浅析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人本思想是在继承西方批判主义的基础之上彻底清算对于人这个问题的多种学说,得出的科学的"人本"观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通篇贯穿着马克思主义精神,对我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多方面做出了重大创新,丰富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     

论“经济人”与“道德人”在制度设计中的辩证统一

在人类历史上,任何制度的设计和安排都有意识或无意识地以某种人性假设为前提和基点。人性的假设有很多种,如"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社会人"以及"无限人性"     

“义乌公安经验”的总结路径：以法学为中心

缺失了“义乌公安经验”的法学思考,我们所总结出来的经验就先天失却了“全方位性”和“多层次性”。从法学角度深入梳理“义乌公安经验”,既是全方位、多层次总结“义乌公安经验”的必然要求,也是继续推进义乌公安工作深入发展的客观需要。就法学角度而言,以治安防控能力建设为核心的“义乌公安经验”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从“紧扣发展主题增强服务力”和“驾驭复杂治安增强控制力”两个角度,我们显然可以对“义乌公安经验”做出独特的法学解读。当然,“义乌公安经验”的法学思考命题,我们还可以从其他角度予以梳理。     

论贾谊的“道德说”与“性命”论——兼论贾谊以“理”为本对儒学的重构

贾谊的《道德说》素称难解,他以＂道德说＂为纲领建立起来的＂性命＂论也少有人系统研究。贾谊之＂道＂与＂德＂均有双层内涵：其最高层次的＂道＂是＂物＂之存在的运动过程,是＂治乱存亡＂的所以然之迹。其最高层次的＂德＂则是＂所以生阴阳、天地、人与万物＂之＂理＂,是儒学化了的真正的＂形上＂本体。＂道＂、＂德＂、＂物＂的这种关系,不仅把老子的道本论置换成了理本论,而且开了中国儒学理本论的先河。贾谊以＂道德＂说建构的＂性命＂论,表达了＂命＂虽可认识而不可尽知的定命论思想。政治追求遇挫后,这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定命论又转变为悲观主义的委命论。由于贾谊的＂道＂论遗落了老子＂道＂的＂自然＂价值,故不能为他的委命论提供哲学保证。贾谊的哭泣至死就与他这种悲观主义的生命情怀有关。     

接班难题：“同道”，还是“异己”

主要领导人的更替往往是一个组织发展的关键时期，能否顺利地传好“接力棒”，对组织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一般而言，在选择新任领导者时，现任领导人的意见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在“人治”传统源远流长的中国，现任领导人在选择接班人的问题上更具有独一无二的发言权。然而，无数的例子告诉我们，选好“接班人”并非易事。它需要领导者具有非凡的智慧和广博的胸怀。     

关于 “代耕农” 问题的调查与思考———以中山市情况为研究对象

＂代耕农＂是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历史发展的产物。近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产生了不少涉及＂代耕农＂的治安问题。＂代耕农＂的诉求从耕种农田、解决温饱,发展到解决入户、居住、征地补偿以及与本地村民同等待遇等。＂代耕农＂问题难以解决的主要原因是无法可依、诉求多元、成因复杂等。解决＂代耕农＂问题,应该从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大局出发,坚持宜早不宜迟的思路,坚持依法依规依策的原则,强化＂四个提升＂,妥善解决。     

看守所姓“公”还是姓“司”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看守所不仅仅是关押未决犯的场所,它同时是检验一个国家法治发展程度的试金石。因为一个国家对待世界上“最坏”、最穷途末路的那批人的态度,最能说明这个国家对待人的态度。     

明朝“重典治国”的评价与启示

明朝的重典治国制度受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以及当时的社会现实基础等因素的影响。虽然明朝的重典治国的方略在当时具有合理性并达到了统治者的目的,但是它也产生了诸多的负面影响。当代对官员贪腐的治理也是国家法治的一部分,但是重典治国以威吓的方式达到效果,与现代法治文明不符,不应为现代法治所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