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全球治理与中国全球治理话语权提升

当前世界秩序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也深受影响,大国围绕全球治理话语权的竞争日益激烈,全球治理面临治理困境甚至治理失败。全球治理话语权既体现为参与治理的权利,也体现为贯穿治理过程的权力,具体化为治理主题、治理议程、治理平台、治理制度和治理人才等多个方面,反映治理理念之争、话语之争与制度之争。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尤其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高度重视、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努力创建新机制和新规则,推动现有国际制度改革,提出中国倡议和方案,分享中国治理理念,参与全球治理人才竞争。未来中国需继续加强外交能力,提升全球治理话语权,挖掘和凝练全球治理理念,完善全球治理话语体系,加强全球治理制度能力建设,提高制度性话语权,培育和动员社会力量,做好治理人才培养和储备,以真正成为全球治理强国。     

社会治理视域下的诚信政府建设

诚信政府是诚信体系建设的核心内容,是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保障。诚信政府建设有着重要的时代价值,与社会治理是有机统一的,具有紧密的内在关联。从社会治理角度来看,当前诚信政府建设面临着治理理念、治理方式、治理行为等方面的问题,需要着力从观念层面、制度层面、决策层面、执行层面等方面破解难题,提升政府公信力,实现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问题与路径选择

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使全球治理问题尤为重要,而随着中国国力提升和国际权力格局变化,其参与全球治理进程的必要性持续凸显。一方面,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依据现有国际制度框架展开;另一方面,国际社会新变化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机遇。未来,中国可从巩固存量,全面参与治理;变革增量,完善组织机制;创新理念,夯实理论基础三方面入手,克服目前参与不全面、机制创设能力不足、理念基础薄弱问题,走好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道路。     

影响民族地区公共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及政府有效治理

公共冲突是事关公共利益的冲突。随着社会变迁与利益格局变化,我国公共冲突问题日益凸显。基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多民族、多宗教的文化背景,民族地区的冲突治理问题更为复杂。有效治理冲突是民族地区各族群众的期望,也是推动全国冲突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要义。目前,国际地缘政治、经济社会发展、民族宗教文化以及传统管理体制是影响民族地区冲突治理的主要因素,需要治理主体创新理念、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探索长效机制、构建开放式治理格局来因地制宜地有效治理公共冲突,实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     

论我国网络社会治理的三个有效结合

我国网络社会治理需要三个有效结合,即政府管理与社会自律结合、立法防控与技术防控结合、国内治理与国际合作结合。要实现政府监管与社会自律有效结合,政府必须转变网络社会管理理念,明确网络社会治理主体的责任边界,提升对网络社会的治理能力,推动公民有序参与网络社会治理。我国应借鉴网络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在完善网络立法体系的同时改进技术防控体系,更好发挥法律与技术的双重作用,也就是要完善网络立法体系,改进技术防控体系,实现法律防控与技术防控的有效结合。目前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治理仍面临困境,中国在网络空间全球治理中有重要的责任担当,也就是要加强网络治理能力建设,努力消减"数字鸿沟",支持联合国协调网络治理,积极参与网络空间治理国际合作谈判。     

新时代“枫桥经验”:从治理方案走向治理范式

从经验到理性、从做法到方法,从“一地”到“全局”,新时代“枫桥经验”不断完善健全理性知识体系、制度规范体系、实践适用体系,逐渐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范式。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枫桥经验”始终深植于中国基层治理实践,坚持把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治理文化和借鉴国外法治有益成果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共同治理、柔性治理、源头治理”理念,呈现出“平安大家建、矛盾柔性化、风险源头治”的范式优势。全国“枫桥式工作法”作为治理范式的实践载体,生动彰显了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特色理念和范式优势。总体上,治理范式论具有理论统摄功能,对社会治理实践具有现实的解释力,有助于推动新时代“枫桥经验”超越现象走向本质,有助于构建中国自主的社会治理知识体系,有助于加强国际社会的理解与认同。     

治理视野中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

由市场经济发展推动的社会权力结构变迁 ,为治理理念及其实践注入了新的动力。在社会权力结构变迁的过程中 ,社会自理能力不断增强 ,社会中介组织应运而生 ,从而影响和改变着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二元互动关系 ,并从根本上推动了政府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变革。     

新时代推进全球治理法治化的中国方案

国际法治是全球治理在国际法规、制度层面的重要方法和路径,推动国际法治建设对完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国际法治建设的新理念,致力于为不断解决全球性问题、完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理论层面,中国主张强调以《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公认的国际法规为准则,倡导创设民主、科学、公正的国际良法,统筹推动国内法治与国际法治、国际硬法与国际软法的共同发展,为实现全球良法善治提供方向指引。在实践层面,中国不断提升推进国际法治建设的能力和水平,不仅在国际立法方面,而且在解决国际争端、国际人权保护和共建“一带一路”等领域都积极贡献自己的力量,推动了国际法治体系的完善和法治合作机制的创新,成为国际法治建设和全球治理变革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习近平关于国际法治立场观点的提出,构成国际法治建设中国方案的主要内容,其对于中国提升解决国际问题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能力、促进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民主化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深远影响。     

国际社会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与内在张力

由主权国家组成的国际社会,拥有全球治理的合法权利。在现代国际社会,全球治理的进程划分为一战与二战之间的时期、二战结束之后的冷战时期、冷战结束以后的时期。全球公共事务的复杂性带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人权等价值理念的重要性不断提升,都是国际社会限制绝对主权、进行全球治理的权利来源。这两个方面的内在张力,影响到全球治理的有效性与发展前景。     

全球数字治理挑战、制度竞争与中国方案

数字技术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多风险和挑战。“数字鸿沟”不断扩大、数字霸权主义抬头、全球经济社会潜在风险不断增加、全球数字治理制度竞争等严重阻碍着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这些挑战和风险亟须国际社会合作，加强全球数字治理。无论是美国的“数字霸权”还是欧洲的“数字主权”，都因基于私利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抵制。作为世界第二大数字经济国，中国坚持数据主权，大力推动数字技术发展，积极开展数字技术国际合作，为全球数字治理提供中国方案，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完善全球数字治理体系，共同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政府的强势与弱势:基于社会治理视角的思考与研究

在社会治理中有关政府应该扮演强势抑或弱势的角色并没有明确的定论。西方政府经历几十年的社会治理实践,因市场机制的成熟、公民社会的基础及第三部门的成长等诸多因素导致政府的形象由强趋弱,而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正逼迫西方政府重新高调出发;与此同时社会治理正侵入市场化渐入佳境的中国,由城乡二元区隔形成的社区治理和乡村治理,虽然已分别享有法律赋予的自治权,但政府没有明显让渡的迹象。可以预见,随着国内公民意识的增强、民间组织的扩张,以及整体社会治理模式渐趋清晰,政府是否强势并不重要,治理能力上乘的政府才是社会真正的期待。     

当代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及其启示——对福利国家、发展型国家和转型国家当代发展的考察

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对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引发了有关国家和政府能力的激烈讨论。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福利改革、东亚政府主导型经济的衰退到苏东地区社会主义制度的垮台,全球范围内的国家治理模式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革,国家解决国内问题的能力受到限制,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平衡向着有利于市场和私有权力的方向转变。然而这些变迁也表明,并不是所有的制度都趋向"正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相反,制度变迁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与此同时,全球化也为国家和政府能力的增长提供了新的空间,战后以来的国家治理模式正在经历新的调整和重组。     

全球海洋治理与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

当前世界海洋战略形势正发生深刻变革,海洋地缘战略竞争不断加剧,海洋"公地悲剧"日益严峻,在此形势下,中国提出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倡议。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十分丰富,主要包括构建海洋安全共同体、海洋发展共同体和海洋责任共同体三方面要旨。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既是世界海洋文明发展的时代要求,也为解决当前全球海洋治理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然而,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在现实中面临国际认知赤字、海洋二元秩序障碍、海洋地缘战略争夺阻力等严峻挑战。为此,中国应着力完善构建海洋命运共同体的知识话语体系,推动海洋命运共同体的多边主义制度化建设,打造多元参与的协同治理格局。     

公民社会与政府治理模式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个人权利为基础，以公民社会组织为主要特征的公民社会逐渐兴起，对政府治理模式产生日益深刻的影响。我国作为后发展国家，政府主导发展的局面决定了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成功与否将直接关系到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新时期抓好大理州禁毒工作的几点思考

大理州的禁毒工作既要立足当前 ,又要着眼长远 ;即要立足州内 ,又要认清全省全国和国际方面毒情的变化 ;既要坚持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 ,各部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毒品问题 ,又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广泛参与禁毒斗争 ;既要严厉打击毒品犯罪 ,有效遇制毒品发展蔓延的势头 ,又要大力深化毒品预防教育 ,开展禁吸戒毒和无毒社区创建工作 ,为大理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经济全球化下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对于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此背景下,有组织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由于国际社会和我国实际情况的差异,导致我国有组织犯罪与国际有组织犯罪表现出不同的特点。     

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思想研究

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核心内容,是治国理政理念的重大创新,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五位一体"建设,是放飞中国梦的现实要求。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外形势,需要深刻领悟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本质,定位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键节点,勾勒促进"五位一体"协同互动的战略路径,进而提高国家治理效能。     

劳动就业理论与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研究

社会就业已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我国一直关注和解决的民生问题。当前我国就业率不高,将会对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社会的和谐稳定产生不利影响。文章从失业的界定与计量、失业的形式分析入手,指出我国就业形势存在的严峻性、产生的主要原因,集中破解此难题的基本观点,并结合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有关破解我国失业问题的措施。     

国际法发展新动向及中国的外交实践

伊拉克战争对联合国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体系及其维护的国际秩序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但形势的发展表明,联合国并未被边际化,现行国际法及国际秩序并未从根本上受到动摇,伊拉克战争反而使国际社会更加重视联合国和多边主义,更加重视国际法规则的制定和运用。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国际法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动向,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和深入研究。在2003年,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规则的制定,并签署了有关的国际条约,较好地维护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为推动国际关系的法制化作出了贡献。     

“宽严相济”视野下对少数民族“两少一宽”刑事政策的反思

民族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已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历史上形成的“少捕、少杀,处理上一般从宽”的少数民族刑事政策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是正确处理国家内部民族问题的重要政策,体现了对少数民族的人文关怀和司法宽容,在实践中得到了各族人民的认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这项刑事政策也有其历史局限性,新形势下,应当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为基石,关注“两少一宽”政策的刑事法律化,丰富少数民族刑事政策的内涵,充分发挥各少数民族固有资源在控制犯罪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