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安全视野下越南难民的民族认同心理研究——基于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管理区的实证调查

作为一个特殊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特殊社会群体,越南难民一直面临着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等多重认同的困惑,其民族认同心理也在“我群”与“他群”之间不断冲突与抗争。为了缓解身份认同的内在矛盾,这些难民往往通过重拾历史记忆的形式来重构身份认同,强化或弱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族群边界。然而,从文化适应策略视角而言,越南难民的多重认同也隐含着诸多的现实利益诉求,并由此塑造了一种特殊的权利意识和社会抗争方式。     

历史记忆、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例

越南难民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了特殊群体,但在历史、政治和利益因素的影响下,越南难民一直徘徊在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之间,其诉求得不到实现、身份得不到认可,使他们至今难以融入当地社会。以云南河口县岔河难民村为研究对象,分析越南难民的跨国流动经历及其身份认同的建构,并从难民身份认同、族群认同和国家认同三个层面来剖析其身份认同的多重性与困惑性。越南难民只有在淡忘其想象的难民身份,消除有意识筑建的"无形的"族群边界,在国家政策引导下才能更顺利地融入当地社会,消除身份认同的困惑。     

美国新教来华女传教士“边疆意识”结构分析

边疆既是一个地理实体,更是一个文化概念,是一个以"归化"程度为基准在空间上不断向外推进的活动带。对于美国来华新教女传教士研究而言,中国边疆既是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也是对故土"纯正女性风范"的挑战。她们的边疆意识是由女性身份与宗教、国家、种族这三个外在强势身份共谋与反抗的结果。对其边疆意识的结构性分析有助于了解美国妇女运动和国家发展之间的复杂协商关系。     

融冰之旅——新教传教士与“丁戊奇荒”

1877、1878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灾荒之一——＂丁戊奇荒＂,新教传教士以赈灾活动为契机,构建自身正面形象。通过赈灾这一具体历史情境中的接触,中国人对传教士的认识发生了一定程度的转变,从抵触到部分了解,但是传教士还要继续面对如何被中国接纳这一问题。从此可看,中西文化交融是任重而道远的。     

权力祭坛上被释放的身体——评当代中国刑罚制度

本文以身体--权力为主线,以历史比较的方法叙述了身体在人类历史上的受难和它在当代中国的处境及其与权力之间的关系.人类社会从身份走向契约,身体从权力的祭坛之上被释放,其自身的尊严得到了维护.刑罚的惩罚虽然对身体依然附着了苦痛,但这毕竟不是其所追求的目标.这是身体的喜剧,是人的尊严的回归.     

共识与冲突:我国教师“身份认同”问题的现实审视

教师拥有多重的身份,制度变迁与自我构建是分析教师身份认同的两条基本路径。从身份认同研究取得的共识出发,审视当前教师"身份认同"中存在的冲突现象,以期实现教师"身份"的重置与"身份认同"的获得。     

共识与冲突:我国教师"身份认同"问题的现实审视

教师拥有多重的身份.制度变迁与自我构建是分析教师身份认同的两条基本路径.从身份认同研究取得的共识出发,审视当前教师"身份认同"中存在的冲突现象,以期实现教师"身份"的重置与"身份认同"的获得.     

庄连东

正创作理念创作观以体现台湾水墨画发展历史脉络中异质文化杂混的背景,同时,不断从边缘化与离散经验中寻求台湾水墨画身份的追问,并意图从属于多重在场经验的文化认同观点,形构别于中原正统文人画体系外的台湾当代水墨风格。而透过扩充媒材技法的表     

“科学”话语下的中医现代化之思——以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的中西医汇通观为中心

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对中医的疗效一直颇为信任，但是他们对中医理论则经历了从积极引介到否认其价值的转变。这一转变背后，一方面是中西文化立场的不同，传教士一直以西方医学为衡量标准来评价中医知识，另一方面则是传统与现代的差异，也即“科学”话语在西方社会的日益彰显。中医的现代化应该避免单一地以中与西、传统与现代的视角认识问题，而应当最终建立一套既符合现代科学、又不完全从属于西方的知识体系。     

抗日战争时期传教士活动述评

抗日战争时期,有相当一批传教士活跃在敌占区和后方。据统计,到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之前,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总数大约是600人,基督教传教士大约1000人。还有一批主要以华北和东北为活动据点的东正教传教士。在中华民族为生存而斗争的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传教士从事了一些什么活动,有什么影响?国内学术界对此还没有认真地加以研究。本文拟就此作一考察。     

“天定齐家”:美国新教妇女来华传教的社会性别逻辑

美国新教在华传教运动持续一个多世纪,女传教士占了半壁江山,其海外奋斗似乎有违二战前的两性社会空间分隔观。"天定齐家"说揭示了新教妇女"齐家"与"天定使命"间的话语共谋,以及她们通过海外传教方式打破两性空间分隔的社会性别逻辑。女传教士们在海外参与公共事务,同时维持海外居家的美国文化标准,并以自我牺牲的宗教品性向美国教众展示"纯正女性风范"的海外延伸,实际上实现了社会身份的"双性同体"。     

北京的近代新建筑

北京近代建筑的历史发展呈现出中与外、古与今多种风格体系的交融与杂糅,北京近代建筑便成为这种多元文化下的历史见证。北京的西洋式建筑是随着基督教的东传,由意大利传教士孟特·高维奴(Giovanni di Monte Covino,1237—1328)等人建立教堂开始的。他们先后于1299年和1305年在元大都建立起两座教堂。现在这两座教堂虽已不存,但却成为西洋式建筑进入北京的先声。明末清初,利玛窦等传教士再次将基督教传入北京,他们去世后,葬在阜成门外滕公栅栏墓地,其墓制也     

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以女杰传记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报刊非常突出地运用了"人物传记"的表现形式,在史实互构、古今相系、中西交汇的历史语境中,呈现中国古典资源与中国近代革命运动之间常常为人忽视但又非常重要的联系。有关历史人物题材的改写蕴含着对共同命运的理解和启示,将感时忧国的现实情怀与民族意识融入其中,呈现了国民想象的形成与性别之间的多重书写模式。文章将女杰传记文本的改写段落还原到晚清的情境中,观照其与现实思考之间的关联,辨析晚清革命话语中的"贬男"想象所蕴含的文化心理。     

《落不定的尘埃:阿来藏地笔记》

正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定价:26.00元本书为作者的一本生活哲思散文,分"大地的咏叹""病榻杂记""文学的教义"三个部分,其中非常重要的为他描写川西藏地风情的文字,描写一个容易被世人误解的藏地、一个交织着现实与历史传说的藏地、一个历经传奇沧桑而平静的藏地。这里,作者具有多重的身份,是一个作家,一个藏族人,一个环保主义者,一个摄影爱好者。他以一个当局者的身份,静观着藏地     

中国共产党历史主动精神的出场逻辑、认识维度及时代指向

历史主动精神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的历史方位和奋斗起点上提出的全新政治命题,深刻揭示了我们党百年来栉风沐雨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取得伟大成就的深层动因。探寻这一全新政治话语的理论出场,必须要从马克思主义真理的理论品格、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生动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追溯历史主动精神的生成渊源;从认识框架来看,需从主导之维、作用之维、目的之维等多重维度来辩证分析其丰富内涵;从实践指向来看,需在保持理论学习、坚持自我革命以及践行初心使命的过程中更好地发挥历史主动精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另样视角解读

只有从多重视角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全面认识这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独特性源于独特的文化传统、历史命运、基本国情而产生的独特的问题域需要独特的解决方案。从适应性、别样性、"伟大斗争"和反贫困成就这四种不同视角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行解读,既可以使我们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丰富性,又可以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从而更好地坚守这条道路。     

李贤宝：专注于安全活性科技

这是个相当务实的连环创业者，11年深耕化妆品原料行业，他辗转于技术、销售、投资人、创业者等多重身份之间，做销售时，一款原料玻璃酸钠曾被他1年卖了1000多万元。     

郭嵩焘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

郭嵩焘在从事洋务期间，与西方来华的传教士、官员、军人等就有接触，对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已形成一些感性认识。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他在出使英法两国期间，又对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历史各个方面进行了实地的考察，并把这些考察详细地记录在出国期间写的日记和信札中。学术界对郭嵩焘关于政治、经济、教育的观察和思考多有论述，但对他的文明观与中西社会风习方面的比较，探讨得不够，本文兹就这两方面的问题作些评述。世界文明起源的多元观在千百年来封建传统观念中成长起来的中国士大夫阶级，一直…     

近代反缠足话语下的差异视角——以19世纪末天津天足会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拟以19世纪末期由西方传教士在天津创办的一个天足会为切入点,借助《京津泰晤士报》这份珍贵史料,探讨参与这场反缠足运动的各种群体如何凝聚在"放足"这一宏大话语下,借机言说自己的诉求,并强化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中,西方男性(包括政治家和传教士)、西方女性以及接受新式教育的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因国籍、教育背景、性别的不同,对缠足和反缠足的理解和宣传存在很多差异。西方男性更多地从宗教的角度,将缠足视为一个空洞的中国习俗;西方女性传教士则将之视为一场女权主义的斗争,立志与男性霸权奋战到底;而中国男性知识分子则将缠足视为家国事务,试图掌控对中国女性的主导权。这个短暂存在的天足会,就好像是一个大世界的小缩影,反映着各种权力关系在其中的磋商。     

法院参与社会管理背景下民事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基于正义两面性的考量

中国民事审前程序较为单一地强调其诉讼前准备的价值，而忽略了其直接解决纠纷的价值。对民事审前程序进行二元性价值改造是中国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必经之路，而这一改革的前提是解决法院与社会管理之间的关系。司法权的历史变迁、正义的“两面性”与域外实践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证明了法院参与社会管理的可行性与必要性，也为民事审前程序的二元性价值改造提供了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