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互动关系新探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是一种既矛盾又统一的两难关系。一方面国际合作产生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国际组织又对国家主权形成制约。国际合作是国际组织的初始功能,国际组织制约国家主权,并不是因为国际组织如何强大,而往往是由于一些大国的主导。国际组织的职权与国家的主权常常在互动中被重新界定。人类为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而形成的组织化趋势必然使国际组织的作用不断加强。     

一党独大的人才保证——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运作揭密(下)

无论组织如何发展变化,诚实正直的组织文化、任人唯贤的组织原则、公平正直的组织精神是必须坚持、不能放弃的。核心价值的坚持与否事关党的生死存亡。     

国际组织变革理论的演进与启示北大核心CSSCI

国际组织正式制度和组织文化处于不断演变的进程中。对国际组织变革规律的理论研究不断深化对结构、施动者、变革机制这三个问题的认识,围绕国家中心主义和国际组织中心主义两大路径,形成了诸多中层理论。在国家中心主义路径下,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制度竞争、委托—代理等理论将国家视为国际组织变革的关键施动者,认为不断变化的国家利益和国家间权力博弈可推动国际组织制度设计的改变。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分析了国家推动国际组织改革的策略选择问题。国际组织中心主义路径则将组织文化视为决定国际组织行为的结构性因素,重视国际官僚的施动性。理念流动、认知演化和官僚政治等国际组织内动力机制能推动组织文化变革。上述研究使人们对国际组织变革逻辑有了较全面认识:若想推动国际组织深度变革,就需整合来自国家、国际官僚和其他国际行为体的变革推力,并同时重视物质和观念要素的影响。     

论我国社会组织地方立法的完善

社会组织是由公民、法人自发成立的,以实现公共利益或特定群体利益为目的的组织,在社会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鉴于社会组织在各地发展的差异性,地方立法应在社会组织立法过程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同时,要注意通过地方的实践,推动国家立法的发展。在地方立法实践中,要改革社会组织登记制度、完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机制,并进一步完善对社会组织的监管制度。     

伊扎布特:由中东输入中亚的极端组织

极端组织伊扎布特,即"伊斯兰解放党"是具有政党特征的极端伊斯兰组织。伊扎布特在20世纪90年代输入中亚后获得很大发展,这其中有地缘政治和当地伊斯兰发展的环境因素,还与它独特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如严格的组织体系,成熟的反侦察组织机制等有关。伊扎布特在输入中亚的过程中由最初的"非暴力"逐渐愈来愈暴力化。在中亚,它与其他极端组织相互渗透,甚至充当暴恐人员的后背力量。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社会组织"走出去"与外交统筹能力提升

中国社会组织对外开展民生合作和国际公益活动,是实现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要服务好社会组织"走出去",必须进一步提升中国外交的统筹协调能力。通过政府对社会组织相关活动的政治引领、在多边外交中与社会组织的立体配合、加强对社会组织海外活动的本地支撑等,社会组织的国际活动才能更好地融入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总体布局中。     

监察机关处置反有组织犯罪介入机制研究

《反有组织犯罪法》规定了国家监察机关介入反有组组犯罪工作。监察机关作为国家政治机关,在反有组织犯罪工作中既是一个参与者,也是一个监督者,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国家机关处置有组织犯罪既有协同配合,也有行权逻辑不同等差异,其介入有组织犯罪的机制应建构在以涉有组织犯罪的公职人员为对象,规范行使监察权、反腐败和反有组织犯罪相结合的基础上。监察机关介入有组织犯罪处置的规范路径应针对有组织犯罪向基层政权渗透、“保护伞”问题突出等发展趋势展开,坚持预防为主、惩防并举的方针开展监督、调查和处置工作,将反有组织犯罪纳入到国家监察体系中。监察机关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目标,注重和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等国家机关在实体和程序上的衔接,从“纪法衔接”和“法法衔接”等维度完善介入反有组织犯罪机制,实现有组织犯罪的综合治理,巩固常态化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成果,拓展国家监察全覆盖的领域。     

领导科学与艺术

领导是组织活动不可缺少的特定功能和组织行为过程。领导者是组织的领袖（站得最高，看得最远，走在最前，指引战略目标）；是组织的统9巾（组织、协调、指挥、控制的中枢）；是组织的导师（组织使命与宗旨的开创者、倡导者和传播者）；是组织行为凝聚力的核心。领导作为组织行为过程，它是靠领导者的具体行为实施和实现上述功能的过程。领导者由组织的决策系统和权力系统构成，被领导者包含组织全体成员。因此，领导的实质是权力——决策权，组织权、指挥权、人事权、奖惩权等。     

社会

民间组织NGO广东社会组织将可直接登记今年7月1日起,除了特别规定和特殊领域,广东省内成立的社会组织不用再找业务主管部门,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同时,广东各级政府可购买社会组织的服务。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对社会组织实行"双重管理"体制,     

印度人民院大选情况初析

印度号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拥有11.5亿人口和数千个政党。问及印度任何一个政党负责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对方必然回答：选举。若问：最重要的选举是什么？答案一定是：人民院大选。印度人民院相当于议会下院,是国家主要立法机构,主要职能包括制定法律和修改宪法、调控联邦政府收支、对联邦政府提出不信任案,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提升父母教育素质

在未成年人犯罪的家庭影响因素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父母教育素质的缺陷。由于父母失职或教育不当,孩子身心健康受到伤害,厌学、逃学、沉迷刚络、离家出走、直至走上犯罪道路的越来越多。造成父母教育素质缺陷的原因主要是：家长自身学习不足、家庭教育指导执行不力、社会舆论引导偏颇。应当把父母教育素质提升作为预防未成年人犯罪的基本点,重视家庭教育指导,着力强化依法履行父母职责、尊重和保护儿童权利的理念;引导家长自我教育,着力促进父母与孩子共同成长。父母教育素质的提升,将让更多的家庭、更多的孩子从中受益,使预防未成年人犯罪工作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     

结构视野下的新型毒品使用行为研究

新型毒品作为娱乐场所药物，它的使用体现年轻化、大众流行与集体狂欢的娱乐特点。吸毒是个体在制度压力下的不恰当选择，与无业空虚、职业需要、社会交往、逃避现实等需求有关；应该通过促进就业、认清危害与树立健康的娱乐交往方式等治理办法减少吸毒行为的发生。     

数百万“网瘾少年”现象引发的思考

今年8月28日,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秘书长李建国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作关于检查<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情况的报告时披露了一个惊人的数字,那就是目前我国约有4000万未成年网民,其中"网瘾少年"占10%左右.     

药家鑫案死刑适用分析

药家鑫案的死刑适用符合我国刑法第48条所规定的“罪行极其严重”的死刑适用标准。成立激情杀人的关键要件在于被害人的严重过错，不能随意扩大激情杀人的内涵。同时，存在自首情节并不意味着必然获得从轻处罚，少杀慎杀的死刑控制政策并不排除对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适用死刑。     

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的科学化发展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实践构成一部党的建设科学化发展的历史。把科学化要求植入党的建设,事关马克思主义党建思想的中国化、事关党的建设的与时俱进、事关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事关党的建设思想向实践的转化,意义十分重大。党的百年建设实践在科学化轨道发展,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力随着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日益旺盛。坚持科学化的建设逻辑,驱动着中国共产党在加强自身建设的探索过程中收获了丰硕的理论成果。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科学化发展积淀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是一笔宝贵财富,是党团结和带领中国人民在新长征路上砥砺奋进的巨大资源优势。     

试论实现法治目标的三大基本条件

法治目标的实现,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在观念意识方面,包括公民要具备"善法"与"恶法"的价值观和判断能力,覆盖于全社会的法的统治意识和法律至上的观念以及全社会权利文化的形成;在制度设计方面,包括权力的控制与制衡,权力与责任的一致,权利义务一致性基础上的平等、个人自由与社会自由系统的健全与协调;在技术操作方而,包括法治的统一,法律的效力,司法的中立和独立以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     

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解析

根据对刑法修正案（七）第八条的解析，尽管组织未成年人实施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中的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是由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未成年人完成，但由于本罪侵犯的犯罪客体主要是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管理秩序，盗窃、诈骗、抢夺等行为也被限定为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因此，本罪的犯罪主体不可能构成间接正犯。同时本罪的犯罪性质也决定了一旦“组织”行为中的暴力胁迫等行为超过一定限度、造成了未成年人不应有的伤害或死亡结果，应当按照牵连犯的处罚原则进行处理，而不能依照转化犯、包容犯等来处理。     

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建构——以“望、闻、切、问”四诊法判断机制为核心

少年审判中的刑事和解制度,是针对承认基本犯罪事实、愿意补偿损害、修复被破坏社会关系即主观恶性较小的未成年被告人提供的一种恢复性司法制度,适用该制度的两大前提之一是对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判断。本文在总结审判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判断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的“望、闻、切、问”四诊法,并以此判断机制为核心,构建了未成年被告人主观恶性考量系统,即主观恶性的判断机制、主观恶性判断效度的验证机制、主观恶性判断的监督机制和主观恶性判断的保障机制,以期能够提高主观恶性判断的效度,充分发挥刑事和解制度的作用。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急剧上升的原因分析——以山东省为例的研究

自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山东省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问题日益突出，呈现大幅度上升趋势。为切实掌握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基本情况，笔者通过调查山东省公安厅、省人民检察院、省高级人民法院、省未成年犯管教所、女子监狱、少教所等有关机关和单位，并在未成年犯管教所组织了对在押1600余名未成年犯的大型问卷调查活动，对2001年以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情况及其原因进行了专门调查，现将有关调研结果情况汇总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