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广义现代新儒学研究的拓展

现代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现代新儒学又有狭义和广义之分,人们通常习惯于把以熊十力为代表的德性儒学当作现代新儒学,其实那只是狭义的.应该把它的研究框架加以拓展,从而形成广义现代新儒学,即以梁漱溟新孔学为总论,分为四个板块:德性儒学、政治儒学、心灵儒学、实学.在这个一总四分的新框架中,后三者应该是今后研究的重点.     

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的反思

随着中国现代化步伐的加快,现代性成为当代哲学反复探讨的重大问题。现代新儒学对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思想,但不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思想,只有经过马克思主义的改造,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守正与创新：新儒学的嬗变及其困境

新儒学作为文化保守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五四”运动以来,已经过了近一百年的嬗变。虽然已日趋成熟,但我们不能忽视它所面临的四大困境,即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冲突,与现代性的碰撞,与大众文化的剥离以及新儒学内部的分歧。“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守正方能创新,就当代中国而言,我们更需要守护自己的传统,在守正的基础上,寻找适合中国的现代化之路。     

刘述先对儒学的认识与探索

作为现代新儒家第三代的杰出代表,刘述先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极其精湛、深邃的研究。他对儒家传统的历史回顾、对当代儒学的宏观审视、对儒学宗教意蕴的阐发,在很大程度上揭橥了儒学的内在特质,深化了人们对儒学的理性认知。刘述先之论,对我们当前考量儒家思想的现代意义吴有参考价值。     

论新儒家的儒学现代化观和儒学的现代化路径

新儒家的出现,无疑是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日趋衰落的结果,但本质上由中国的社会性质决定。日益失去经济和政治基础、理想与现实层面严重脱节、保守的政治与文化立场难以获得普遍权威等现状是儒学现代化正面临的困境。促成儒学的顺利现代化可以从以下渠道去努力:走出"批判—挖掘—超越"三步曲、儒学在新时期的定位、实现"思想性—时代性—群众性"三结合。总之,中国的现代化离不开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思考儒学的现代化之路,对于加强我国当前的先进文化建设都不乏启示。     

北宋新儒学与新时代党员干部道德修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的今天,党员干部道德修养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北宋新儒学具有十分丰富的内涵,在当时影响深远,对士人的塑造起了明显的作用,其中所包含的天下观、修身以及为政等思想对新时代党员干部在坚定理想信念,注重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实事求是等方面有所借鉴,对新时代干部道德修养建设有所裨益。     

儒学人文精神国家向度的价值思考

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儒学人文精神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儒学思想人文精神的价值意蕴不断阐发,其国家维度有着丰富的文化价值资源和内涵,特别是儒学人文精神的民主法制价值及教育价值更为直接和凸显。发扬光大儒学人文精神国家向度的价值,对民族性文化的维护构建和国家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新儒学:七十多年思想交锋的轨迹

七十多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无论在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上，还是在思想逻辑的建构上都表现出了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发展迥然不同的理论趋向。现代新儒学在如何构建新文化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有启发性的观点，但基本立足点却是“文化决定论”和抽象人性论，这使它不能真正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也使自己最终陷入了理论困境。     

传统与超越：现代新儒家的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论”,而现代新儒家则倡导文明的对话与交流。文章通过分析现代新儒家的中西文化观,指出,现代新儒家在倡导中西文化会通、交流,表达希望儒学复兴的期望时,带有一种“后西方时代”文化特征。     

“生活儒学”以及公民道德问题

中国的传统儒学实质上是一种生活哲学,它植根于生活,关注日常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即礼的问题。就此而言,生活儒学对当今的公民道德建设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评“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取向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先后启动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在价值取向、机构设置、权力调适、信息技术和行政文化等五个维度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扬弃与超越,并逐步成为发达国家启动新一轮政府改革的效仿典范。     

从“西方哲学”到“生活儒学”

西方近代以来哲学的两条基本进路即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但都未能彻底解决"原初观念"的问题,也不能解决生存和生活的问题.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批判打通了通过生存领会而接近存在本身的路径,但仍存在自身的困境.而生活儒学主张重建儒家形而上学,通过仁义礼知"四端"的奠基关系,回到作为生活情感的仁爱,回到生活本身.     

爱的观念：儒学的奠基性观念

爱亦即仁的观念,乃是儒学的奠基性观念:既为形而下学(知识论及科学、伦理学及道德)奠基,也为形而上学奠基。这是因为:爱作为生活情感,是生活-存在的显现。因此,爱的观念乃是本源性观念:爱作为生活情感,归属于作为存在本身的生活本源。     

评西方“后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改革取向

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英国、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改革先锋国家先后启动了“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后新公共管理”改革在价值取向、机构设置、权力配置、信息技术和行政文化等五个维度对新公共管理运动进行了扬弃与超越。“后新公共管理”改革试图通过价值重构实现从单维价值取舍到多维价值共融;通过机构重组实现从机构裂化到整体协同;通过权力调适实现从过度分权到适度集权;通过技术再造实现从有限开放到信息共享;通过文化重塑实现从彼此竞争到相互信任。明辨“后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内涵与取向,对当前我国在行政改革进程中有针对性地借鉴西方公共管理改革的优秀因子、扬弃其非本土化的个性因子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内在超越”与儒学的宗教性

儒学中蕴含的"超越",不是指向彼岸王国的超越,而是在人自身之内实现的精神超越.儒学是一种典型的"内在超越"的思想形态,它妥善地处理了生命的有限性与终极理想的超越性之间的关系.正因为儒学有对超越境界的追求,所以,它虽非严格意义上的组织宗教,但同样能够为人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从而表现出宗教的某些特性,具有宗教性.     

早期中国儒学和科学的“环政治”倾向

张光直先生认为,古代中国由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时,政治因素促成了对天地人神沟通手段——巫术的独占;那么政治因素是否对古代中国社会的其它方面也有较大影响？本文试图从早期中国的儒学和科学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一些说明。     

“内圣外王”与先期儒学发展的张力

孔子"仁"与"礼"的思想体系体现了他的圣王理想的追求,他认为领袖群伦应兼具"圣"与"王"的双重资格.儒学与君主专制的互限互依,它既是儒学发展的张力,又是儒学获得永久活力的限制,使儒学在发展历程中始终无法摆脱君主专制的阴影.     

谈儒学中的“人格理想”

对一个民族来说，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一个初步萌生、逐步演变、基本定形并进一步发展的无限的动态的进化过程。传统中国社会的人格理想定形于春秋战国之际，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一方面，中国文化经历了原始文化和夏、商、周三代的发展，已有了完备的统治结构和典章制度，为人格理想的定形奠定了社会基础。另一方面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浅析新儒学的法律观及对律学的影响

两汉基于政治的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汉武帝的个人才智和个性以及儒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轨迹,确立了以新儒学为核心的封建正统法律思想。该思想以其独特的“天人感应”、“三纲五常”、“德主刑辅”、《春秋》决狱、秋冬行刑等理论原则影响着中国封建法制建设,在中国法制史上占据两千多年的统治地位。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研究综述

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问题,是学者们长期关注的理论热点。近年来,哲学界对二者的融合说形成共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相结合。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就是注重现实的重大实践课题研究促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本土化和儒家哲学的现代化的同一过程两个方面分别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