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退耕还林工程的农户生计能力变化研究

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国家近年施行了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类似生态补偿的重大工程。退耕还林工程即是其中之一。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SLA),通过实地调研,构建了测度适合贫困山区农户开展退耕还林工程综合能力的指标体系,并通过主成分分析方法(PCA)进行指标赋权,据此比较了武都区退耕还林工程前后,农户综合生计能力指标权重的差异。最后,讨论了造成此种差异的具体原因,为今后在该类区域实施退耕还林工程提供相关政策依据。     

构建居家养老友好型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基于家庭照顾需要者和家庭照顾提供者双重视角

最近几十年来,一系列经济社会形势变迁特别是人口、家庭结构变化,使得家庭照顾老年人的能力和功能在逐渐弱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框架下,研究、制定并实施适宜的社会政策有效支持家庭照顾老年人的能力建设以及可持续发展,构建居家养老友好型家庭支持政策体系。具体的政策接口是,一方面,营造良好的家庭养老环境,另一方面,面向居家老年人以及家庭照顾者这两类政策目标群体,从时间、经济、服务、技术、就业等多个维度给予必要支持。     

社区自组织的建构对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以贵州省LB村的调查为例

通过对LB村社区自组织建构过程的实地调查与透视,发现社区自组织的建构是社区内、外部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更是农户个体利益诉求不断达成一致的过程.依据DFID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可以看出社区自组织对丰富和拓展农户的社会资本、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自然资本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社区自组织建构对于推进农村社区民主治理也具有重要意义.     

计划生育政策对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及其政策含义

在家庭发展理论和家庭可持续生计理论基础上构建了家庭发展能力理论框架,为研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实证研究发现,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不仅有效地控制了中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和规模,而且对中国居民的家庭发展能力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它限制了人们的生育选择权利、改变了不同家庭的禀赋构成和策略选择空间。在政策约束、市场主导和家庭资源整合三重力量交互作用下,中国家庭在自身的结构调整和策略重组中得以延续和发展。但是在当前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下,计划生育政策导致家庭自我调整能力下降,需要政府给予政策支持以帮助家庭更有效地整合社会资源。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可以将开放单独夫妇生育二孩作为过渡,逐渐向城乡二孩晚育政策平稳调整,以增强家庭发展的可持续性。     

浅议子代读书进城之后农村留守家庭的适应困境——子代读书进城对农村家庭影响的结构功能主义分析

通过读书改换身份进而改变命运,是中国家庭历来践行的理念。这一追求仍是当前农村普通家庭对子代的重要期望,也成为家庭的主要开支。随着教育从精英走向大众,代际关系资源承继的中断,家庭角色从实景走向虚拟状态,在缺乏完整社会保障体系介入、主要依靠差序格局的关系结构形成互助保障体系的农村,这些变化为读书进城家庭带来显著影响。本文从结构功能主义角度出发,探讨读书进城之后农村留守家庭的适应困境。     

政策问题结构视角下的公民参与

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受到政策问题结构的制约.即就是说,在政府决策中,政策问题结构化程度和政策问题结构的性质直接影响着公民参与的范嗣和程度.一味地批评政府决策非民主化或者鼓吹公民参与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既不符合政策问题结构客脱存在的事实,也不符合严谨的学术研究的态度.     

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以北京市为例

本文以人口流动的家庭化趋势为背景,利用2006年中国人民大学进行的"北京市1‰流动人口调查"数据,分析了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结构.分析结果表明,流动人口中的未婚人群以独居为主要方式,已婚人群中以采取与配偶同住或与配偶和子女同住的家庭结构者居多.但是,已婚人群中仍旧有超过70%的人与配偶或子女等核心家庭成员分离.在京时间较长,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和较好经济条件的流动人口实现核心家庭举家迁移的可能性更高.     

生计资本及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的影响研究——收入的中介作用

目前,提升城市农民工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提高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基于2013年全国农民工实地调查数据,通过Stata建立OLS回归模型,对比分析在加入收入中介变量前后生计资本、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水平的影响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生计资本和社会保障是农民工消费水平较低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作为中介变量的收入,在人力资本和社会保障对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模型中起着中介作用,在社会资本与农民工消费关系中没有起到中介作用。通过加入中介变量使农民工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路径更加完善。     

转型时期的农民工住房问题——一种政策过程的视角

从政策过程的视角论述农民工住房问题纳入国家政策层面的可行性,可为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提供政策方向。本文从杜布林冲突的系统分析模型出发,建构“黑匣子”公共政策过程分析模型,并运用成本-收益分析、政府分权理论等,从政策执行的角度来检验政策方案。通过政策输入过程分析,识别形成农民工住房问题的实质因素,并分析农民工住房问题转变为政策问题的实践约束条件。通过对政策执行约束条件的分析得出：农民工住房政策的逻辑起点不是农民工住房质量,而是附加在户籍制上的城乡二元体制结构。研究认为农民工住房问题本身无法作为良好的政策问题纳入中央政府决策范围。建立农民工住房保障体系并允许农民工有条件地享受城市住房保障政策,或直接取消城乡二元结构,都不是解决农民工住房问题的最优政策,但前者作为渐进的决策途径,还是有助于缓解社会转型矛盾的;政府应当制定改革户籍制的长远目标,并在此框架下坚持改革和创新,逐步实现住房保障的城乡一体化。     

《校车安全条例(草案)》的政策议程分析——基于多源流模型的视角

校车安全问题何以进入决策者的视野是理解《校车安全条例(草案征求意见稿)》得以快速发布的关键。采用案例分析法,从多源流理论视角对校车安全的源流发展、焦点事件和政策行动者等方面进行整体分析,研究表明:校车安全政策议程是政策企业家在政策窗口开启之时推动问题、政策和政治三大源流汇合的结果。相比垃圾桶模型、触发机制模型和议程设置理论,多源流模型在本案例中更具解释力。同时,多源流模型面临中国情境,源流之间存在相关性,而非完全独立。拥有双重身份的政策企业家具有从政府机构中打开"政治窗口"的可能性,这为多源流模型的本土化应用与后续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供考察的角度。最后,指出阻碍校车安全政策议程设置的主要因素包括,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不通畅、政府部门对焦点事件处理能力和水平不高、管理权限划分模糊。为此,应创建有效的制度性利益表达通道、积极关注媒体舆情,扩大问题来源、科学合理划分管理权限。这些问题及对策对于其他政策领域也具备一定的借鉴意义,这也是本研究对政策制定者的启迪所在。     

Delivering Science into Public Policy: An Analysis of Murray‐Darling Basin Sustainable Yields Assessment as a Model for Impact

The desire to base policy at least in part upon scientific information is a clear trend in Australian governance. The growing literature on how to facilitate this intent highlights a few important principles complemented by examples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social sciences. An example from a very large research project based on physical sciences responding to a national crisis is presented in the context of how it approached delivery to policy‐makers. The Murray‐Darling Basin Sustainable Yields Assessment, widely considered an outstanding success in both scientific terms and for its impact, is reviewed with respect to how the scientific challenge of assessing the future security of water resources in Australia's most important and politically contentious catchment translated into the policy domain. The lessons learned offer a potential template for science with policy intent.     

社会保障资源安排中的逻辑与政治——以华北一个村庄为例

采用"质的研究"方式,对社会转型期华北一个村庄内各种保障或救济性质的资源安排进行了微观分析。相对于宏观政策层面的简单与明晰,正式的社会保障资源在农村社区的分配与利用过程中的功能、内容和形式都更为丰富,如作为消解其他政策和项目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工具,或演变为被争夺的竞争性经济资源,或将动态的保障制度异化为长期的养老保障,或作为维稳和社区治理的一种政策性工具等;这些变异一方面有悖政策初衷,使得政策目标发生偏离,另一方面也可能侵蚀社会公正。因此,社会保障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农村社区复杂而多元的现实,更具规范性、透明性和参与性,这也要求建立起更为健全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及相应的监测与评估机制,厘清社会保障与社会治理的关系,尽可能避免进入政策资源异化与资源补偿型维稳的怪圈。与此同时,非正式的保障资源或社区内部的某些安排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式的政策性资源的缺位或短缺,而如何将正式的保障政策资源与社区的、社会的力量有效结合起来是有待进一步研究的课题。     

Economic Aid: The End of Phase II and the Impact on Sustainable Peacebuilding in Northern Ireland

Abstract

Economic aid has been a critical component of the peace process in Northern Ireland allowing for community-based interventions, employment, social inclusion and regional stability. With the second round of funding coming to a close this essay explores the thoughts and perceptions of civil servants, fund administrators and community group leaders in Derry, Belfast and the Border Area to consider peoples reflections on the outcome of funding, concerns for the future once funding ends, what vital work is still needed and what strategies exist to continue the work of peace after the cessation of Phase II.     

基于社会性别的劳动力迁移与农村留守老人的生活福利——基于劳动力流入地和流出地的调查

大规模的劳动力外迁不仅加速了农村地区的老龄化,也给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利用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在安徽省巢湖农村地区进行的"安徽省老年人生活福利状况"的四期追踪调查数据和在广东省深圳市进行的"外来农村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同时面向农村人口流入地和流出地,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农村劳动力外迁对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影响。研究表明,目前的农村家庭养老表现出传统和变革共存的特征;子女外迁给农村老年父母的生活福利带来双面影响,使得老年人获得的经济支持增加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减少,加重了老年人照料孙子女的负担,影响了老年人的健康福利;子女在城市外出务工带来了传统孝文化的弱化,但女儿的养老功能得以增强,长期低生育率条件下发生的大规模农村人口流动使得传统依靠儿子养老的家庭养老模式开始发生转变。本文最后探讨了在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政府提高农村留守老人生活福利的政策建议。     

我国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嵌入分析——以北京市A助老食堂与上海市B助餐点为例

非营利组织以其提供养老服务的灵活性和个性化、资源利用透明高效等优势,在居家养老服务领域中逐渐受到重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的广义社会组织论,非营利组织以志愿利他为基本功能路径,同时混搭嵌入不同比例的其他功能路径以使资源效率达到最大化。在我国社区居家养老的助餐服务中,北京市A助老食堂与上海市B助餐点作为偏企业型的非营利组织,不同程度上均混合嵌入了其他组织色彩。通过构建需求溢出理论广义社会组织论视角下的非营利组织参与居家养老服务的分析框架,以两类非营利组织作为比较案例,探析两类组织的功能路径与养老需求之间匹配的差异,并进一步分析起关键决定作用的资源效率状况,思考两类组织的优胜劣败及未来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