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查讯问中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的冲突与平衡

侦查讯问工作的开展具有显著的法律性与政策性,但有关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冲突已成为侦查讯问策略与方法发挥最优效能的障碍。反思刑事法律与刑事政策之间的冲突,可促进两者的良性发展。其一,两者要基于相同的价值体系;其二,两者的作用要有明确定位并需对两者进行及时的调整。     

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涵义浅析

在哲学上对合理性问题的探讨,标志着人们的认识视野和研究重心由自然事实转向社会文化及其价值意义,这对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当然包括法学的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在社会学上,韦伯提出了“合理性”概念和“合理化”论。我国刑事立法政策应具有科学性、法治性、人道性、伦理性、本土性(符合国情性)等合理性内涵。科学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的前提。法治性是刑事立法政策合理性必要前提。在我国,要实现刑事立法政策合理化,必须以实现刑事立法政策法治化为前提。在目前,由于我国的法治建设尚未健全,我国刑事政策合理化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包含着刑事政策法治化的含义。可以说“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     

“严打”刑事政策与国际上的“非刑事化趋势”

刑事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刑事法治化的进程与走向。二战后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政策逐步出现了非刑事化的发展趋势,其实这与我国目前进行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不矛盾。借鉴世界各国经验,我国应当正确认识刑罚本身的局限性,从我国的现实情况与长远发展需要出发,及时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严打”刑事政策,并与非刑事化政策相结合,使两者互动互补,确保我国“严打”刑事政策充分发挥其有效功用。     

文化视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刑事政策思想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传统社会刑事政策思想产生的重要根源,中国传统文化表现出以儒家思想为主干,以法家思想为内隐的特征,其实质就是义务本位,这种义务本位又是通过国家本位与家族本位的伦理价值模式具体体现出来的。中国传统社会这一文化背景,反映到刑事政策思想领域,就是因时而变的刑事政策思想、刑罚不平等的刑事政策思想以及罪刑擅断的刑事政策思想等。     

刑事政策视域下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形成了系统的反恐刑事政策。从刑事政策视角审视我国反恐怖法律体系,二者具有一定的内在契合性,能够凸显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的基本立场,贯彻国际合作的原则,落实源头治理的刑事政策目的,体现综合施策的刑事政策手段。但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先发制敌、保持主动在刑事立法中过分解读,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法治化发展不均衡,系统治理的法治化观念不强。反恐怖法律体系的完善,应当进一步转变理念,推进程序立法,强化人权保障;明确概念,强化实施,重视反恐怖主义的地方立法;优化体系,加强衔接,发挥法治反恐的合力。     

佘祥林案的启示：“命案必破”的内在困境

在刑事司法政策中，我国有一项非法律性的原则，那就是“命案必破”，此举拥有广大的民众基础和雄厚的政策性支持。余祥林案从侦察起诉到终审判决，整个过程也是贯穿着这一项政策性原则的。因此在有村民的反面佐证的情况下，仍旧是“命案能够最快解决才是关键”，在此之下一切阻碍其进展的证据、证人等都会遭到漠视。“命案必破”，不是指长时期的理论上的必破，而是指现实性的“限期破案”框架下迅速结案，因为有些部门急于体现政绩。     

刑事侦查权确定与完善

刑事侦查权的确定事关刑事司法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确定刑事侦查权应考虑多种因素,并应在正确认识确定侦查权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予以规范和加以完善。侦查权法治化必将随行政权法治化目标同时实现。     

刑事侦查权确定与完善

刑事侦查权的确定事关刑事司法程序的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确定刑事侦查权应考虑多种因素,并应在正确认识确定侦查权所依据的基本原则基础上有步骤、有层次予以规范和加以完善。侦查权法治化必将随行政权法治化目标同时实现。     

和谐语境中的多元互动：新闻传媒与刑事政策

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国家政策和司法制度的和谐,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为现阶段国家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政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本文探讨了如何更好地利用新闻传媒作为公众传播机构和舆论监督机构的社会功能,调整与国家刑事政策之间的多元互动关系,从新闻传媒自身的推动、舆情调研在刑事政策立法中的作用、发挥协调功能营造良好氛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和舆论监督等方面来积极推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以加快和谐社会的构建进程。     

我国法治视野下刑罚结构之理性选择——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视角的审视

刑事政策以防卫犯罪为核心目标,它对刑罚结构的调整有着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的变化直接影响着刑罚结构的变化,不同时期的刑事政策会有不同的刑罚结构与之相适应.在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背景下,转变重刑主义刑罚理念,实现刑罚疏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寻求更加有效的犯罪治理——走向国家与社会合作共治

日益开放的当代社会中,面临社会矛盾激化和犯罪增长的困扰,而传统的主要依靠刑事司法的犯罪治理模式效能不佳的问题凸显。为更有效应对犯罪,犯罪治理应从一元化模式走向多元化模式,其关键在于通过培育和发展社会自治,提升社会自身在犯罪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实现国家与社会共治。中共十八大后出台的两个重要决定,有助于推进我国犯罪治理的法治化、科学化、社会化。     

构建和谐社会的刑事政策之我见

刑事政策学应从刑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多科研究理论出发,准确把握政策的涵义与特点,为国家提供适合国情、体现时代精神的科学合理的刑事政策。传统的刑事政策因受其所处历史背景的局限,在研究视野和结构体系上存在不少的缺陷,应借鉴古今中外的刑事司法经验,建立以"德主刑辅、打防并举、轻轻重重、宽严相济"为核心内容的现代刑事政策体系,这对服从服务和谐社会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加强社会研究 促进健康发展

<正> 社会学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门显学,它有两大基础——学术研究和社会行动。从科学发展观的角度看,社会学在促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发展方面有以下三大作用:第一,法律和政策的倡导。这包括根据社会发展的现状与趋势,提出新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的建议,以及对已有的法律和政策提出修改、完善的建议这两个层面;第二,文化的积累和传承。这主要是指在梳理和扬弃的基础上,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凝集和提炼先进文化;第三,科学思想的传播。这主要是指通过各种媒介和行动,将精     

2007年刑事侦查学研究综述

2007年刑事侦查学学术研究基本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两种理论研究视角并存,即诉讼法学研究视角和侦查方法研究视角,分别关注侦查法治化和侦查有效性的研究;二是关注实现重大理论命题,如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刑事侦查中的应用,"命案必破"的理性与非理性探讨等;三是推进侦查措施的发展和完善,特别加强了新型侦查措施、秘密侦查措施的研究,同时发展和完善了传统侦查措施;四关注严重性刑事案件、疑难性刑事案件和多发性案件的研究.     

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是国家依据本国的犯罪状况和犯罪原因而确定的,通过指导刑事立法、刑事司法惩罚和预防犯罪以维护社会稳定而采取的策略和措施的总称。我国现阶段的刑事政策是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检察机关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     

理性的移植:刑事和解本土化新论

传统的刑事司法体制下,国家独揽对犯罪的追诉权,忽视了作为直接受害人的权利;而且致力于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的诉讼目的和以监禁刑为主的刑罚执行方式,也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刑事和解理论的产生恰恰平衡了这一矛盾,其价值蕴涵体现为对被害者与加害人的双重恢复,以此达到正义的恢复。我国并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刑事和解制度,国家、犯罪人与被害人之间的利益失衡非常严重。在法治化背景下,刑事和解制度的本土化能够充分保护被害人利益、犯罪人利益以及公共利益,并尽可能地实现它们之间的平衡,同时也顺应了刑事和解观念国际化的思潮。     

论我国刑事特情制度的完善

刑事特情在我国运用很广,但是我国有关刑事特情的立法却十分缺乏,实践中也存在很多问题.为了充分发挥刑事特情在侦破案件中的作用,有必要将刑事特情的使用纳入法治化的轨道,在刑事特情的工作性质、资格、建立操作程序、使用案件范围、权利义务以及管理和保护等方面予以改进和完善.     

论"严打"中死刑的合理控制

在"严打"过程中,如何在现有的立法范围内正确处理死刑适用的问题,必须处理好"严打"所要求的"从重从快"的政策与刑法基本原则以及其他刑事政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合理控制死刑的适用.因为犯罪原因的产生是多方面,社会自身因素有着一定的责任.我国刑法基本原则中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适应原则和其他刑事政策是我们合理控制死刑的依据.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探析

在当前刑法理论研究中,刑事政策和刑法关系的模式正在成为被关注的主题。本文以＂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为中心进行探讨,首先讲述我国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演变以及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分析,接着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定位进行了讲述,最后针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模式的选择进行了讨论。     

为民营企业构筑良好法治环境

除了在民商事法领域为民营企业创设公平竞争的环境外,刑事法领域也应该提高法治化水平。为此,应在刑事实体法领域坚持谦抑性原理,在刑事程序法领域遵循比例原则,并倡导民营企业法务全覆盖和建设合规机制以防范刑事风险,为民营企业提供良好的刑事法治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