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应对与政府主导——法律社会学视角下的工程性非自愿移民

作为政府主导型的"开发性移民"方针的诞生过程是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移民搬迁与发展焦虑相互博弈的过程。在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法律制度中,"造法"移民、"身份"补偿和"双包干"原则是核心内容。在压力型体制下,通过重建科层制实现社会控制、构建公共传媒支撑体系和司法为政府中心工作服务等手段,地方政府强力推进移民工作,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纠纷、矛盾仍然不断。为解决上述问题,有必要反思"危机应对"与"政府主导"型的工程性非自愿移民政策、法律的运作困境,寻找重构的方向。     

“一证式”排污许可证实施的法经济学分析

当前我国实施"一证式"的综合性排污许可证制度改革虽然有效地提高了行政管理效率,但在具体实施中出现了"一刀切"执行问题,影响了环境污染排放治理绩效,乃至危及民生。深入分析管制者的成本效益逻辑、管制者和被管制者之间的博弈、以及排污许可政策的公共选择,可以发现一刀切实施的经济动因。要根除一刀切模式,同时改进排污许可证实施效率,应从命令控制型手段主导渐次过渡到可交易的排污许可证,从政府集中管制主导渐次过渡到国家治理主导,从环境政策主导渐次过渡到环境法治主导。     

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制度化逻辑——基于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的案例分析北大核心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联席会议逐渐成为政府推进重大战略或综合性项目的重要工作机制。作为联席会议的重要类型,部省际联席会议一般呈现出怎样的运行机制,其实现制度化运作需要哪些必要的推动因素?论文以制度性集体行动理论为基础,构建昆山深化两岸产业合作试验区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的分析框架,并以部省际联席会议作为研究案例,综合运用重点访谈、社会网络分析、政策文本计量分析等研究方法,分析部省际联席会议的运行机制及其实现制度化运作的基本逻辑。研究表明:第一,在部省际联席会议的府际合作模式中,其运行机制由“自下而上”政策诉求机制和“自上而下”政策制定与执行机制组成。第二,部省际联席会议各参与部门的权力关系呈现多重性;第三,部省际联席会议负有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双重职责;第四,地方发展经济的动机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的长期契合,是部省际联席会议持续制度化的基本逻辑;第五,部省际联席会议机制为地方政府有限度地突破行政级别壁垒,获取超出自身行政权限的政策资源提供了结构化的机会。     

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政策法律分析——基于公共租赁住房市场化的研究视角

大力发展公共租赁住房是我国解决住房保障问题的一项重要政策选择,但政府主导的公共租赁住房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面临着资金来源、土地供应、建设运营、租金标准和执行监督等诸多困难。借鉴有关国家成功经验,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稳步推进公共租赁住房的市场化改革理应成为完善我国公共租赁住房制度的新趋向,而完备的住房租赁补贴制度则是这一制度体系健康运行的关键与核心。为此,我们还需专业化公司、新型土地供应、政策支持等相关配套制度的及时跟进,以形成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住房保障格局。     

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公共政策执行力的提升

公共政策执行力是指在复杂多变的公共政策执行环境中,政策执行主体在动态的过程依据一定的理论、原则和模式,采取一定方法,能动的利用各种资源,把公共政策转化为预期目标的系统综合的能力。公共政策执行力贯穿于政府活动的整个过程,现在国家的建设与地方发展同样离不开公共政策,尤其是在民族自治地方,由于其特殊的地域环境和文化环境,给政策有效执行带来困难,如何突破以实现提升民族自治地方政策执行力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专栏导语

<正>长期以来,我国的政策过程被认为是相对封闭的精英决策,这种相对封闭的精英决策并不意味着一元行动者完全的理性决策和严格的政策执行。相反,上层政治精英的立场和政策分歧、政府层级之间及部门之间的权力分割和讨价还价、压力型体制和责权同构体制下的地方选择性政策执行和政府共谋行为充斥着整个政策过程(LieberthalOksenberg,1988;LieberthalLampton,1992;     

关于家电下乡政策对村家庭家电购买实际影响的调查报告——以河南省延津县东屯镇吴安屯村为例

家电下乡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惠民工程,但该政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遇到一些问题.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延津县东屯镇吴安屯村的实地调查,从农民收入、外部支持、政策本身等方面分析了这些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对策.     

软预算约束视角下的项目失灵——基于L区微项目的政策分析

在公共品供给过程中,可以通过完善技术治理体系增强回应性,但项目失灵的存在提醒我们需要追问技术体系背后的制度根源,尤其是资金管理体制如何影响着项目供给效率。论文采用个案研究法,基于参与式观察方法所收集到的田野笔记、政策文件及会议记录等一手素材,对一个市辖区的民生创新项目展开政策过程分析。研究发现:区级地方政府在相关因素刺激下会将激励目标转嫁给作为预算单位的基层政府,使得预算单位的预算申报体量超出自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并在支付压力的困境下出现目标替代,最终导致项目供给在回应公共需求上的失灵。基层政府所面临的是一种嵌入性预算约束,是以自身的支付需求与能力为基础进行预算申报。这使得约束的视角从"量入为出"转向了"量出为入",从而拓展了既有的预算约束理论。     

文化惠民：增强城市软实力

<正>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提升文化惠民质量水平是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任务。在上海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上海市公共文化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文化惠民工程不断提质增效。但是对标世界一流城市的公共文化设施建设，上海还有一定差距。比如文化场馆，上海市政协文化卫生体育委员会表示，近年来上海图书馆东馆、浦东美术馆、上海大歌剧院等逐一亮相浦东，人口稠密的浦西新建文化场馆较少，金山、松江等新晋城区，     

项目进村中技术理性的折耗——以村干部贪占犯罪案件为分析基点

以技术理性为精神内核的项目制能够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和公共权力理性化,但仍存在逻辑困境和运行瑕疵,这在项目进村入户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基于中国裁判文书网2017至2019年村干部贪污侵占犯罪案件的分析表明,项目专项资金已成为村干部贪占的重灾区.从表层的技术逻辑看,村干部凭借相应的手段破解了项目制技术程式;从深层的制度逻辑看...     

地方执行性立法的路径选择与优化生成

地方执行性立法是地方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细化和补充是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基本方式。实践中地方执行性立法不重复上位法的立法路径存在技术障碍和现实困境,已难以满足新时代地方立法的要求。在内容上形成一个逻辑自洽、体系严谨、协调统一的规范整体的体系化路径成为地方执行性立法功能实现的必然选择。鉴于地方执行性立法体系化存在着一系列合法性、合理性难题,地方执行性立法应当创新立法技术,通过“嵌入式立法”,即在上位法立法计划内,将基于“地方性知识”产生的制度需求细化、补充到上位法规范体系之中,形成一个统一的规范整体,从而解决地方执行性立法的合法性、合理性难题,确保上位法的有效实施,提升地方法治的整体水平。     

中国宪法的价值谱系及其时代图景

中国宪法的价值谱系演绎着我国宪法生成演变的深层逻辑与发展脉络,主导着我国宪法的存在形式和运作过程,反映着我国宪法的精神气质和整体风貌,映射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属性和规范特征。富强、民主、法治、人权诸要素之间相互依存、相互支撑、相互促进,构成了四维一体的中国宪法价值谱系。虽然中国宪法的价值要素与西方社会的宪法价值在话语符号上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其精神实质却有着诸多重要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差异。中国宪法的先进性和优越性正是蕴含于宪法的价值要素以及立基于这些价值的制度建构及行宪实践之中。     

立法样本之保障公共文化服务

短缺困境呼唤立法保障 对绝大多数普通人而言,“公共文化服务”似乎是个颇为陌生的专业概念.事实上,它时刻塑造着社会的文化肌理,书写着生活的日常风貌. 所谓“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满足公民基本文化需求为目标,由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向公民提供的公共文化设施、文化产品、文化活动及其他相关服务.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一脉,公共文化服务承担着传播精神价值、提升国民素质、推动社会文明等功能.更重要的是,公共文化服务肩负着保障公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使命,尤其是在国人衣食住行等物质需要已基本满足的当下,民生问题已更多注入文化权利的内涵.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应,能否保障公民充分享有文化娱乐、文化消费、文化教育、文化创造、文化审美等基本文化权利,彰显着国家的文明程度和人权水平.     

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逻辑——基于20个案例的定性比较分析

政策试点已被广泛视为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之一,是解释“中国奇迹”的关键所在。然而,既有研究主要从政策试点的发生机制、推广逻辑和知识生产等视角来解析试点中政府的运作过程,并未对中央通过选择差异化政策工具来推进政策试点给予足够的关注。从中央干预程度与地方自主性两个维度出发,论文区分了中央推进政策试点的四类政策工具：指令型、激励型、诱导型与自主型。进而,论文构建了政策工具选择的“政策属性-政策环境”分析框架,运用定性比较分析法,对中央发起的20个试点案例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差异化政策工具选择的生成机理。研究发现,中央选择何种类型的政策工具受试点内容清晰度、议题紧迫性、执行难度、政策支持和权威压力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主要呈现出内外复合驱动、外部权威驱动和外部政策驱动三种不同的逻辑。其中,内容清晰度是政策工具选择的前置条件,议题紧迫性调节中央干预程度,权威压力凸显中央对政策工具的总体控制。研究丰富了对中国政策试点机制和试点差异化推进方式的解释,对政策试点的科学设计也具有启示：围绕政策试点目标的达成,政策试点的推进需要根据试点目标群体、政策属性和政策环境特征选择与之相匹配的政策工具。     

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的法律、行政与社会——以一个“赤脚律师”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

本文以一个赤脚律师长达十年的诉讼代理实践为切入点,从立案、审理、收费与执行等环节研究了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中法律与行政、法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中国行政诉讼程序运作的基本特性在于,它既不完全是以形式理性主导的科层型司法与规则统治型司法,也不完全是以实质理性主导的协作型司法与纠纷解决型司法,而是所谓的混合型司法。因此,中国行政审判的实践并非如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缺乏独立性,而是存在着有限的独立性,但法院这种旨在平衡党政力量、群众力量、法院利益与法律本身的有限独立,与对法院的行政干预构成了一种合谋关系。本文对行政诉讼程序运作过程的研究,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赤脚律师出现的制度背景。     

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探究

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其内涵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经济话语框架。目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存在着农民主体性价值容易被忽视、供给过程单一、供给效率弱等问题。基于此,文章提出注重农村公共文化产品诉求与社会各界互动呼应,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参与、社会联动的三位一体供给模式,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驾马车”的作用,完善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机制。     

文化治理模式视阈下农村社会管理创新模式研析——基于广西的实证研究

本文采取扎根研究的方法,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十四个地市的文化治理实践为研究对象,总结了新时期农村社会管理创新之文化治理模式,即：加强农村基层党员培训,破解＂三个难题＂;以公共文化服务创新为抓手,实施文化惠民工程;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积极推进文化传承与创新。     

一个农民对家电下乡的几点期待

作为一项惠民工程,家电下乡受到了农民的欢迎,但是,由于一些地方、一些农民缺乏对政策的了解,以及家电销售信息的不对称,加上政府在政策制定时还存在一定的弊端,所以,在一些地方,家电下乡并没有引起农民的注意和重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     

浅析青岛承办文化年的可行性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与时代的发展。经济全球化的速度早已使得"硬实力"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的作用已经不是唯一。"软实力"的作用已经越来越在国际竞争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各国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通过公共外交的手段去发展软实力,而在所有的公共外交方式中,举办文化年的方式能够很好的将一国的文化与政策对他国公众进行宣传从而提升国家软实力。举办文化年对应我国公共外交的需求,有利于美丽中国的中国梦的早日实现。     

城市社区居民公共文化服务弱参与场域的结构性因素

在城市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过程中,居民的弱参与问题日益凸显,它被多种结构性因素形塑成一个特殊场域。在中国这样一种传统习俗与现代思想共存、碰撞与融合的复杂社会结构中,充满焦虑的脱嵌社会弱化了自由人参与社区事务的主观意愿,互不相关的邻里关系又进一步消解了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场域。在此逻辑起点上,阶层文化生产实践下的阶层区隔、品味文化多样性与公共文化供给单一化的结构性矛盾,又勾勒出这个场域的空间结构。在此空间中,社区公共文化参与制度文本的多重缺失以及在制度实践中的执行不力,使得社区居民对文化活动的弱参与在制度上被进一步固化。因此,在这一系列结构性因素综合作用下,阻隔社区居民参与公共文化活动的因素异常坚固,而破解这些因素正是解决当下社区公共文化服务存在问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