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司法保障

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开展疫情防控工作,为疫情防控提供法治保障,是推进当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发力,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人民法院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捍卫社会公平正义的神圣职责。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坚决打嵐疫情防控阻击战、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司法保障,是人民法院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     

立法先行服务大局见担当

2020年,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立足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围绕全省发展大局,以高质高效的立法工作,为常态化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社会建设等提供了法治保障。顺势而为依法助力疫情防控2020年2月9日,正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于当天召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依法全力做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决定》,并于当天公布施行。     

新时代中国社会治理的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进程中,我国社会治理领域发生深刻变革,展现出一系列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明确"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理念,将新时代社会治理的最核心目标设定为构建和谐社会、建设平安中国,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夯实以民生保障制度和社会治理制度为主线的社会建设制度,完善社会治理体系,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优化基层社会治理格局,涵养社会治理核心价值,坚持"四维治理"等。这些理论、制度和实践创新彰显出中国之治的鲜明特色和显著优势,呈现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壮丽前景。     

疫情防控:经济法的解析与应对

疫情防控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大考验,需要政策与法律的协调并用;疫情防控作为复杂的系统工程,离不开多种法律制度的综合调整,其中经济法的作用尤为重要。运用经济法的“两个失灵”理论、风险理论、信息理论和价值理论,有助于解析疫情的成因及其预防,明晰疫情防控的必要性、重要路径和价值引领,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进行制度应对;疫情防控需要宏观调控法和市场规制法的大量运用,应将重要的发展理念和法治理念贯穿其中,从而形成“依法治疫”的制度体系。基于“以人为本”的“依法治疫”,有助于防止疫情的暴发和扩散,减少公共卫生危机的发生及其给社会、经济造成的巨大损害,从而能够在保障公众生命健康的前提下,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运用法治思维 推进疫情防控

在当前的疫情防控中,社会从常态转入应急状态情况下给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均提出了一个严峻的考验,也是检验法治状态和推进法治发展的难得机遇。基于此,必须坚决贯彻法治思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应用。法治思维的基本特征是公权力的任何决策和行为必须符合合法性要求,并从目的、权限、内容、手段、程序等五个方面给予审查。运用法治思维推进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防控,对现行法律制度进行审视、完善以推进法治进程。     

行政检察视域下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完善

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是完善我国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的重要环节,行政应急措施作为政府防控疫情的必要措施是整个疫情防控法律体系的核心。面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新情况,应系统分析行政应急措施的特点与类型,从健全立法、严格执法、强化监督、落实责任、依法救济等环节,尽快完善疫情防控法律体系。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行政检察职能作用助力疫情防控,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贡献检察智慧和力量。     

疫情防治中的国家与社会互动模式

在以《传染病防治法》及《突发事件应对法》为核心所架构的疫情防治法律体系中,国家起到了绝对主导作用。但从疫情防治实施效果来看,当前“国家主导——社会服从”模式存在一些问题。基于协同治理(公共理性的核心因素)及第三领域的变化,社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为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应当在疫情防治体系中提升社会的作用,形成“国家主导全局——社会主导局部”型的法治模式,才能更好地应对下一次疫情,从而提升中国的治理现代化水平。     

论传染病防控中的疫情报告制度

疫情报告制度是我国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中的核心制度之一,不仅与疫情预警制度和疫情公布制度紧密相关,而且直接决定着疫情的应对能力和最终效果。当前,我国疫情报告主体类型繁多,程序和时限各不相同,无论是在形式编排上,还是在现实运行中,均存在一定的体系缺陷,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疫情报告制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违反疫情报告义务会引起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但从现行立法考察,显然过于侧重和依赖行政责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存在差距。未来,我国应当在鼓励上报的理念指导下系统修订传染病防控法律体系,并充分考虑不同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和配合,建立一套科学完整、行之有效的疫情报告制度。     

突发公共疫情依法治理的逻辑

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越是在重大突发性疫情所致的紧急状态下,越要坚持依法而为来开展疫情治理。疫情治理依法而为的本质意蕴在于:依法保障疫情治理的人民性,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融入到疫情治理的生动实践;依法维护疫情秩序,使得紧急行政权的行使保持适度谦抑且避免对公民权益的过度侵越;依法执行疫情信息传输与规制,实现疫情信息在体制内外及时、准确和高效地传递输送;依法推进疫情防治的多元协同,让政府内部的跨组织联动与社会主体的协作性参与均建构起应急响应的制度化程式。在疫情治理中,唯有恪守依法而为的行动遵循,才能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制度优势转换为疫情治理的整体效能,并在应对疫情危机中深入推进中国法治成长与进步。     

全球化进程与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研究

我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运行一直采取以政府特别是警察治安行政为主体的社区治安管理模式。20世纪70年代末期和80年代初期,随着全球化的兴起,我国政府提出了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方针,并由此构成中国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决策背景和基本的策略原则,但社区犯罪防控体系规划与执行的政治过程、行政过程、经济过程和文化过程产生的偏差以及由此引起的社区犯罪防控体系的设计、构建和运行问题并未达到预期的设计目标。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重新审视和构建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及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模式,建立起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方针为指导的一种新的社区犯罪防控理论范式、认知框架和与之相应的社区治安、治理制度创新体系及运行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依法防控”内涵解读

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依法防控”的战略部署,并强调指出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依法防控”是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国的具体实践,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现实要求。坚持“依法防控”,应从国家、社会、公众三个层面进行思考,将顶层设计与法治实践完美结合,切实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     

中国犯罪治理的制度逻辑:以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

中国的犯罪治理实践在社会治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为深刻理解中国经验并发展犯罪治理现代化理论提供了重要契机。中国的犯罪治理模式呈现出总体性治理吸纳现代化治理的复合型制度逻辑,具体的经验资源包括:以"平安中国"为主线推进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将总体性的政策治理观融入犯罪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借助枫桥经验联接国家主导与多元参与,实现治理权威与治理角色的重新分配;提升运动式治理的制度化与法治化水平,以最小的治理代价换取最大的治理效果;以"发展式预防""整体性治理"释放大规模社会建设活动的犯罪治理效应,实现源头治理与综合治理;鼓励智慧技术的"赋能导向式"应用,激发技术治理的犯罪控制与犯罪预防潜能。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犯罪治理应树立整体性、长周期的治理观,为吸纳、升级中国经验奠定基础;倡导精细化治理理念,寻求有效治理与正当治理的平衡;总结、固定典型案例的成功模式,强调中国方案的世界价值。     

自我卫护:习惯法视野下非常时期的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以2020年初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对象

在2020年初我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非常时期,许多城市社区为自我卫护根据《传染病防治法》等法律法规和基于自治组织性质制订并执行了有关疫情管控的自治规范。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制订主体主要为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居民委员会,也包括社区党组织、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组织。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与疫情防控相关的通行管控规范、人员管控规范、车辆管控规范、防控措施管控规范等。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实际运行包括管控规范的宣传、管控规范的执行、管控规范实施的监督等方面。城市社区管控规范为非常时期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而制订的具有特定目的的非国家法范畴习惯法性质的临时性自治规范,应当遵循法治原则、民主原则、合理性原则。以此非常时期城市社区管控规范的思考为契机,推进城市社区的多元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社区的自治能力和治理水平。     

疫情防控视域下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演进韧性与技术嵌入

演进韧性强调系统在危机中变化、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为现代风险社会中社区媒介参与社区治理的路径优化提供了新的理论资源和视角。据此审视疫情防控中邻里互助、技术嵌入下以信任与合作为基础的多元交叉网络、社区中“隐私悖论”负面性的消解及微基建项目的推进发现,疫情防控期间社区的内部边界并未封闭,居民主导的治理模式在强调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愈发重要。社区媒介结合互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去中心化赋权,为居民自治机制中由“精英模式”向“共建人模式”转型提供了替代方案:通过设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社区社交媒介,在其与线下公共空间的互动中完成共建人的开发与培养,继而发展多样的内生性社区自组织以建立居民自治主导的社区韧性。     

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提升路径探讨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深入推进,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应完善包括地方公安立法在内的公安工作制度体系。目前,各地公安立法还存在体系不健全、可操作性不强、欠缺特色性规定、不能适应社会治安防范现实需要等问题。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有利于完善公安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体系,有利于建设法治公安,有利于促进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有利于规范警务运行机制。为有效提高地方公安立法质量,必须树立社会治安治理立法理念,准确评估地方公安立法需求与效果,完善和规范地方公安立法程序,推进地方公安立法精细化。     

治理视野下的信访制度

中国的信访制度运行50年,在21世纪进入了制度变迁的关键时期。从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分析可见,中国特色的信访制度更加符合治理的逻辑而不是法治的逻辑。在治理的视野之下,按照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和有效的目标,改革信访制度的现实路径应着眼于改善信访的社会环境、合理定位信访功能、坚持法治原则、注重信访治理过程及信访治理的社会效应、探索多样化处理问题的方式。     

转型期的社会管制与自组织治理——美国进步时代的治理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进步时代是美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为应对这一时期社会领域出现的失控和无序现象,政府开始加强社会管制,社会自组织治理也开始逐渐兴起,通过多元治理机制的协调互动,最终为国家重构了良好的制度氛围和发展环境。本文认为,发挥社会自组织的治理优势,推进其与治理机制的有效结合,对转型期中国政府的治理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价值分析、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探索阶段。以疫情防控为视角探讨与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相关的问题,对于提升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极具紧迫性和现实性。本文在对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价值分析的基础上,根据数据获取渠道的不同,将现阶段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概括为三大类:即基于网络通讯及搜索引擎的预警机制、基于电子医疗信息的预警机制和基于物联网信息采集的预警机制。针对大数据疫情预警机制面临的现实困境,提出相应的建议,以期为我国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参考。     

坚持群众路线，创新社会治理——以“善治”理论为视角

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路线贯穿于整个社会治理的始终。本文从“善治”理论的视角分析了“善治”、群众路线以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内在联系。提出应在“善治”理念下践行党的群众路线。从社会治理的前提、基础、关犍、本质、重点、棱心六个方面重构社会治理的对策。     

参与式治理与根本政治制度的生活化——“一体多元”与国家微观民主的建设

政治制度本质上是一种关于利益和权利义务的关系组合。这种关系组合影响到人们对制度的合作或者冲突。因为观念和利益的多元化,社会成员与制度的冲突引发了高发的群体性事件。因此,解决当前公共治理问题,关键是要考虑体制改进。通过落实宪法所规定的人民代表大会制与民众直接参与式治理的结合,可以提升微观民主建设的质量,保障多元民主,为宏观民主治理提供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