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问题研究

以行政许可持有人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行政许可信息强制披露制度是一种削弱行政许可持有人信息优势地位、优化行政许可监管对策的重要制度安排。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具有舒缓监管信息不对称状态、强化行政许可持有人自律、促使监管权力规范运行的价值。行政许可持有人强制信息披露制度的构建,需在遵循利益平衡、比例原则下综合考量利益关联度、信息搜寻成本、信息披露成本、专业化程度、市场竞争度等标准。     

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的立法模式选择

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作为未来推动中国行政法治迈向新高度的重要制度，可以弥补“单罚制”的制裁漏洞，遏制单位负责人利用单位实施违法行为谋取个人利益及规避法律责任。“行政违法责任连带”“民事委托代理理论”“法人人格否认理论”“制裁漏洞论”为单位行政违法双罚制提供了法理基础。结合我国立法现状，借鉴域外法制经验，通过修订《行政处罚法》全面建立“普遍适用”的双罚制模式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为防止行政机关滥用双罚制，规范其裁罚行为，双罚制具体立法条款应对单位负责人的范畴、单位负责人存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主观过错、未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判定、单位负责人采取的必要监督措施应有“期待可能性”、单位负责人的责任限度等因素予以考量，作为并同处罚单位负责人的构成要件。     

构建我国环境立法中的按日连续处罚制——以《水污染防治法》的修改为例

"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是我国环保法律的致命缺陷。建立"按日连续处罚制"是弥补这个缺陷的有效手段。目前存在着两种模式的按日连续处罚制,即作为行政处罚的英美法模式和作为执行罚的大陆法模式,它们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在引进一种新制度时,是否与现有的理论和实践相冲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新制度是否能够解决实际问题以及是否有适当的制度和技术背景给新制度提供"用武之地"。     

一个单位犯罪、两个犯罪构成--双罚制理论依据新探

迄今为止 ,双罚制被认为是惩治单位犯罪最为合理、有效的处罚制度。但是 ,对于双罚制的依据 ,即因为单位犯罪而同时追究犯罪单位及其有关自然人成员 ①两类主体刑事责任的理由 ,却远未得到理论上的合理解释。双罚制的理论依据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问题 :⑴单位为什么应对其犯罪负刑事责任 ;⑵单位中的有关自然人成员为什么也应对单位的犯罪负刑事责任。第一个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而且关于单位本质的“企业组织体责任论”、“法人有机体说”② 也为单位刑事责任的承担提供了有力支持。因此 ,寻求第二个问题的答案也就成为解决双罚制理论根据…     

我国行业协会自律与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关系论

我国的市场监管体制正在进行深度调整,行业协会自律管理是市场监管体系中的重要内容。行业协会作为维护和增进特定行业市场主体共同利益的自律性组织,应当将其定位为私法性组织。行业协会具有共益性、自律性和自治性,其进行行业自律管理具有信息优势、专业优势和成本优势,有利于监管范围的更广覆盖和克服政府失灵。目前我国的行业协会自律管理存在法律规范不完善、行业协会管理体制没有理顺、行业协会内部治理机制不健全、行业协会对特定市场影响力有限等问题。在我国新一轮市场监管体制改革中,引导行业协会实质性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可以作为改革的有形抓手,理顺行业惩戒与行政处罚的关系可以作为改革的重要方向。     

证券账户名义持有人制度的缺陷及其完善

受托人自己名义的不使用是由于存在受托人无法开立以自己为名义持有人的证券账户制度,分户管理的需要与制度安排迫使受托人使用委托人或第三人账户进行资产管理。基于信托法制的存在,证券账户名义持有人制度应该为民事信托的生存留下必要空间,允许普通受托人作为名义持有人开立名义持有的证券账户。这将有利于为监管机构及时全面掌握营业信托的违法信息提供便利快捷的通道,为证券委托理财关系的法律性质正名。     

股东直索责任的传承与创新

对于股东直索责任制度不同称谓的语意进行考察不仅是出于法学理论的严密性的要求，更是因为不同的名称显示出了不同国家对于该法律制度本质的认识。德国公司法上的“直索责任”用语是科学的制度称谓。法人人格与腮东有限责任是不同的两项制度，公司人格之获得与股东有限责任之取得在逻辑上存在着明显的理论分野，所谓的“法人人格否认”，实质上指的是股东有限责任无效之宣示。逆向揭开公司面纱并没有其法理基础，难以构成与股东直索责任相应的公司法律上的新型制度形式。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单位犯罪包括单罚制和双罚制，需要依照直索责任原理做出相应的修正，单罚制实质上适用的即是股东直索责任的原理．而双罚制则是传统法人犯罪的观点。     

"问责制"研究——兼论问责制在中国经济法中的地位

"问责制"是一种超越"违法责任"的责任机制,代表着现代社会经济条件下"责任"作为一种系统性的制度结构所具有的整合和调节功能."问责制"的要义在于每一个扮演一定角色的社会成员都承担相应的义务和权责,并加以常规化的督促,若有违背或落空则必当追究,不允许"脱法"."问责制"是<法国民法典>确立的过失责任的高级发展,并经由社会契约和公共选择理论的深化而获得了普适性意义."问责制"的制度结构由角色承担、说明回应和违法责任的三段式构成.在政府对经济的调控监管、国有财产管理经营等诸多领域,问责制对中国经济法的制度完善和创新均具有重要意义.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法治困境及出路——基于对41份中央级失信惩戒备忘录的分析

通过考察41份中央级失信联合惩戒合作备忘录所包含的受惩戒主体、受惩戒行为和惩戒措施,可以发现失信惩戒制度面临合法性困境,但主要问题并非缺乏法律依据、"德法混同"、违反比例原则或不当联结禁止原则,而是在形式合法性层面,违法建立双惩制、以行政权力为民事违约兜底和增设行政许可;在整体正当性层面,冲击法人独立人格、突破公法与私法之区隔、削弱行政裁量的法律约束;在实质合理性层面,违背平等原则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备忘录表现出"失信"与"违法"、"惩戒"与"执法"高度重合,失信惩戒制度本质上是一种法律实施的强化机制,其合法性困境源于强化机制背离强化对象,亟须有针对性地予以纠偏.     

关于我国刑法中的"单罚制单位犯罪"的疑问与立法建议

我国刑法第31条规定:"单位犯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判处刑罚.本法分则和其他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据此,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处罚原则,我国刑法规定了"单罚制单位犯罪".     

《民法典》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之功能剖辨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第1232条规定的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是一项新增制度.从内在机理审视,惩罚主义理论或功利主义理论均难以为环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惩罚"功能提供理论支撑.从规则体系审视,若赋予该制度"惩罚"功能,则错置了侵权责任的保护客体,混同了生态环境保护中私法机制与公法机制,忽视了"环境损害"救济法律机制体...     

Strict Liability’s Criminogenic Effect

It is easy to understand the apparent appeal of strict liability to policymakers and legal reformers seeking to reduce crime: if the criminal law can do away with its traditional culpability requirement, it can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convic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ose who engage in prohibited conduct or bring about prohibited harm or evil. And such an increase in punishment rate can enhance the crime-control effectiveness of a system built upon general deterrence or incapacitation of the dangerous. Similar arguments support the use of criminal liability for regulatory offenses. Greater punishment rates suggest greater compliance. But this analysis fails to appreciate the crime-control costs of strict liability. By explicitly providing for punishment in the absence of moral blameworthiness, the law undermines its moral credibility with the community and thereby provokes subversion and resistance instead of the cooperation and acquiescence it needs for effective crime control. More importantly, the system’s lost moral credibility undermines the law’s ability to harness the powerful forces of stigmatization, social influence, and internalized norms. Given the serious limitations inherent in the real-world application of general deterrence and preventive detention programs, the most effective crime-control strategy is to build the criminal law’s reputation for being just, which means avoiding the use of strict liability.     

论经济法责任

法律责任、义务、制裁是三个不同的概念。经济法责任在产生原因、责任形式和制裁方式等方面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不同 ,弥补了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局限性。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包括行政执法机制、诉讼机制 ,这两方面都有待加强     

组织进化视野下对企业刑事归责模式的反思

我国传统企业刑事归责模式的典型特征在于:一方面,其包含了企业和企业成员两个主体的归责,另一方面,企业归责适用的是以特定企业内个人犯罪行为为处罚根据的同一视原则。虽然该模式与我国早期单一科层制企业形态相适应,但随着组织形态的进化,企业规模扩大,内部权力去中心化以及组织结构复杂化,企业犯罪出现了不同于我国早期企业形态下新的特征。为此,传统企业归责模式不仅难以公正地对企业及其成员进行归责,还会造成组织无责、惩罚效果不理想等一系列不利后果。在法人社会下忽略对企业组织犯罪的控制需求并不现实,法人刑事责任拟制论应当被否定。相反,有必要构建与企业成员归责路径相分离的、以企业自身过错为处罚依据的组织责任模式。应当依据功能对等原则对组织责任模式进行构建,维持刑法体系的逻辑严谨性,并遵守刑法的罪责原则。     

论人民检察院对行政处罚权的刑事法律监督

人民检察院通过对职务犯罪行使侦查权实现对行政权的监督是我国行政法学和检察学的传统理论。现实中行政处罚以罚代刑,不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等违反刑事法律问题普遍存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存在局限性。应对传统理论进行反思,确立人民检察院在行政处罚程序中的刑事法律监督地位,设置相应的检察监督机制,以有效地预防职务犯罪和惩治经济犯罪。     

民事诉讼法律责任论

为了调整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维护民事诉讼法律秩序 ,对违反民事诉讼法的行为 ,除道德谴责和纪律处分外 ,在法律责任方面 ,也应该有一个以程序法律责任为主体、实体法律责任为保障的综合性法律责任体系予以制裁、调整。     

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推定责任是严格责任的演进结果。严格责任经历了一个由绝对责任向相对责任的渐进过程。现代意义的严格责任实质上多为符合犯罪构成理论和罪刑法定原则的推定责任。我国刑法的规定是推定责任存在的根据 ,它寓意于法律语境和立法主旨之中。推定责任主要有危险型犯罪、奸淫型犯罪、持有型犯罪和腐败型犯罪。推定责任的刑事制度主要包括举证责任倒置和期待不能的免责理由两项内容。根据刑事法治的需要 ,构建我国刑法的推定责任制度已经势在必行     

美国对犯罪与违法的法理界定

本文阐述的是美国关于犯罪本质的哲学解释。刑罚既包括过错犯罪。也包括严格责任违法,这两者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刑事责任类型。美国学界主张过错犯罪的要点在于其是侵害公众利益的不法行为,并非由于其危害公众利益,而是因为公众负责处罚此类行为,即它们应该得到国家的处罚。不法行为得到惩罚是因其性质严重,它们不敬重社会公认的价值;只有当行为人违反重要价值时才应得到处罚,不仅是出于对刑法实用主义的考虑,亦取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内涵。美国学者分析过错犯罪和不太严重的违法行为,认为后者同样存在着损害公众利益的危险。     

行政赔偿违法归责原则的合理定位

我国行政赔偿违法归责原则面临诸多问题,违法归责原则中的"法"不能等同于当前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的"行政违法"之"法"。作为侵权法之特别法的行政侵权赔偿制度,其违法归责原则应定位于侵权法上的"行为违法",违法意味着注意义务的违反,可作为"过错客观化"之标准。这种认识可以克服目前违法归责原则面临的困境,使违法归责原则回归到过失责任原则。     

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与公诉权的现代转型

经济法责任有着自己独特的形态以及责任承担方式,经济法责任的实现机制主要是行政执法机制和诉讼机制,公益诉讼符合经济法责任社会性的要求,与经济法责任的实现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传统公诉权在我国长期被认为专指"刑事公诉权",客观上阻却了现代公诉权的拓展。随着现代法律对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保护的加强,传统公诉权制度日显单薄和不足。因此,建构现代公诉制度不仅是公诉权在具体制度中的应用和拓展,而且更加有利于强化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进而更好地保护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有效实现经济法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