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的进化论

英国博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认为,生物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美国遗传学家戈德施密特进而认为,通常的自然选择只能在物种的范围内,作用于基因而产生小的进化改变,即小进化;而由一个种变为另一个种的进化步骤,则需要另一种进化方式,即大进化。小进化与大进化在物种这一层次上互相衔接。小进化是大进化的基础,小进化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大进化的现象。     

进化论与陈独秀早期思想

进化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陈独秀把进化论贯穿于他的一切主张之中。在自然、社会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教育思想等领域,反对守旧,主张变革,都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的,这也是他后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其许多局限性乃至错误也与进化论紧密相关。     

达尔文与福柯

把达尔文与福柯放在一起,无论如何是大胆而鲁莽之举。一个是现代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一个是20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两人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可一旦将他们并置起来,撇开显而易见的差异,却也能发现一些惊人的相似。他们的思想都与各自的传统领域发生了极端的断裂。不论是生物、自然     

民意调查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科学性与局限性

民意调查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研究方法,通过民意调查,可以得到一定规模的数据,可以对民众的政治心态作出比较准确的分析,可以对未来的政治行为如投票行为等作出预测。但是,民调研究方法也有局限性,尤其是在使用台湾民调数据进行相关问题研究的同时,还必须充分运用社会科学研究的其他方法,认清并克服其局限性以保证民意调查在两岸关系研究中的相对科学性。     

高校学生消极行为的内涵与研究动态

本文着重分析了当前在研究在校大学生消极行为过程中所经常使用的“不良行为”、“越轨行为”和“违法犯罪行为”等三个术语的基本内涵。在此基础上,分别从教育学、心理学和管理学等学科角度出发,揭示了当前大学生消极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     

十四期寄语——生物本能与少年越轨

一、少年犯罪生物学研究的缺位 少年犯罪的生物学因素,始终吸引着学者们的目光。但是与一般罪因论的研究成果相比,少年犯罪在生物因素方面并没有更为突出的贡献。赫希的社会控制理论和阿德勒的一般压力理论都是少年罪因论的著名成果,但基本没有涉及生物学原理,大都满足于对于未成年人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分析。对这种状况,笔者一直心存遗憾。     

惯常行为理论与大学生被害预防

校园犯罪是我国犯罪现象中的一种类型。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我国的校园犯罪是一个日趋严重的问题,但作为我国犯罪综合治理的一个环节,校园犯罪也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尤其是对正处于青少年时期的大学生来说,治理校园犯罪,为其营造良好的生活和学习氛围对于其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校同犯罪的类型来看,可以运用西方犯罪学中的惯常行为理论,从防止大学生被害入手来减少校园犯罪的发生。一方面,可以通过警示的方式改变大学生的惯常行为以防止其被害;另一方面,可以在犯罪频发时间在犯罪频发地增加防卫因素,促使潜在的犯罪人放弃犯罪动机。     

从环境心理学的理论构建看与犯罪学的交叉和影响

环境心理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由曾经的边缘化逐步进入研究学者的视野范围。由于其与众多学科的交叉性和对人类社会的问题的殷切关注,环境心理学与我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因此其理论和研究内容可以解释一些犯罪现象,并对犯罪学的发展和创新具有不容小觑的推动作用。我们真正所希望的,是通过不同学科的交叉和接触的研究,来最终寻求到更好的解决方法,使生活在社会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有尊严的去享受幸福生活,享受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带来的成就,以真正切实保障活之为人的权利与自由,而这,我想也是我们为之奋斗的人权所孜孜不懈的追求。     

劳动法学行为理论与规范体系构建探究

保护劳动者人权是劳动法学行为理论与规范体系构建的核心组成部分,亦是劳动雇佣关系有效机制的充足保障,在国家政策和《劳动法》的宏观调控下,必须具有一定的行为强制性,同时也需要社会各参与主体的人道主义保障,进而确保劳动法学行为和集体社会责任的有机融合和发展.基于此,针对当前劳动法学行为所面临困境和巨大挑战,主要从劳动者权利、...     

“一体化”视角与国际关系角色理论的演进

后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界出现了许多新的理论。"一体化的理论视角"作为新的研究途径,逐渐被许多学者接受,形成了一些较为成熟的思路。角色理论就是其中之一,并受到了学界广泛的关注和重视。角色理论通过引进其他社会科学(如社会学、认知心理学和比较政治学等)的研究成果并结合其他国际关系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的视角,不仅为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切入点,而且还展现了理论一体化的途径。这一研究路径先后引起欧美学者的关注,在他们之间搭建了对话平台,而且将物质和理念两个因素以及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两个层次分析视角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回应了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争论。     

作为修养与技艺的“历史”

历史学与国际关系学，前者兼具艺术性与科学性，处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而后者作为政治学的分支，一般认为属于社会科学。①它们既有共同知识兴趣带来的关联，又有学科分化造成的区隔。我们时常看到历史学家批评国际关系学者空言浮泛，而后者也不时嘲讽历史学的“琐碎馒订”。②持续的辩论交流间虽难免偏见误解，但的确使两者在学科属性、研究目的、研究对象及方法路径、评价标准等方面的差异得到了清楚的揭示。③可以说，重要的已不在划界，而是在明了各自局限的基础上，借鉴对方的知识与方法，使之适用于本学科的研究。④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