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东革命斗争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斗争与长征的战略策应与支持

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陷入全面被动、中央红军主力被迫进行战略大转移之前,闽东革命斗争的异军突起,不仅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两个师、一个海军陆战旅的兵力,还直接援助了中央红军为打破敌人的“围剿”而派遣北上出击的红七军团的战略行动;在中央红军主力出发长征,至巧渡金沙江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这段长征中最艰苦的时期,闽东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更是紧紧拖住了国民党正规军八个师等近十万兵力;在中央红军主力进入川西到达陕北胜利完成长征,闽东革命斗争的再次蓬勃兴起,又一次使国民党三个正规师、一个旅等兵力深陷闽东。事实表明,闽东的革命斗争,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及中央红军主力随后进行的长征,为这一时期的中国革命做出了独特贡献。     

浅谈弘扬长征精神

70年前的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英雄壮举。从1934年10月开始,中央红军主力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困境中被迫撤离江西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踏上漫漫征途。广大红军指战员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长途跋涉,摆脱了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征服了无数艰难险阻,跨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纵横14个省,行程二万五千里。在此前后其它各路     

趟血路的长征先锋大将刘亚楼

天降大任,在枪林弹雨中为全军杀出一条血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刘亚楼任政委,陈光任师长的红一军团红二师作为红军的王牌主力师,被定为左前锋。另一支王牌部队红一师为右前锋。铁流二万五千里,红军要突破蒋介石大军的围追堵截,要在“死地”中求得     

红衣军团第二师湖南道县突围记

由于博古、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主力红军要继续呆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已不可能了。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做出如下决定：一是项英、陈毅等1．6万人及部分党政工作人员继续留在中央苏区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突围长征。     

黄槲树下的一次深谈

1935年1月,当长征队伍一步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使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积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地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     

毛主席率中央红军长征过宁夏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于1934年10月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一年的艰苦转战,至1935年6月14日在四川懋功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会议决定红军应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开创川陕甘苏区。两大主     

万里长征从这里出发

“十月里来秋风凉,中央红军远征忙。星夜渡过于都河,古陂新田打胜仗。”陆定一的这首诗再现了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8万多人在1934年10月集结江西于都河畔,渡河长征的情形。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就是从这里渡过于都河踏上二万五千里长征的。     

长征途中中央红军八选根据地内幕

1934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为此,     

王震长征轶

1934年8月7日，为摆脱湘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的危局，遵照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的电令，任弼时、肖克和王震对红六军团进行了改编，并做了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之后，便率领红六军团告别了多年相依为命的湘赣父老，离开了湘赣苏区，从永新东南的牛田和泰和的津洞地区出发，突破敌人的层层封锁线，踏上了漫漫长征路。10月24日，红六军团在印江县木黄与贺龙率领的红三军（后恢复红二军团的称号）胜利会师。尔后，红二、六军团奉命进行了整编，由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统一指挥，王震担任红六军团政委。此后，两支部队始终相互策应、并肩战斗，直至1936年10月下旬长征胜利结束。在两年多的艰苦岁月中，王震将军所表现出来的革命英雄本色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而又难忘的印象。     

长征初期，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七次斗争

由于党内“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领导和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的错误指挥,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开始战略转移。此时,随队转移的毛泽东尽管已经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书记、红军总政委和前敌委员会书记职务,被剥夺了对红军的指挥权,但他仍以大局为重,以高度的责任感,“不在其位”仍坚决反对“左”倾错误的指挥。从1934年10月到黎平会议召开,毛泽东与“左”倾错误的斗争至少有7次。会昌之争,毛泽东实事求是:我们应该到敌人力量薄弱的湘南去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8.6万余人从瑞金出发,开始战略…     

浴血长征路的“御林军”：红军干部团（上）

1934年4月27日晚．著名的广昌保卫战以红军败走广昌．退守赤水、头陂一线而告结束。这场历时18天的阵地战、消耗战．是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中损失最大的一仗．参战部队伤亡5500余人。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军步步紧逼．中央苏区面积日益缩小。红军节节失利,陷入困境,被迫撤离根据地．踏上了长征之路。     

红三十四师浴血奋战湘江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在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的湘江战役中,担任全军殿后的我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浴血奋战,出色地完成了掩护党中央、中革军委率领机关和中央红军主力抢渡湘江的任务。终因敌众我寡,孤军作战,弹尽粮绝,全师将士大部壮烈牺牲。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原因剖析

1930年12月,蒋介石抽调10万兵力,组织对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第一次反“围剿”,红军兵力只有约四万人,却迅速取得决定性胜利。本文试图以党和红军采取的政策导向及民心向背为线索,系统剖析第一次反“围剿”胜利的原因。     

绝密情报促使“三人团”决计提前突围长征

1934年9、10月间,由于王明、李德在军事上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大局已定,只剩下突围远走一条路了.然而,红军赶在10月中旬夺路突围,而且是惊慌失措般地逃跑,这里除了军事上处于劣势外,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原因:中共决策层获得一批"绝密情报",于是决计提前突围,以免被敌人团团围住而不得脱身.     

周恩来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取得第四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后,面对国民党军准备新“围剿”之机,周恩来和朱德据理力争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正确军事方针,但博古和李德却简单照搬苏联军事斗争经验,顽固坚持扩大苏区和夺取中心城市的战略方针,轻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在实践中总结的正确战略战术,致使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节节失败,不得不离开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为准备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实行战略转移,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三人组成中央“三人团”,负责筹划和准备工作,尽管周恩来与博古、李德在战略战术上有分歧,却以极强的组织观念“相忍为党”,根据共产国际的战略转移指示,周恩来负责或参与了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征、与粤军陈济棠谈判达成借道协议、组建第八军团和中央教导师、确定红军主力集结地等诸多秘密准备工作,参与指挥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集结于都、组织部队抢渡湘江渡口等军事行动,指挥红军西征通过四道封锁线。     

中央红军长征前最惨烈的松毛岭阻击战

1933年10月．国民党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1934年9月初．为掩护中央主力红军长征．红1军团、红9军团、红24师及福建苏区地方武装奉命在松毛岭一线构筑工事．抗击国民党东路军从连城向长汀推进。连城松毛岭郭公寨．是松毛岭阻击战的前线指挥部。     

中央红军八次选择长征落脚点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不得不撤离苦心经营多年的中央苏区,踏上战略大转移的漫漫征途.寻求战略转移的落脚点,成为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战略转移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关系战略转移成败和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再识红七军团徐碧深坑岭战斗的意义

徐碧深坑岭战斗，阻滞了中央苏区东线敌人，消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战斗有效牵制阻滞福建方面敌人参与第五次“围剿”，为我军积累了野战经验，是成功的游击性运动遭遇战例，丰富和印证了毛泽东军事思想。     

即便再等三生三世

正爱了一世,痛了一世,念了一世,等了一世,我没有过悔,即便再等三生三世。我叫王泉媛。1934年,恰逢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党中央提出"扩大百万红军"的口号,我成了长征途中仅有的30名女红军中的一员。     

光泽苏区对红军长征的贡献

光泽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苏区闽赣省21个苏区县之一。光泽苏区创建于1932年10月,1933年2 月建立中共光泽县委和光泽县革命委员会,同年11 月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失陷,1934年4月恢复苏区根据地,在北部山区建立起3个区委,主力红军北上抗日后即转入游击战争时期,坚持斗争,红旗不倒,直至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