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人知情同意权的法律分析

随着病人权利意识的不断提高,病人知情同意权的维护问题被一再提出。知情同意也称知情许诺,指医务人员为病人提供作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并在此基础上由病人自主作出选择(同意抑或不同意)。知情同意是病人自主权的灵魂和核心。尊重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     

困境与出路:我国患者知情同意权法律保护与适用的完善建议

患者知情同意权随着人权运动、医患关系的变迁以及医学模式的转变而产生、发展起来。2009年《侵权责任法》的出台,从立法上体现了对患者自主权利的重视,但我国目前关于知情同意的立法仍不完善,且知情同意理论在我国实践中遭遇困境,完善立法和解决实践困境,从而构建和谐医患关系成为研究知情同意理论之重点。     

紧急避险制度在急危患者医疗知情同意中的应用研究

患者知情同意作为患者的一项重要权利在医患关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完善我国的医疗知情同意,尤其是急危患者医疗知情同意相关的法律法规已迫在眉睫,在法律上对于急危患者知情同意如何保护,以及在患者医疗知情同意与生命冲突时,作为医生应如何选择进行了研究。本文试图运用紧急避险理论对医生救治急危病人的法律责任的免除,急危病人生命的保护提供思路和有益探索。     

美国精神障碍患者权利保护历史与可鉴之处

通过介绍美国自殖民地时期至今精神病治疗的发展历史,归纳了大部分通过立法而特别保障的精神疾患之各项"权利",进而结合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草案)》,提出《草案》关于精神障碍患者各项权利的修改建议。这包括建立入院权利告知制度,并应补充或细化精神障碍患者通信和探视的权利、知情同意的权利、劳动及获得劳动报酬的权利、治疗中受最少限制的权利、拒绝治疗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参与选举的权利、隐私权和定期得到审查的权利。     

知情同意理论中医生说明义务的构成

医疗损害赔偿范畴内的知情同意理论是从医患关系之利益依赖模式为基础而建立的 ,具有医学伦理和医疗法律、消级性和积极性等不同层面的功能。知情同意作为医患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具有整体性 ,可构成责任基础和权利请求的独立根据。而知情同意范畴内医生说明义务 ,应以其作为有效同意之逻辑前提为宜 ,将“知情同意。作为一整体性独立义务施加于医疗机构。医生的说明义务履行充分性的判断应以理性医生标准为基础 ,并充分平衡病人标准对病人利益为保护     

患者知情同意制度的再解释——论《侵权责任法》第55条

患者知情同意是医患关系中的重要环节,《侵权责任法》第55条对此作出了规定,但是其中“同意”一词的含义并没有得到详细解释.在医患纠纷解决的规则适用中,患者的“同意”往往被视为消极权利而引起患者权利保障的落空.从权利理论变迁以及现代权利二重属性理论出发可以发现,患者“同意”不仅意味着不受干预的消极权利,还包含请求利益保障的积极权利.从定义、行使、归责三方面可以初步厘清患者“同意”的消极权利性质和积极权利性质,进而在未来的基本医疗立法中对患者“同意”做出更为详细的规定,包括申明国家的给付义务,确定责任划分标准,并将相应责任承担方式体现于知情同意书等制度细节中.     

传统知识持有人权利限制规则构建研究——以中医药法为契机

《中医药法》通过构建"持有人"这一特殊民事主体概念,赋予持有人传承使用、知情同意和利益分享等权利。遵循IGC"保护传统知识"议题中对于传统知识保护的例外和权利限制理念,通过界定商业性使用行为,以及借鉴著作权转换性合理使用制度构建中医药传统知识商业性合理使用的权利限制规则,为建立中医药传统知识持有人专有权利保护制度奠定法理基础。     

患者不予签字同意的问题研究

知情同意是患者最基本的权利。知情同意一般分为四个环节:告知、知情、同意、签字。其中,"签字"是知情同意的最终行为方式。由于其在具体实践中常受到告知方式、理解能力、意识状态、法理缺陷等诸多因素的影响而突显出它的复杂性。我国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将知情同意引入,并逐渐由医师执业道德范畴过渡到了法律规范的范畴。知情同意在我国发展的几十年中,最为典型的形式就是术前签字制度。文章将集中对患者不予签字同意进行分析和阐述,并从一般状态、患者或近亲属无明确意思表示以及紧急情况三个方面提出笔者的几点设想。     

病人的知情同意权及其法律保护

患者的知情同意权是指医疗机构和医师提供其做出医疗决定所必需的足够信息,患者在理性情况下自主地做出承诺的权利。知情同意是一条重要的医学伦理学基本原则,在这里,知情是同意的前提,同意是自觉的而不是在某种压力或诱骗之下做出的决定。知情同意充分体现了自主性和人的尊严,有利于建立真诚合作的医患关系。     

知情同意,医患关系的死结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已实施一年,对于医患双方来说,知情同意依然是难以解开的结。     

美国行政公开的法律规定

<正> 行政公开是美国二战以后行政的趋势,即公民对行政活动有知情的权利、了解的权利(the right of know)就是公民对行政机关的活动、档案、信息(information)有了解的权利。当然,行政公开并非没有限制什么都可以公开,如涉及国防上的机密则不公开.美国有关行政公开的法律主要有:《情报自由法》(The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阳光下的政府法》(the Sunshine Act)、和《会议公开法》(The Advisory Committee Act)。限于篇幅,本文重点介绍美国情报自由法。     

浅析患者知情同意权

患者知情同意权理论随着医疗技术的发展不断得到完善。它是指在医患关系中,医方履行充分告知义务后,患者依靠自身的认识理解能力,真实自愿的作出同意决定的权利。患者知情同意的构成要件主要包括知情、自由意志、有能力三个方面。患者知情同意权具有保障患者自决权实现、对抗医疗＂合理风险＂以及划分医疗责任等方面的法律效力。     

论遗传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中的事先知情同意制度

为了应对遗传资源利用中的"生物剽窃"现象,对遗传资源的获取与惠益分享进行有效管制,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借鉴其他领域的成功经验,引入了事先知情同意的程序制度,并为各国建立国家与利益相关者的双重事先知情同意制度确立了国际法框架。事先知情同意要求遗传资源获取申请者应在其生物开发活动开展之前的合理期限内寻求相关主体的同意,在这段时间内相关主体可以根据获取申请者以合理方式提供的信息做到全面知情,并以特定格式就获取申请者的获取与惠益分享安排作出明确的、肯定的授权。     

《侵权责任法》中患者近亲属知情同意评析

《侵权责任法》在患者知情同意制度中使用了“近亲属”这一概念,并在第五十五条提出：“不宜向患者说明的,应当向患者的近亲属说明。”此提法不仅与国外“病人自治”原则存有差异,而且“近亲属”这一概念范围也不明确。本文拟对第五十五条立法中所体现的“近亲属知情同意”的合理性以及“近亲属”这一概念使用的恰当性进行探讨。     

知情同意原则的专利法回应--生物材料使用者的揭示义务

自1992年《生物多样性公约》确立事先知情同意原则以来,国际社会一直为建立更有效的生物材料国际保护机制而努力。本文认为在国际生物材料特殊保护机制确立之前,在充分发展的国际专利法体系中有所落实的事先知情同意原则,可以满足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要,是较为现实的选择。修订后的专利法可以要求生物材料的利用者在申请专利时,揭示实施发明方案所必需的生物材料的来源,并提交已获生物材料所有人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不过,专利法不应让专利机关对事先知情同意的证据进行实质审查,也不应要求申请人提交利益分享方面的证据。     

论患者知情同意的适用范围——以美国近期案例为参照

患者知情同意的适用范围,在美国也仍有争议,从外科领域到侵袭性,从侵袭性到似乎不受限制。手术并不是知情同意的当然范围,比较简单的一级手术是否知情同意需综合考量;侵袭性可以作为手术的补充标准,采用风险说比较合理,但仍应受发生危险的可能性、损害后果的严重性限制;任何医疗行为都应知情同意的观点,没有可能,也无必要。     

公开个人信息处理的默认规则——基于《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

同意和默认同意构成《个人信息保护法》处理个人信息的合法性基础。默认规则是基于促进个人信息的合理利用、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等理由的默认同意规则。《个人信息保护法》第27条第1分句一方面推定信息主体同意信息处理者处理公开的个人信息,建构起基于知情同意的默认规则;另一方面赋予信息主体对默认规则的“明确”拒绝权,二者共同构筑了处理公开个人信息默认规则的完整架构。作为一种倾向性的默认规则,该分句是对信息主体完全理性和有限理性的调和,也是在知情同意框架下通过助推的方式促成不同群体利益的调和;它在尊重个体自由与自主的前提下,通过规则设置突破基于知情同意的“个人控制”模式,拓展了信息处理者自主处理个人信息的空间。     

小议患者知情同意权在中国的完善

患者知情同意权是医学法域中的一项重要权利，是医患关系中最基础、最核心的权利。知情同意的过程是一个医生必须做出必要之充分信息披露以便使具备完全意志能力的患者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得以据此自愿决定是否接受某种医疗方案或医疗措施的过程。在我国医学界和法学界，“知情同意权”这一概念是个舶来品。在我国的法律实务中还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优位利益豁免规则

《个人信息保护法》第13条以开放列举的方式对个人信息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作出了规定，并将“知情同意规则”确立为基本原则。但事实上该规则深陷传统财产规则的桎梏，过分强调个人对信息的控制，而忽视了信息的流通与利用。有鉴于此，我国可引入优位利益豁免规则，赋予信息控制者在经过利益识别，认定信息处理所保护之利益优于信息主体利益后，无需经过信息主体同意直接处理个人信息的权利，进而在知情同意规则之外对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基础进行补充，平衡对信息主体的过度保护。与此同时，亦需要建立严格的优位利益识别机制、强化信息控制者义务，疏通信息主体的救济途径并加强政府监管，以防规则滥用。     

由谁来行使知情同意的权利:患者还是家属?

知情同意权是患者的一项基本权利,但是在我国目前的医疗实务中,该项权利却普遍地由患者的家属予以行使。本文围绕应当由谁来行使“有同意能力的患者”的知情同意权这一问题,由现行法的态度出发,从正反两个角度论证了应当由患者本人行使其知情同意权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