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邪教"与人格扭曲

"恐怖邪教"是现代邪教和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孳生的怪胎."恐怖邪教"进行暴力恐怖活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其以极端性和残暴性建立的"权威地位"和左右民众的能力.在伦理层面上,"恐怖邪教"蔑视人的个性,蔑视人的尊严,背弃人文精神,最终导致信众严重的人格扭曲,应从伦理上加以批判.     

恐怖犯罪中“明知”问题探析

为了有效地打击恐怖犯罪,2014年9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多处涉及明知的问题。如何准确界定明知的对象,如何认定恐怖犯罪嫌疑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直接影响对恐怖犯罪的打击。     

古代御史监察体系与分权制衡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历史悠久，体制完备，机构独立，自成体系，比较独立地行使了检察弹劾权，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彰痦恶，激浊扬清”的作用，正如孙中山所说；“中国在君权时代，就有专管弹劾的官。”“从前设御史台谏官的，原来是一种很好的制度。”（《五权宪法》）一先秦是我国监察制度萌发的时期。夏商时期的各类史官，作为君主的侍从文书，对文武官吏亦有司过执法的责任。西周已有了御史之职和其地一些兼职监察官，且创立了派遣使者监察地方的监国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御史职掌重点由记言记事转向侧重纠察百官，初步建立了御史监县制度，…     

对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几点思考

由于国内对恐怖犯罪的概念存在实质性的分歧,因而在反恐刑事立法时,不如暂且放弃对定义的追求,代之以描述的方法对恐怖犯罪进行立法,在具体的恐怖犯罪类型和特征上下功夫。另外,在反恐刑事立法中,应当将打击恐怖犯罪的实行行为放在重要地位;在我国法律已经对恐怖犯罪有所规定,同时存在较大立法空间或余地的情况下,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予以修改补充。     

论恐怖组织及其犯罪

正确界定恐怖组织是认识恐怖犯罪的关键。有无特定的政治目的并不能成为恐怖组织的构成特征。恐怖犯罪的范围与种类也不应当仅仅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暴力性犯罪,而应与恐怖犯罪的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来认识和考察。     

恐怖犯罪的犯罪经济学分析

犯罪经济学的理论认为,人的犯罪行为同其他行为一样。是在理性的指导下进行的,都是得失关系和效用理性选择的结果,恐怖犯罪的犯罪嫌疑人也是在综合分析该行为的成本收益之后才实施恐怖犯罪的。恐怖犯罪的成本包括：时间机会成本;惩罚成本;物质成本。恐怖犯罪收益是指从犯罪活动中所获得的利益,可以是精神的。也可以是物质的。在恐怖犯罪中,一般是为了获取经济收益以达到其政治目的。犯罪人之所以选择恐怖．其根本原因就是恐怖主义可以得到经济以及政治上的“暴利”。     

汉代刺史制度研究及其现实意义

一、刺史制度的演变政治学原理认为,分权制衡的各方天然具有反制衡的离心倾向,问题的关键在于:制衡的机制是否具有调节这种矛盾运动的能力。我们研究刺史制度,就是要通过考察它的演变历程,探究刺史在制衡地方权力方面的制度设计得失。1.刺史与监御史的制度比较。刺史制度是从监御史制度发展而来的。从形式上说,它们都是中央派员监察地方的巡视制度,有三个共同特点:一是作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联系的一个重要环节,监御史和刺史都不是地方官员,而是分属于御史大夫和丞相两个不同系统,由中央垂直派遣和管理的官吏,任务是监察地方政治,目的…     

论恐怖主义犯罪的界定

从犯罪学的角度而言 ,恐怖主义犯罪是指在恐怖主义旗帜之下 ,由个人、团体乃至政府实施的足以引起恐怖气氛的反人类的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 ,具有动机政治化、犯罪组织化、影响国际化等特征。刑法上的恐怖主义犯罪是由刑法规定的 ,由恐怖主义组织或个人实施的 ,旨在引起社会恐怖气氛 ,危害国家安全或公共安全以及社会管理秩序的行为。恐怖主义犯罪也不同于恐怖犯罪 ,区别二者既有刑法上的意义 ,又有形事政策上的意义。     

邓小平与当代中国政治权威的理性化

在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史上,邓小平为实现政治权威的理性化做出了历史性贡献。他主要采取了三项大的举措:重新评价并正确认识领袖;重申集体领导这一领导原则的权威,在宣传上反对过分突出个人;大力推进改革开放,加快市场化、民主化进程。通过这些举措,邓小平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政治权威从传统型权威、超凡魅力型权威向法理型权威转型。     

双层社会背景下恐怖融资的现状与应对

传统恐怖融资手段通过犯罪活动与合法手段的双重形式筹集资金。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异化的恐怖融资手段通过虚拟货币洗钱、暗网进行非法贸易等新方式,具有极强的匿名性、广泛性与技术性。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美国与我国均在立法与实践上对传统恐怖融资进行应对,但对于双层社会背景下的新型网络恐怖融资行为,只有推进网络恐怖融资的专门立法、发动个人与社会力量监管、创新互联网监管机制,才能实现对恐怖组织有生力量的最根本打击。     

依法治县的几个问题

依法治国的真正贯彻落实在依法治县。依法治县的问题有三 ,其一为官民观念素质 ;其二为官僚主义、腐败问题 ;其三为农民负担问题。因此应当 ,(一 )加强法制宣传教育 ,提高官民法律意识 ;(二 )对县级及乡镇国家机关进行改革 ,包括精简机构 ,扩大落实县乡权力机关权力 ,司法独立等 ;(三 )依法行政 ;(四 )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     

关于公共政策执行者的责任问题

公共政策以国家权力作后盾 ,具有极强的公共权威和普遍的社会影响力 ,加之政策执行阶段的主体基本只由政府官员担当 ,这部分人同时又拥有相当多的政策制定权 ,由此决定了政府官员在公共政策全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 ,决定了他们的素质、能力和操守如何与政策的效果利害相关。为此 ,必须重视建立公共政策执行者责任制 ,使政策理解出偏、贯彻不力、执行失误 ,甚至违背政策、对抗政策的责任落实到具体的执行者身上。     

我国帝制时代荐举制度之研究

贤良治国是一切良好政治的根本。我国历朝都非常重视选拔贤良的制度建设,确立了荐举和科举并行的选贤体制。在数千年的政治法律实践中,荐举已发展成为一套相当完备的任官法律制度。     

福建天潢赵氏文系考

北宋末年，为躲避战乱，幸存的宗人及管理外居宗室的机构——南外宗正司、西外宗正司辗转南迁，最后西外定于福州，南外定于泉州。本文拟以西外宗子科举情况、摩崖石刻资料及知宗官员的世系等材料为切入点对入闽定居的宗室支系情况进行探究。     

用法治思维抑制权力的傲慢

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的核心意义在于用法律限制权力的任意行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用法治方式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化解社会矛盾。这意味着在对待法治建设的问题上不能一味奉行实用主义立场,搞实质法治和能动司法。在现阶段应该坚持严格法治的原则,尊重法律的权威,用规则和程序规制人们的行为。法治思维包含着用法治方式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设计,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以权利为导向,把法律作为修辞来构建思维方式,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权力话语霸权,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消除权力的傲慢与过度张扬。     

论乾隆南巡对江南形象传播之影响——以南巡相关绘画与仿建为中心

在历代帝王巡游中,清代乾隆皇帝的六次南巡最为世瞩目,其频率之高、规模之大、影响之重及后世传闻之广,堪称旷古未有.南巡期间,乾隆命画师相随,将江南名园、景致摹绘成图,大量仿建于北方御苑行宫.这种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植”效法行为,为皇家园林体系注入了新的生机,成就了清中期皇家园林的空前鼎盛.同时,它更促进了江南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这种移植仿制行为,是出于“视听享受”还是为“吏治民生”？对此,皇帝本人也在不断地寻求冠冕堂皇的悖论诠释.     

Senior civil servants in Quebec and strategic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A game theory-driven approach

Recently, certain mediatized events in Quebec have demonstrated that senior civil servants could control the information intended for elected officials. Is it possible that senior civil servants behave strategically in sharing information with politicians? Based on a game theory-driven approach, the study offers in-depth testimonies to illustrate the strategic dimensions of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which sometimes occurs between ADMs and elected officials. Quebec senior civil servants occasionally benefit from discretionary authority with respect to information and use it to promote specific lines of thought. Furthermore, elected officials and senior civil servants sharing similar views on specific public issues could facilitate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经济视角下传统中国"无讼"现象的分析——另一种法文化的思考

本文主要试图对中国传统的"无讼"现象进行经济方面的分析.笔者认为,民众经济方面的负担、国家官员们的灰色收入正是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重要原因,而终极原因是小农经济的社会基础和对王权保护的制度.     

论问责官员复出机制的构建——兼谈《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

伴随着问责制的常态化,问责官员的复出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目前,我国问责官员复出的两大特点就是无序性和隐秘性,严重损害了问责制的严肃性和权威性,究其原因,主要是法制的缺位。《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之前的不足,但仍然不够健全和完善,应构建问责官员复出的科学机制:一是对问责官员进行分类管理;二是健全问责官员的跟踪、考评机制;三是完善公开、公正的官员复出程序;四是建立违规复出责任追究机制。     

清末宗室觉罗刑事诉讼中的检察厅职权

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颁行的《宗室觉罗诉讼章程》明确规定了满清皇族的司法特权.因皇族特权的"入侵",原由《法院编制法》等赋予检察厅的多项具体职权受到了一定限制.由于检察厅是国家整体利益的代表,因此,仅为皇族利益而侵蚀、压制检察厅职权,这种制度设计是缺乏理性的.尽管消除皇族特权等司法不平等现象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但在主张司法平等、司法透明的力量的作用下,皇族在刑事诉讼上的司法特权必然会被驱逐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