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伦理视角下的反腐倡廉问题探讨

行政伦理在规范行政人员行为方面具有规范约束、教育导向、激励调节等独特的作用，能够有效地预防腐败。当前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还存在不少问题，从行政伦理视角来看主要表现为：行政个体存在伦理矛盾，行政伦理监督不到位，行政伦理制度化滞后。要想使我国的反腐倡廉工作切实取得实效，一要加强行政人员廉政教育，使其不愿腐败；二要完善对行政人员的伦理监督，使其不能腐败；三要加强行政伦理制度建设，使行政人员不敢腐败。     

公共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动因与控制探微

公共行政人员作为公共行政活动最重要的主体，其职权行为对社会具有普遍影响力。然而，公共行政人员作为独立的个体，其职权行为受多重因素的影响，进而产生不同的效果，并可能产生行政行为的伦理困境。实现负责任行政行为的关键在于制度伦理建设、公共行政人员的行政人格的培养、公共精神的彰显以及责任意识的树立，从而构建以公共利益取向的行政行为。     

论行政人员独立人格的生成

行政人格是公共行政人员与其他社会成员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职业人格与个体人格的统一。当前,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价值取向是服务行政,这就要以行政人员的个人价值和个体人格的实现为基础,所以,公共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应是促进行政个体的人格构建及独立人格的生成。     

毛泽东的行政人格发展观及其当代价值

所谓行政人格，是行政人员依据职业要求和角色规范，通过行政活动展示自身价值尊严的身心结构的总和。行政人格的发展是个体行政人格与群体行政人格的矛盾冲突不断解决的过程，也是行政价值与自我价值对立统一的发展变化状态，是行政人格不断完善和人格境界不断提升的过程。毛泽东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过行政人格发展这样的具体概念，但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行政人格塑造

行政人格是行政个体在行政活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品格和信仰的总和,它具有调控行政人员行为、生成行政领导非权力性影响力、形成良好组织环境等作用。受市场经济的影响,行政人格也会出现异化现象。塑造行政人员良好的行政人格需要从行政风格、精神价值观、管理方式等方面着手。     

乡风文明建设中的村级治理结构及其效能——基于宜都市罗村“人情风”整治的历时性考察

行政与自治是开展乡风文明建设的两种基本工具，其不同组合方式生成了行政支配型、自治主导型、行政适配自治型三种村级治理结构。基于罗村“人情风”整治实践考察发现，行政适配自治型治理结构因基于村民同意的内生性公共规则能够获得权威基础，“共识+强制”规则嵌入能够获得普遍约束力，村民间的弥散化问责能够最小化治理成本，从而实现治理效能最大化。实践表明，治理人情异化现象并不必然以国家在场作为前提条件，乡村自主生产的公共规则可以部分约束人情内卷化困境，而行政力量适时嵌入则可以进一步提供规制权。在实践中，要通过处理好村民公共性与行政嵌入的关系，找回乡村主体性。通过行政与自治力量在乡村场域中的有效互动，形成行政适配自治的善治局面，从而最大化基层乡风文明建设效能。     

年节红包为何屡禁不止？

为什么禁令年年出，而红包年年收呢？ “人情往来”难定性在河南省西华县原县委书记栾蔚东一案中，办案人员告诉记者，栾蔚东对检察机关指控的受贿事实供认不讳，但是栾蔚东及其辩护人都认为礼金是人情往来，不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不能算是受贿。在审理过程中，栾蔚东也曾有过这样一段陈述：“礼金是人情往来。     

论行政人员行为选择的伦理取向

行政人员是公共行政活动的主体，是代表国家行使行政权力，执行国家公务，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人员。国家将意志执行的权力赋予各个具体行政人员，在他们享有公共权力的同时，必然生成与之相对应的责任和义务，即行政人员是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和人民的公仆，以实现行政目标作为任务和使命。在公共行政过程中，行政行为选择是行政人员在面对多种可能的行政行为取向时做出的选择，是选择某一行政行为而放弃另一行政行为的决策活动，其中包括行政人员对其特有的权力和责任的权衡过程。     

行政角色美德:和谐社会政府公正的基石

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视阈下,政府行政角色美德有着特定的内涵.当前,政府行政角色美德存在着缺失现象,表现为:行政角色职责转变不彻底;行政角色责任定位不明确;行政角色逐利倾向过度扩张;权力腐败蔓延.因此,必须加强行政角色美德的建构,在全社会培植统摄人心的公正精神气质;制定基于公正理念的可持续的行政角色规范制度;加强行政人员个体德性的培养.     

行政伦理与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建设

在行政伦理学看来，行政执法人员的行为规范是行政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拟从行政伦理的角度，就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建设的有关问题——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公共监督和人格养成三个方面谈一些看法，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作为行政伦理重要组成部分的行政执法行为规范，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这里，我们可以从主体性、政治性、职业性、现实性、体系性等几个不同的角度，来把握行政执法行为规范的基本内涵。从主体性的角度分析，行政伦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涵。在个体道德的意义上，行政伦理是指国家公务员，特别是有领导职务的高…     

论行政忠诚与行政检举

行政忠诚是行政伦理的一个基本规范，是行政主体应有的一种道德品质。行政忠诚是官僚组织对官僚个体的最基本要求，同时也是官僚组织得以存在和正常运行的制度保障。然而，在现实的政治实践当中，官僚个体面临着严重的忠诚困境。解决这一伦理困境最为有效的途径应该说就是行政检举。     

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理想行政人格的形成——以价值理念和行政文化为起点

公共行政人格是指国家行政主体，包括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特定的工作环境和实践活动中逐步培养的精神素质、服务价值和奉献品质，其在公共事务中区别于其他社会成员的内在规定性，是行政资格、行政规格、行政品格和行政风格的内在统一。行政人格作为行政系统诸因素所规定的行政人员的本质特征，显示了行政人员的价值和尊严，是行政人员道德意识的升华、是他律的自律化，是行政人员把法律、行政道德规范和监督机制内在化而生成的一种优良素质，是公共行政人员道德尊严、道德品质的表现。公共行政人员作为行政管理这一特殊职业的从业者，不仅出身于普通的公民，而且它的行政管理活动本身就是最直接、最紧密地与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的，行政管理的过程与结果直接的对社会发生影响，并对一般社会成员的行为选择有着导向和调节作用，其人格的好坏对加强政府的管理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追求政府卓越管理的“黄金法则”。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本文提出，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行政伦理自主性及其建构研究

任何一个行政组织的行政人员都有可能在其行政行为中面临着上级不合理的决定和命令，这要求行政人员必须时刻保持伦理自主性，以维护公共利益。伦理自主性的实现途径包括：行政伦理制度化建设、组织文化建设以及行政人员道德品质的培养。伦理自主性有助于从根源上遏制行政腐败。     

行政人员道德缺陷对行政行为的影响

孔子曾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国家行政人员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行政人员的思想道德在国家行政权力的行使以及整个社会公共事务中的重要地位。但目前行政人员中存在的道德缺陷，对我国改革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

研究我国农村“伪低保”现象的成因与治理，须从基层行政人员和“伪低保户”两个主体出发，探究其内在原因：一方面是在程序不完善情况下的权力任性与对效率的偏离，不利于合作共识的达成，也有违制度设计的初衷；另一方面是自利导向的身份选择与个人道德自律的缺位，致使人与人之间的共通感被个体性欲望所侵蚀。因此，基于共享理念，需要通过程序上的正义来唤醒基层行政人员的乐善好施与责任感，保证基层的分配正义；积极培育公共精神，增强村民民主参与的互动性，通过提高权利意识来促进精准扶贫。     

领导干部不可跟随“人情风”

<正>中国是礼仪之邦,也是人情社会,礼尚往来,早已成为一种社会习俗。平心而论,居家过日子,正常的礼尚往来,必要的迎来送往,本在情理之中。但问题是,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逢年过节、婚丧嫁娶、生子过寿、升学乔迁等人情消费名目繁多,消费数额水涨船高,成为一些人借机敛财的手段,甚至形成以金钱多少称量人情轻重,以礼品贵贱衡量关系亲疏的庸俗人情观念。更值得注意的是,人情风还蔓延到行政及事     

公共行政现代性追寻中的行政人员自主性

行政人员的自主性是行政人员在公共行政活动中对所遇到的伦理冲突进行价值判断和伦理选择的自我确信，决定着行政人员的运权理性、道德姿态与政治智慧。它确立于公共性视域中的情境道德与行政价值之最深层次．是对新公共服务理论的行政伦理价值的确认与声张。新公共服务理论内蕴的伦理诉求，业已昭示着完善制度伦理和寻求自我实现成为新世纪初行政人员自主性建构的基本实现理路与方式。     

双权共治：基层权力制衡新构想

本文提出一个“双权制”的新设想，旨在实现对基层行政权力的有效监督。其核心思路是将一个行政单位的最高权力在时间维度上一分为二，通过周期性、制度性的职务轮换，使两者相互监督与约束。“双权制”能为官民提供心理屏障，抵挡权力的压力，摆脱人情和利益的纠缠，避免情与法之间的心理冲突，保障双方的心理顺畅与人格完整。“双权制”有可能形成切合中国社会现实的权力制衡模式，为在基层行政管理中遏制腐败、保障清廉带来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创新。     

人情债与人情味：乡村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基于湖北省Z村的田野调查

仪式性人情是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民俗现象，也是理解乡村社会的一个关键词。然而在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传统的人情理论无法解释人情的延续，以及村民愿意接受人情剥削、压榨的现象。通过分析湖北省Z村仪式性人情发现，发生在生命历程不同节点的仪式性人情具有差序格局的特征和不同的交往规则，并在人情实践过程中产生了人情债和人情味两种运作机制。前者通过人情中的“报”与“欠”、村民的理性算计、村庄的舆论促使人情往来保持在一种合理的范围之内，从而实现人际关系网络的重新界定与区分，以及社会关系的再生产；后者通过礼貌周到的待客之道、活动中的互助合作、情感的宣泄和表达，营造了浓厚的人情氛围，增加了村民之间的亲密情感。通过这两个机制，仪式性人情展现出情感与理性相结合的倾向，推动了仪式性人情活动机动、灵活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