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干部考核机制转型突破“救火式”治理困局

导致“救火式”治理的原因从人事制度方面看，与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是分不开的。这种考核机制的基本做法是上级定下各种各样的任务和目标，如民众的上访次数、重大责任事故数量等，据此作为评价下级官员的政绩。欲走出我国目前公共管理中普遍存在的“救火式”治理困境，就必须将结果导向型的绩效考核变为现代意义的绩效管理。     

＂救火式＂治理困境：“救火式”治理特点及弊端

“救火式”治理不是规范的学理概念，更不是严谨的法律概念，而是对一种公共治理方式的形象比喻，其特点是作为治理主体的公权力机关和公权力行使者，运用自由裁量权，集中时间和资源，造势做某事或者解决某个问题。     

“救火式”治理思维的现代化转型

近年来,"救火式"治理似乎已经成为我国公共管理领域的常态化现象,在治理成本不断提高的同时,治理的遗留问题不断滋生。实现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避免长期陷入"救火式"治理的必由之路,当前关键是要树立防治结合的治理思维、实现标本兼治的治理行为、形成科学理性的治理评估、构建官民合作的治理结构。     

治理语境下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探索——基于北京市“未诉先办”治理模式的分析

北京接诉即办改革中的“未诉先办”治理模式实际找到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条新路。这一模式通过治理端口前移、构建全流程问题流转处置闭环管理机制，推动实现“全链条”的民主；通过及时公布“未诉先办”实施情况保障公民知情权，打造共建共治共享机制保障公民参与权，由“征求意见”政府主导式表达向“诉求提出”公民主导式表达跨越以保障公民表达权，将群众“三率”纳入考评保障公民监督权，推动实现“全方位”的民主；通过开展“共性问题专项治理”、“区域问题综合治理”和“预测问题前瞻治理”，推动实现“全覆盖”的民主。“未诉先办”治理模式通过坚持以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民主和坚持“人民在场”、“协同共生”的价值理念丰富了全过程人民民主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内涵；秉持“公民诉求是起点亦是终点”的理念，推动政府流程再造、整体政府建设和政府服务供给侧改革，实现党性与人民性相结合，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法治化，为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提供“北京样板”。     

“救火式”治理主要症结与制度出路——基于风险防范的视角

从风险防范视角来看,“救火式”治理现象,有政府参与治理的价值取向、预防文化、能力建设、配套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在具体制度设计上,加强治理体系的整体设计、政府和人的能力规范化建设应成为完善治理体系架构设计的重点;在治理工具选择上,目前,世界主要国家都通过在治理中导入风险管理来完善自身的治理体系,全面政府风险管理制度设计应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战略选择。     

基层形式主义：表现形式、生成逻辑及治理策略

基层形式主义有何表现、何以存在？沿着政策“制定—执行—评估”的演进来考察，当前基层形式主义主要表现为政策制定中存在的“走秀式”的调查研究、“重复式”的文件传达、“一刀切”的政策安排，政策执行过程中“甩锅式”的责任转嫁、“盆景式”的样板工程、“摆拍式”的政策落实以及政策评估环节存在的“指尖上”的任务要求、“泛滥化”的督查考核和“留痕式”的文牍主义。基层形式主义的生成演化是多种因素、多方力量作用的共同结果，既有基层干部自身因素的影响，更有基层治理体制机制不完善的掣肘，还有政策环境方面的制约。有效治理基层形式主义，需要系统谋划、科学安排、精准发力，不仅要紧盯基层形式主义的主体，积极建设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更要不断完善基层治理体制机制，着力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还要关注政策运行环境的保障功能，不断优化基层治理的政策环境。     

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内生动力激发研究——以贵阳市观山湖区为研究范本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民族交流,促进民族团结的高度,推动建立各民族互相‘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环境”。这是深层建构民族团结工作新模式,探索新时代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的根本指针。贵阳市观山湖区作为省会城区中多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典型样本,以“发展中治理”“治理中发展”的视角,真正实现各民族的“生活嵌入”“情感嵌入”“事业嵌入”、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新的治理样本。治理主体根据治理辖区的基本特点,因势利导、有序建构,孕育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良性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整个治理过程中,“党建引领”贯穿始终,既“有形”又“无形”,为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中内生动力激发提供了“新解”。     

绿色融合式治理：城乡结合部社区生态治理的空间转向与生成机制

城乡结合部社区作为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其“亦城亦乡”的混合形态为城乡社区治理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实现以人为本的社区发展治理与生态治理的有机融合,进而推动我国新型城市化高质量发展,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重大议题。本研究以成都市公园社区示范点为例,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空间理论为视角,以“空间断裂—空间修复—空间适配”为分析框架。研究发现：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生态空间与生产空间、生活空间相“切割”引发了城乡结合部社区的“新陈代谢断裂”;通过空间修复与空间营造,城乡结合部社区实现了从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分类而治转向空间适配的绿色融合式治理。“绿色融合式治理”是一种以“绿色”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社区治理创新机制,包含“多元主体联动”“空间尺度再造”与“空间资源融合”的内在机理,不仅拓展和丰富了社区治理的理论维度,更生动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对于西方现代化的超越。“绿色融合式治理”不仅是中国城乡社区治理的机制创新,也可为世界可持续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一步推进全球生态正义的实现。     

“救火式”治理特点及弊端

由于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管理的局限性,"救火式"治理有时是不可避免的,但其不能成为治理主体的习惯和动辄使用的工具,更不能成为信仰。对于"救火式"治理的弊端,学界早有批评。但时至今日,为什么这种治理方式仍有市场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能大行其道呢?从"救火式"治理转向均衡式治理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经历较长的渐进推进过程。     

从独白走向对话:公共治理价值体系的哲学意蕴与实践

随着传统公共行政向现代公共治理结构转型,官僚体制下的“独白式”体制的逐渐解体,话语垄断权的打破．建立在民主参与取向、责任取向、正义取向、回应取向和伦理取向基础上的公共治理价值体系初步形成,开始走向“对话式”体制。在治理主体和治理对象的“互主体性”关系中践行公共治理价值体系,是实现行政哲学由独白走向对话的必然路径与选择。     

边疆绿色治理：概念内涵、体系构建与运行机制

边疆绿色治理是国家绿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边疆地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选择。边疆绿色治理是指边疆绿色治理共同体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科学内涵中的绿色要求和绿色标准,秉持绿色价值理念,进行绿色话语表达并形成绿色共识,凝聚成共治边疆公共事务的绿色合力,推动边疆经济低碳发展、政治风清气正、文化包容多样、社会健康和谐、生态绿水青山的全方位绿色化的一系列活动或过程。边疆绿色治理体系由“目标—场域—主体—方式—客体—效果”等要素按照一定逻辑关系耦合而成。在把握边疆绿色治理体系各要素间逻辑关系的基础上,设计由“动力—过程—创新—保障”等一系列机制构成的机制谱系,确保边疆绿色治理良性运转,进而助力实现边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不断满足边疆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环保督察制度运作机理与效用逻辑探析——双轨耦合的分析视角

中央环保督察作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核心制度安排，在推动地方落实环境保护责任、改进生态环境质量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环境督察全过程，在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既有研究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科层-运动”双轨耦合的分析框架，观察中央环保督察在J省的具体实施情况。研究发现：环保督察呈现出科层与运动混合化的治理逻辑，环保督察前期科层组织体系对运动式治理要素的“吸纳”，环保督察整改过程中科层与运动的“共生”以及环保督察结束后二者的“良性互动”，共同推动了地方环境治理行为逻辑的调适与变化，有效提升了环境治理效用。双轨耦合治理逻辑下的环保督察，发挥出科层治理与运动式治理的双重优势，既为地方的环境治理提供了动力来源，又保障了其组织规范，进而实现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与推动经济绿色发展转型的双重治理目标。     

社会精细化治理新路径探索

社会精细化治理是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微创新”的过程.在“技术-治理”型逻辑的引导下,政府的“精明行政”与其他社会主体能动式参与相结合,在理念创新、流程塑造、标准设置、工具科学化等中微观层面进行持续性改善,调动整个社会的积极力量,化零为整,实现治理的细节化与系统化的有效转换.     

“共享”式治理:新时代地方治理新路径

地方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地方治理现代化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演化出诸多治理类型,其中“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地方治理的新趋势。“共享”式治理成为新时代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历史方位与价值基准,它全面而立体地呈现出国家治理一以贯之的主线。地方“共享”式治理的内在本质在于制度分权和多元共治。为此,地方“共享”式治理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并提供均等化的公共服务,以党和政府为核心,通过市场、社会组织和人民大众为多元主体的参与机制实现地方治理目标。     

制度逻辑：基层社会治理中数字形式主义问题的反思与超越

随着数字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的不断渗透,背离技术赋能理性的“痕迹管理”“电子衙门”“虚拟政绩”等数字形式主义问题也不断凸显。究其根源,历史路径依赖和技术治理两个变量的交织与扭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深层次原因。因此,需要构建“理念-制度-执行-反馈”的制度逻辑框架,通过加强顶层设计以平衡技术理念与公共价值,通过制度创新推动数字治理的灵活性与有效性,通过制度治理的替代行为以弥补技术治理的不足,通过“制度-利益相关者”联动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模式。在此基础上,有益于实现基层社会治理理念、数字技术、制度规范的深度融合,进而提升基层数字形式主义的治理效果,最终推动基层社会治理效度、深度和温度三者的有机统一。     

运动式治理为何“用而不废”——论作为一种治理工具的运动式治理

运动式治理与常规化治理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相反,运动式治理在当下更接近于一种技术化、针对某种特定任务的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包含三重机制:一是触发机制,即压力型体制将中央(或上级)的要求与目标传导至地方(或下级),进而改变了地方(下级)政府的注意力分配结构并产生了一种“速效逻辑”;二是运行机制,即运动式治理围绕着定向资源动员而展开,它仰赖于高层权力再分配与集权的组织保障,也需要通过准军事化话语来营造适宜的“氛围”,但其对于民意的需求相对较弱;三是维持机制,尽管运动式治理存在局限,但一方面运动式治理确实能够在资源不足的前提下短时间内对清除“存量”产生明显效果,另一方面又能够在压力型体制下助力地方政府回应内外压力。作为一种治理工具,运动式治理在“去存量”方面具有适用性,且符合中国当前的国家治理环境,因此它不会被轻易摒弃。更为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与常规化治理等工具通过相互配合形成协同效应,共同构成我国多元化的国家治理工具集合。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与基层社会治理转型——基于宁夏AH移民村的调查

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是地缘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路径，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内容。移民村落是中国传统村落共同体的重构与延续，既传承了中国血缘与地缘重合的共同体传统，又呈现出时代新特征。民族地区多民族移民村落共同体建设，强化地缘意识，实现了由血缘“多元”走向地缘“一体”。文章选取AH村为研究个案，探究了宁夏易地扶贫搬迁的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及其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重要意义。多民族互嵌式村落共同体建设是民族地区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民族互嵌结构体系建设是移民乡村社会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村落共同体精神培育是移民村落基层社会治理发展的未来方向。     

新安全格局：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引领下的新型毒品犯罪治理

党的二十大立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现实,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和新国家安全观,并要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法治是保安全、促发展的重要手段,更是善治的核心。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法治领域的具体表现。新型毒品犯罪治理牵涉人身财产保护、互联网犯罪以及跨国犯罪等多个安全领域,需要进一步实现路径优化。面对治理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障碍和挑战,必须坚持问题导向,走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从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汲取营养,不断优化治理路径,从而为新安全格局的构建扫清障碍。     

共同富裕视域下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生逻辑

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要通过教育引导、激励担当、党建引领，调动多元治理主体的积极性，平衡秩序与活力，释放共富动能，构建人人尽责的共同体；强调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推进经济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推进全体人民精神和物质层面协同发展的共同富裕，构建人人共享的共同体。在新发展阶段，只有不断增强“人人”的履责意识、激活“人人”的尽责动力、提高“人人”的履责能力，才能更好推进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同责共享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持续增强人们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统合治理与县域议事协调机构的运行机制创新研究——基于西北H县的案例分析

与传统科层制的“条块”统合和“块块”统合不同的是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条条”统合的方式实现了县域治理的创新。本研究基于条块关系理论，构建了议事协调机构统合治理的分析框架，并结合对西北H县议事协调机构的案例分析，解析了“条条并举”发包制的运行逻辑。研究发现，议事协调机构通过权威性传导机制、层级协调机制、压力缓解机制、急难事务应对机制形成了议事协调机构特有的统合治理逻辑，逐步降低了县域在压力型体制下所滋生的治理负担。这种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为县域治理现代化提供了可靠的组织保障和治理机制的创新。因此，在县域治理过程中，议事协调机构的统合治理的现实功能表现为，通过条条关系的有机整合来弥补依托科层制运行的传统行政发包制的不足，以此助推实现县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