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人社会背景下“屯事联理”自治制度的建构——广西百色市田阳县调查

以广西百色市田阳县为调查对象,考察田阳县示范实施的"屯事联理"自治制度现状,以行政村的半熟人社会和自然村的熟人社会为理论背景,探讨如何利用自然屯的"熟人"优势构建"屯委"自治的制度合理性,分析"屯事联理"自治制度的基本结构、存在问题及发展路径。     

被撕裂的“熟人社会”

正如疯狂开发自然资源会破坏自然生态一样,急剧拆旧建新也会破坏社会生态。     

“无主体熟人社会”的逻辑是什么？——与吴重庆先生商榷

吴重庆先生提出的“无主体熟人社会”理论,描述了当前青壮年劳动力主体在农村社会的缺失状态,分析了社会关系演变中的病变问题。但是,作为一种新近理论,“无主体熟人社会”在其源起、阐释和特征等方面的概括,仍有必要做进一步的分析。     

转型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

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是中国社会转型的重要表现之一。随着这种转型的推进,传统“熟人社会”长期沿用的“亲近性伦理”日渐式微,但“陌生人社会”的新式“陌生人伦理”尚未建立,造成新旧两种伦理规范衔接不够紧密,引发社会伦理失序。必须在辩证扬弃“亲近性伦理”的同时,积极构建“陌生人伦理”,并使二者之间有机融通、相互取长补短,以实现社会伦理秩序的重构。     

“熟人社会”怎样管好“官”——温州全面推行国家工作人员利益冲突回避制度

温州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徐宇宁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说,从近几年查办的违纪违法案件来看,公共资源交易、公共产品采购和公共资产管理领域,一直是腐败案件易发多发的重点领域,而这正是当前利益冲突的热点领域。必须通过健全制度和规范行为,把亲情关系与国家工作人员的任职和职务行为最大限度地隔离开来,积极构筑廉政“防护墙”,防止权力滥用,促进廉洁勤政。     

古美街道：“熟人”社会从楼道自治做起

居民的楼道,既是每户住宅的房屋公摊面积,可视为家的延伸,也是楼道所有住户的公共空间,好比人际交往的渠道。如何让“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楼道里洋溢邻里亲情,充满家园温馨？上海市闵行区古美路街道给出的答案是：以服务需求为导向,以问题处置为导向,以关系凝聚为导向,通过选择大多数人都能接受的方式方法,化解人心隔阂,构筑“熟人”社会。     

“现代熟人社会”背景下乡村纠纷解决的策略选择与证成

社会转型期,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外出,乡村形成了以留守老人为主体的"现代熟人社会"。在这一社会形态中,传统的大家庭解体,个体化的小家庭不常驻于村,常驻村民纠纷、传统的家庭婆媳纠纷都趋于减少。同时,在新农村建设中,乡村出现了因土地征收引发的新型村民纠纷。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现代科技的迅猛发展、市场经济的强力冲击,村民在纠纷解决策略的选择上,呈现出明显的"分层"特性,这是乡土民情与现代司法碰撞之后,村民对纠纷生态环境的理性回应。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国家对乡村纠纷解决的回应,必须立足乡村的本土资源,因时、因势、因地而为。     

二十世纪初“联省自治”思想的悖论

20世纪20年代初的联省自治运动根源于清末民初资产阶级倡导的联邦思想,它既是民元以来资产阶级同军阀专制势力斗争的结果,又是民族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的产物。因为历史条件、社会背景等各方面的因素,联省自治思想具有准备不足、缺乏实施基础、主观性太强等缺陷。而且,它虽然以消除军阀割据,实现国家统一为目的,实际上却又成为了地方军阀实行武装割据的法律依据,具有根深蒂固的悖论特征。     

农村的事农民“理”——贺州市八步区“新农村建设理事会”调查

2006年以来，贺州市八步区探索在行政村中建立“新农村建设理事会”，适应了村民自治的需要，取得村民自我管理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实际成效。     

现代国家建构、农村民主与社会自治——以农村社会组织建构为基点的分析

我国农村民主制度是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逻辑的产物,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阶段及其要求是推动和制约农村民主发展的核心机制。然而,在国家推动下建立的农村民主制度,面临着缺乏相应的民主社会基础的难题。本文认为,我国的现代国家建构已经进入一个新阶段,它要求农村社会在国家赋权的基础上形成社会组织的网络,发展社会自治能力,从而与至上而下的国家的直接统治相结合,创造横向的社会认同一体化,从而将农村社会纳入可治理的市民社会中。     

信任视角下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延续的生成逻辑及其影响——基于对沈阳市S社区的调查

本文从信任视角出发,探讨农民工熟人社会网络延续的生成逻辑及其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通过调查发现,农民工在城市中陷入了一种发展困境,这种困境源于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熟人社会网络延续,这主要源于初级群体的特性;弱势群体地位的影响;一种社会距离的自觉生成;农民工的社会污名化;农民工对城市社会风险的自觉规避:信任机制的缺失.     

民事审判中“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理论与运用

一事不再理原则对于促进司法公正和效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是社会经济秩序稳定的需要,包括诉讼效益的使然,司法判决的必然和民法中诚实信用基本原则的要求。诉讼标的可以作为判断前后诉讼是否属重复起诉的重要标准,若前后两案的当事人、争议事实、诉讼请求所基于的法律关系均一致,且前后案均是实体审理或均是程序处理等四个条件同时成立,则基本可以认定为符合一事不再理原则。     

“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重塑的自组织范式——以“道德评议会”为个案

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传统农村"空心化"的表征愈发明显,农村逐渐步入"无主体熟人社会"。面对"舆论失灵"呼唤道德舆论新生态,"‘面子’贬值"期待道德序参量,"社会资本流散"需要道德契约化的境遇诉求,需要"自组织"发挥趣缘性、自治性、扁平性、灵活性等优势进行"补位"。当下,部分省市农村"道德评议会"的实践、探索,为"无主体熟人社会"中农民道德主体性的重塑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自组织"范式:即建构内聚与耦合的"双重"自组织体制,交叠制度与社会的"双重"自组织资本,形塑公意与博弈的"双重"自组织规范,衍化扬善与谴恶的"双重"自组织话语。     

农村“一事一议”的实践困局与制度重构

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本文对农村"一事一议"制度的实践困局及其存在的制度缺陷进行了分析.由于"一事一议"制度设计中存在二元目标冲突、多元权力结构制约、利益集团操纵、激励机制缺失等问题,使"一事一议"制度在实践中陷入了事难议、议难决、决难行的困局.因此,要走出实践困境,必须从目标矫正、权力规范、选择性激励机制提供等方面进行制度改进.     

创设“功能性接点”——应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两难困境的中国经验

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关系的良性调处,是国家治理的基本维度。针对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治“收—放”互斥两难困境,我国构建了一种新结构性场域。即跳出政府与社会个体单层关系的限囿,立足于政府与社会个体、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双层”关系的划分,创设了第二类中介——协调政府与社会自治主体关系的功能性接点。驻村干部和社会组织孵化机构等都属于功能性接点。它们的组织形态各异,但在国家治理结构中所处位置和治理属性相同：双向赋能的行动中介、有为政府的策略选择、政社互动的弹性空间。以人民中心理念为政治引领,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行动指引;强有力的国家行动体系,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组织保证;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为功能性接点提供了制度支持。     

嘉兴 以“法治、德治、自治”为内容创新基层社会治理

2014年以来,嘉兴市以"三治"(法治、德治、自治)为内容,积极创新基层社会治理工作,初步形成具有嘉兴特色的基层社会治理模式,成为浙江省社会治理"六大机制"之一,多次得到省委领导的批示肯定。注重发挥"法治"核心作用,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硬实力"注重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加强社会治理,为促进社会和谐提供根本保障。一是坚持科学决策,提升依法行政。始终把依法维护和保障群众的合法权     

“一事不再理”应成为民诉法的基本原则

“一事不再理”是许多国家公认的一项民事诉讼原则，它起源于罗马法。并通过“诉权消耗”理论及“裁判权消耗”理论的发展而逐渐形成其理论架构。一般认为．“一事不再理”是指裁判机构已作出生效裁判的同一纠纷．当事人不能再提请裁判机构重新裁判，裁判机构亦不能再行受理当事人的申请而重新裁判。依照“一事不再理”原则，裁判生效后，针对同一纠纷，当事人的诉权已用尽．裁判机构的裁判权亦消耗完毕。“一事不再理”原则的确立，有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权威。建立稳定的社会生活关系，也符合民事诉讼两大基本价值目标——公正和效率。     

基层自治警务模式与社会管理创新——新泰市平安协会的调查和思考

山东省新泰市创建的平安协会开创了基层自治警务的新模式。传统一元管理格局无法满足多样化的安全需求、公民自治意识的增强、服务型政府理念下的职能转变以及社会管理思维由控制到管理的变化,共同构成了平安协会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这有助于广泛动员社会治安资源,建立多元矛盾纠纷调处的新机制,构筑起基层社会治安防控的有效体系,使群众安全感明显提升。更好地发挥平安协会这一基层自治警务模式的优越性,应从明确组织定位、合理规划经费使用、扩大会员覆盖面以及结合本地实际确定工作重点等方面着手进一步完善。     

实行“两会”决策制度 强化村民自治功能——对随州市村务要事实行“两会制”决策的调查与思考

随州市曾都区瓜园村从2001年开始，对村务要事实行先由村党员大会提出决议预案，再交村民代表会议形成决议的“两会”决策制度(以下简称“两会制”决策)，经过不断探索与实践，目前已在全市村(居)委会全面推行。“两会制”决策，强化了村民自治功能，探索出一条加强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和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新路子。     

乡村社会的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实践——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政治解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其实质是通过给予农民充足的自主发展空间。在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与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实际来看,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自治更多地成为一种完成国家行政任务的载体,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构建一种新型文化网络关系,实现国家和村落社区的健康互动。基于这种现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中检讨村民自治实践的历程,进而提供一些积极的实践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