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五人小组”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研究

“文革”结束后,郭洪涛公开发表文章对西北高干会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结论提出异议,引起肃反受难幸存者不满,诱发肃反问题新争论。这场争论逐渐引起中共中央关注和重视。中共中央随即指示李维汉、王首道等组成“五人小组”代表中共中央重新处理肃反问题争论。“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进行调解和仲裁,最终制定《五人小组对于解决西北历史争论问题的分析和方针》,对肃反存有原则性争议问题分析定性。该文件肯定西北高干会以及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一九三五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及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基本原则和主要结论,对一些具体结论作了修订,并报中共中央审定批准,形成解决肃反问题新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中共中央[1983]28号文件主要结论构成此后官方关于“陕北肃反”主流表述和权威定性。“五人小组”对“陕北肃反”问题的处理明确了肃反主要责任问题,平息了肃反问题带有原则性的分歧和争论,形成了对西北党史尤其是肃反问题的基本共识,为中共在改革开放后处理党史遗留问题创立了成功范例。     

延安整风对“陕北肃反”的重新定性

“陕北肃反”①发生后,中共中央虽然在1935通过《西北中央局审查肃反工作的决定》和《中共西北中央局党务委员会关于戴季英、聂洪钧二同志在陕甘区域肃反工作中所犯错误的决议》,对陕北肃反做了初步处理,但是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争论依然继续.中共中央在延安整风期间召开西北高干会,全面否定了陕北肃反“必要性”的结论,重新定性陕北肃...     

张闻天纠正陕北“肃反”

1935年秋,当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爆发了一场错误"肃反"运动,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及红二十六军的党政军领导人。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张闻天代表中共中央主持解决了陕北"肃反"扩大化的问题,释放了刘志丹等被错捕的同志,挽救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也为党中央和红军在陕北落脚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西北高干会解决西北党史争论问题结论研究

西北高干会是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直接领导下召开的一次对中共西北党史进行重新认识的重要会议。西北高干会关于西北党史问题的结论是中共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肃反受害人和相当一部分知情人当时对西北党史问题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西北高干会确定的关于西北党史的主要结论基本不存在高岗欺骗中央、扭曲事实的因素。但是,由于当时以"两条路线"斗争为基本范式的二元对立党史观来总结西北党史存在相当的局限性,这使西北党史问题,尤其是"陕北肃反"问题长期存在争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共中央对以"两条路线"斗争总结党史经验教训存在的问题作了深刻反思,并在实践中给予了解决。     

“高饶事件”阴影下的“陕北肃反”再争论

"高饶事件"发生后,在"两会(西北高干会和西北历史座谈会)上确立的刘志丹、高岗等是中共西北根据地正确路线代表的结论受到挑战。中共中央关于陕北肃反的新结论,虽然在字面上继续维持"两会"及《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表述,肯定陕北肃反是"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物,仍以"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来解释陕北肃反,但是新结论在涉及正确路线代表人物、肃反领导人责任、责任性质、领导人个人品质等问题时都作了重大修改。小说《刘志丹》事件发生后,习仲勋等坚持"两会"结论的一批干部受到株连和迫害     

关于《王世泰回忆录》中一个史实的说明

今年 4月我社出版了《王世泰回忆录》一书。书中在叙述陕北肃反问题时 (第 2 1 4— 2 1 5页 ) ,引用了 1 942年 1 2月中共中央《关于 1 93 5年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中的一段话 :“朱理治、郭洪涛在陕北所执行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正是这一错误路线在陕北的具体化 ;而其所造成的错误‘肃反’ ,则是这一路线的登峰造极的结果”。郭洪涛同志来函反映 ,1 95 9年 1 1月 2 3日 ,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在《关于郭洪涛同志几个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中 ,对陕北错误肃反的责任 ,作了新的结论。其中说 :陕北错误肃反事件 ,“应当由当时中央北方代表…     

毛泽东与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稳固和发展

陕甘革命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块革命根据地,当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之时,这块革命根据地由于受到王明"左"倾错误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挑战与考验。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时毛泽东不仅及时发现了"陕北肃反"的严重问题,而且坚决果断地纠正和处理了"陕北肃反"的错误做法,这不仅使陕甘革命根据地转危为安,而且也使陕甘革命根据地重新获得了新生的机会。     

“陕北肃反”的来龙去脉

1935年秋,西北革命根据地发生了严重的左倾肃反,史称陕北肃反。中共北方代表和中共上海临时中央局通过不同途径得到西北革命根据地问题严重的报告,遂派遣朱理治、聂洪钧等赴西北解决问题,加强领导。依据上级有关肃反的决议,加上当地的某些领导人的配合,依靠刚刚开赴西北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肃反领导人在西北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一场主要针对陕甘边根据地和红二十六军党政军领导的肃反运动。这次肃反造成了当时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严重危机,中共中央长征到达西北革命根据地后,迅速释放了被关押人员,从政治上对陕北肃反进行了定性,在组织上对肃反的某些领导者进行了处理,初步解决了陕北肃反的遗留问题,化解了根据地的危机。     

张闻天与高岗

正张闻天从陕北"肃反"的刀下解救出高岗1935年,在刘志丹、高岗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陕北红军多次挫败了国民党军队对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陕甘边根据地的革命形势进一步高涨。然而就在此时,"肃反"的狂飙悄然而至。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西北代表团书记、陕甘晋省委书记朱理治,西北保卫局局长戴季英(曾经担任鄂豫皖保卫局审讯科长),西北军委主席聂洪钧等在刚抵达陕北不久,就指责陕北党和陕北     

陕北肃反几则事实之考辨

目前关于陕北肃反历史的记述,存在对一些事实叙述各异、自相矛盾,甚至失真的现象。本文就其中分歧较大者,如陕北肃反持续的时间是3个月、2个月、1个多月还是8天;陕北肃反的决策问题;陕北肃反中的错杀问题;如何评价肃反领导人的自我纠错等问题,进行一些考证,提出自己的看法,目的是求索历史真相,深化研究,从中得到启迪。     

『八七』会议简介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央监察委员,还有中央军委、共青团中央、中央秘书处、湖南、湖北的代表和负责人.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罗米那兹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     

筹备新政协期间的李维汉

正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以后。9月底,党中央决定将中共中央城市工作部改为中共中央统战部,具体负责新政协的筹备,由李维汉担任中央统战部部长,在中央领导下,主管统一战线工作和筹备召开新政协的具体工作。自此,李维汉为新政协会议的顺利召开和《共同纲领》的制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封信谈起

正1931年12月18日,周恩来以"伍豪"的名义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了一封信,短短600余字,却对中央苏区纠正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此后不久,苏区中央局做出《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采取一系列措施,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基本得到抑制。     

“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之七)——徐海东对肃反扩大化错误的抵制

“你的行动,就是 最好的证明嘛！”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立即纠正陕北肃反的错误,下令释放刘志丹、习仲勋和其他受牵连的同志,恢复他们的工作。 徐海东在高兴的同时,也引发了他长期系在心中的一个重要问题,那就是原红25军还有300多个“反革命嫌疑犯”的问题尚未解决。这300多个人中,有团长、政委、营长、连长,也     

对《董必武传》两处史实的考证

《董必武传》中的两处说法有误:一是1935年11月5日董必武和中央机关从甘泉县下寺湾出发,于11月10日到达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瓦窑堡:二是中央到达瓦窑堡后成立了负责处理陕北肃反问题的“五人党务委员会”.通过综合分析、研究现有资料,可以确定董必武到瓦窑堡的确切时间应该为1935年11月7日；“五人党务委员会”是在中央机关在到达瓦窑堡之前的下寺湾成立的.     

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原因

从中央苏区当时情况看,肃反是必要的,但因指导思想的“左”倾和方法手段的错误,致使肃反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其原因归结为以下几方面:一、共产国际的“左”倾指导是肃反扩大化的重要因素。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共发来一系列“左”倾指示。它使中共对革命形势和阶级力量的估计出现了偏差,使反富农斗争走上歧途。共产国际认为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敌人,改组派是一个反革命集团。这种错误的理论导向使中共的阶级斗争实践步入误区,并成为肃反的理论依据。二、中共中央的“左”倾政策及其指示是导致肃反错误的基本因素。中共中央在《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问题之指示的决议》中认为在过去     

我国统一战线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者——纪念李维汉同志诞辰一百周年

今年6月2日,是我们党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李维汉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李维汉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国家在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方面的著名理论家和卓越领导者。 李维汉同志早年参加革命,由毛泽东、蔡和森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党内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决定举行南昌起义,李维汉同志是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五个委员之一。在著     

毛泽东:陕北是“落脚点”与“出发点”

正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苏区吴起镇,结束了长征。1936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的会宁、静宁会合,红军三大主力最后在陕北"落脚"。陕北成了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红军新征程的"出发点"。吴起镇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落脚点"曾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李维汉(罗迈)说:"在到哈达铺前,在河边的一个圩场上,我看见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刘少     

论抗战时期李维汉干部教育思想的特色

李维汉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和教育家,在中央苏区时就担任过中央党校校长,转战陕北后,他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又先后担任过多种干部教育方面的领导职务。为党的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作了大量的工作,为培养和训练大批抗日干部、争取抗日战争及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李维汉的干部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特色,是毛泽东思想中干部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今天开展党的干部教育仍有重要现实意义。     

我奉命释放刘志丹

1935年10月,正当陕北根据地“左”倾错误领导人在党内狂热推行“肃反”的危急时刻,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吴起镇,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这时,陕北根据地的形势十分严峻,“肃反”已错杀了200多革命同志,陕北红军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等同志正在狱中受审。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到陕北下寺湾,就立即下达“停止捕人”“刀下留人”的指示,并以王首道、贾拓夫、刘向三等组成工作团,带领一个连火速赶往瓦窑堡,营救正待处决的刘志丹等一批革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