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研究

列宁的无产阶级政党学说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要理论来源之一。列宁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领袖,他关于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做过许多重要论述,较为系统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包括对党的全面领导地位和重要性的认知、对党的全面领导的内涵阐释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实践路径等几个方面。深入研究列宁党的全面领导思想,对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论和谐社会高校如何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文章试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高校文化建设现状浅谈如何提高高校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     

廉政文化和先进家庭文化契合的长效机制探讨

反腐倡廉,理论指导和观念创新先行。追求廉政文化与先进家庭文化的契合,必须创新载体,采用多种途径;同时移植、借鉴国外在反腐败方面的有益经验,多元联动、综合整治,系统推进,建立长效机制,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良好的政务、法制、体制环境与保障。     

坚持公正执法 促进先进法制文化不断发展

按照江总书记“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公正执法,促进先进法制文化不断前进,对于推进我国先进文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和党领导下的检察机关,首要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职能,促进公正执法,维护和保证先进法制文化正确的前进方向,推动先进法制文化在更高层次上的突破和发展。     

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思考（上）

胡锦涛总书记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了加强文化建设,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极端重要性,提出要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胡锦涛总书记用“一新两大”,即“新高潮”、“大发展”、“大繁荣”,充分表达了中央对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用“两个更加”,即“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充分反映了国家对文化发展的深切期待。贯彻落实好党中央的这一重大战略部署,必须深刻领会和把握这样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特别强调文化发展,二是要实现什么样的文化发展,三是怎样去推动文化发展？     

论特殊群体从宽制度的完善——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视角

刑法中的特殊群体,主要是指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群体。同时,孕妇、新生儿母亲、精神障碍人等也应属于刑法中特殊群体的范围。我国特殊群体从宽制度存在着立法对象单一、没有涵盖老年人等特殊群体,立法内容分散、从宽制度不成体系,从宽力度有限而有待加强等缺憾。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从多个方面完善了未成年人的从宽制度,并首创了新中国刑法中的老年人从宽制度。以此为基础,我国应当完善特殊群体从宽的立法模式,增设＂特殊群体的刑事责任＂专章,同时扩大特殊群体的范围,并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和老年人犯罪的从宽制度。     

论法治中国建设的目标与实践法治与法治（公民）政治智慧

如何能创造一种有效的政治统治,并在此统治体系中形成自由秩序体系。根据政治治理方式和政治智慧的关联,可以把人类从古至今的政治智慧分为神学政治智慧、圣贤政治智慧和法治（公民）政治智慧。神学政治智慧和圣贤政治智慧,对于我们这个正在艰难地寻觅法治之路的国家而言。可视为是旧的或者传统的政治智慧。而要推进法治政治智慧的实现需要考虑以下路径：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在官方政治智慧之外,还有民间政治智慧,并且要突出民间政治智慧在法治政治中的必要性、优先性。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公民利益的获得,是公民自身参与和争取的结果,而不是任何道德的想象共同体恩赐的结果。国家必须承认并保障每位公民的主体性和个体人格,营造主体多元、文化多元和价值多元的环境。     

论决定我国工伤保险制度形成与发展的经济和文化

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与儒家文化孕育了劳动者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庭代内与代际间补偿互助的保险观念,它根深蒂固地影响着我国在建国后的工伤保险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在建国初期实行的由单一的计划经济体制所衍生的城乡两极分化的工伤保险制度及其长期稳健运行,是儒家文化与共产主义先进文化从各自的立场和逻辑出发而殊途同归的结果。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出现了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私营和外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局面,昔日的工伤保险制度在实施范围、工伤待遇等多方面遇到了挑战,儒家文化、共产主义文化、西方外来文化等多元文化在冲突与融合中找到了契合点,从而为我国指明了一条由个人、企业和国家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的、以社会保险和商业保险互补性为特征的工伤保险制度革新之路。     

遗嘱内容和效力的法律适用问题之研究——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9编第74条

遗嘱内容和效力的法律适用是涉外遗嘱继承关系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但是理论界对此的研究很少,我国现有的立法未对遗嘱继承之准据法作出明确规定。为此文章拟对上述的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兼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74条进行评析,并提出修改意见。     

论刑法回应社会热点事件的限度——以《刑法修正案（十一）》“冒名顶替”入刑为视角

通过回应社会热点事件以增设新罪名或增加已有罪名罪状是刑法膨胀的主要路径之一。《刑法修正案(十一)》的通过特别是其中对"冒名顶替"的犯罪化,再一次强化了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的回应程度。基于刑法治理社会的手段属性,其具有回应热点社会事件的合理性。基于"冒名顶替"行为本身的恶劣程度,将其入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某一行为能否进入刑法的规制视野,应当综合考察行为所侵害法益的确定性、行为的类型化、行为的可归责性等内容,并兼顾报应和预防的刑罚观。过度地以刑法对社会热点事件进行仓促、频繁的回应与刑法条文类型化本质相矛盾,易忽略对引发社会问题深层原因的探索,导致刑法权威性丧失,公众刑法信念被削弱。基于犯罪标签的难消解和犯罪附随后果在社会中的普遍存在,我国当前并非是以刑法广泛参与社会治理的最佳时机,刑法应谨慎回应社会热点事件。     

关于苏共执政方式转换失败的思考

苏共传统的执政模式具有权力高度集中、个人专断、滥用权力、决策失误和政治腐败等严重弊端.苏共对其执政模式的改革先后犯下了左倾和右倾错误,从而导致改革的失败.苏共执政模式的衰败是苏共丧失执政地位的重要制度性因素.在新的挑战面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必须实现执政方式的转换.在遵循适时、稳定和渐进原则的前提下,变具有强制性、直接性、集权性、人治性的传统执政方式为具有合法性、间接性、民主性、法治性的现代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若干问题探讨

依法执政既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总结,也是中国法治建设和发展的历史必然。坚持依法执政将更新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同时党执政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也要顺应法治建设的规律适时转变。     

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是主立国思想

中国共产党自“二大”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主张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思想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在实践中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民主学说,创立了民主立国思想。主要包括民主建国论,代表式的民主体制和自治性的民主治理结构的构想,以及民主立国的原则与框架的创设等。这些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为新民主主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今天。它仍有重要的政治导向意义,是当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中宝贵的思想资源。     

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党执政规律的进一步认识与发展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经过多年坚苦卓绝的斗争,最终带领中国人民获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取得了执政地位。在党执政50多年后的今天,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历史条件的改变,党在执政能力、执政地位和执政方式等诸多问题上面临着新的挑战。在这种时代背景下,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并要求按照“三个代表”的思想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使我们进一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认识。     

论“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南方局及其领导下的广大党员、干部战斗在国民党统治的心脏,抗住国民党当局的拉拢和利诱,顶住国民党当局的压制和迫害,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南方局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在伟大民族民主革命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崇高共产主义思想境界和无私奉献的爱国主义情怀,从一个侧面展现出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应当永远珍视和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     

从中国特色政党制度看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

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同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及其规律有着本质的和必然的联系，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具有客观性和规律性。从政党制度角度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执政的必然性，对于进一步加强我国政党制度建设，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和先进性建设，巩固执政地位，实现执政使命，具有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论的历史发展——谨以此文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总结改革开放以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借鉴其他国家法制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起步的需要,初步形成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国内政治风波的严峻考验,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需要,正式形成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继续发展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论。     

《钵中莲》民间社会思潮探微

《钵中莲》传奇是明代万历民间佛教信仰高涨尤其是观音崇拜膨胀的产物,再现了民间宗教勃兴、教派众多、争拉教徒、百姓纷纷入教的乡土社会现实,反映了民间佛教信仰之上升和地方家堂神灵崇拜之下降的两大社会思潮。佛教教义深得人心,道教教义冷却人心,恐怕这是造成两大社会思潮的一大原因。蔑视礼教、纵欲淫乐的个性解放思潮,是万历时期又一民间社会思潮。《钵中莲》在对此充分展示的同时,又以严厉的手段打压着这一思潮。     

Social Influence and the Power of Minorities: An Analysis of the <Emphasis Type="Italic">Communist Manifesto</Emphasis>

In this paper, we investigate the strategies that a minority uses to exert direct influence toward social change through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of a document that has prompted people toward collective action and change, namely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To inform and guide the qualitative analysis, a social psychological model of social influence was used (G. Mugny, The Power of Minorities, Academic Press, London, 1982). According to this model, in order for minorities to exert influence it is important to target those in the majority that, although perhaps numerous, are powerless. The minority needs to create and maintain an antagonism with the powerful majority while, simultaneously, it needs to boost the identity of the powerless majority and to invent itself as the group that can guide them to overthrow the powerful. The analysis suggests that the minority follows three strategies: (a) The declaration of a world vision suggesting a system of categorization that objectifies power relations and creates different targets for influence and for conflict; (b)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inoritys identity as a particular group that is part but prototypical of the target of influence–the population; (c) The cre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relations of antagonism with that part of the majority that holds the power. This enables the minority to avoid being portrayed as deviants, enables them to stand as equals to the majority, and creates the impression that the minority has the potential to overthrow the powerful majority from its pos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