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我国当代社会合理性消费方式的建构

目前，我国消费结构正处于转型期，学界也无法从一个统一的意义上来描述它的特征，由于地区差异及城乡差异的存在，因此，建构一个符合国情的、合理的消费方式是历史的必然。文章阐述了循环式消费观念与节约型消费方式的建构模式，提出社会作为有机整体，应建立合理性消费的社会运行机制，以达到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目的。     

寻找刑事司法政策的坐标点——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决定反决定关系

宽与严，犹如坐标系中的X轴和Y轴，两者取什么值，刑事司法实践才能得到“恰到好处”的坐标点，这是对政党和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验，也是对司法工作者智慧和能力的挑战。众所周知，处理“刑事”所依据的主要是法律，尤其是在法律体系不断健全和完善，社会成员的社会活动越来越趋向于有法可依的今天，只有正确理解和把握法律与政策的决定与反决定关系，才能保障刑事司法实践活动宽严有度、宽严相济，符合法治精神。在刑事司法实践活动中，合法性是前提，离开合法性就无合理性可言，合理性比合法性具有社会心理认同感，因此更具有号召力和凝聚力，对法律具有冲撞性；合理性的本质内涵是以理服人，相对于依法服人，境界更高，因此它对法律具有挑战性。这种冲撞性和挑战性即使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呈现出“决定作用”的态势，那也不能跨越合法性的底限，只能通过立法程序促使合理性的诉求上升为合法性的内容，在合法性的与时俱进过程中实现合理性的价值取向。     

形式合理性与现代法治——以韦伯的类型学方法论为视角

本文将以韦伯的类型学方法论为视角,着重分析形式合理性在现代法治社会中的内涵、必要性及其实现途径。本文试图从理性和合理性的内涵着手,进而分析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两者的矛盾及其价值选择。最后,提出现代法治社会需要形式合理性的思维和模式作为依托,从而推动法制现代化的建设。     

法的成本与法的幼稚——对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一种经济学分析

此文运用经济学成本分析方法，对我国市场经济法律制度设计以及实施进行了探讨。认为：法律制度作为调节社会经济关系、规范约束市场主体行为的一种正式制度，其供给与需求必然存在一定交易成本及支付行为，而我国现行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的交易成本是过大且难以支付的，由此导致了一定程度的制度虚设或制度失灵现象，亦使法自身具有幼稚性。究其因，一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及不适应性太强；另一方面是由于制度需求不足或社会支付能力过小。法律制度的充分合理性以及法理想实现的标志，应是其交易成本的最优化，以此做为制度创新和改进的目标非常重要     

保险与抵押的机制衔接及其制度构架——以按揭住房保险为视角

物上代位制度的创设同时具有价值权说和特权说的法理逻辑内涵。抵押物保险金为代位物,实现了抵押与保险的机制衔接,内涵特有的价值目标和利益平衡性。抵押权人主动援用该机制设定抵押权风险的防范措施,具有法理正当性,但应使机制运行具有公平公正性;此机制中的保险强制应具体论证。保险和抵押机制有机衔接的关键是代位效力实现的规则设置,需解决代位物的特定化、担保价值的控制、担保效力的公示等实质性问题;法定扣押模式缺陷明显,抵押权人对代位物债权一定限度的控制规则更具合理性。物权立法必须对物上代位制度重新做出科学的制度构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兼论邓小平公平效率观

公平和效率是人类社会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二者的内容、关系和时代意义，都是同一定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经济制度和体制紧密相关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为现代公平注入了新的内容，即权力平等、地位平等、机会平等、利益平等。效率是指人们对经济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有效配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提高经济效率是一切经济工作的中心内容。公平与效率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既互相矛盾又相互依存。公平是一定生产关系下的公平，效率是一定生产力条件下的效率；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时候，二者才能趋于统一。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可以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     

制度、体制和法

邓小平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与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和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精辟论断，不仅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是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也为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一、社会基本制度、市场经济与法的关系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手段不能单独存在。它必须同一定的社会基本制度相结合，以一定的生产资料…     

社会分层与治安善治

社会分层反映一个社会的权力、资源配置和结构关系、利益表达协调和实现机制、社会活力释放机制,是一个社会组织结构状况合理性与否的整体性反映。它在深层蕴含着一个社会的内在张力的蓄积情况,决定着社会治安的实际状况和演变的规律。社会治安善治,是政府和公民合作管理社会治安的过程,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间的一种新颖关系。社会分层必然关切于治安善治的内容及其结构模式。在当代中国背景下,治安善治理应采取行政吸纳社会的模式进行,它既可以保证稳定,又能持续改善。治安善治的制度结构应该是支持性治安基础制度和控制性治安制度的有机统一。     

对“加强经济立法”命题的质疑

对“加强经济立法”命题的质疑●肖江平市场取向的改革特别是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提出以来，“加强经济立法”不仅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命题，而且还被国家根本法确认，并且随之形成了大规模经济立法的潮流。在大规模制度变迁时期，“加强经济立法”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     

英美法系刑法中的合理性原则及其启示

合理性原则是指刑事制定法的内容尽可能遵循一个社会普遍的、共同的价值观念,体现合理性。英美法系刑法容纳规范模糊与坚持合理性原则是相辅相成的。合理性原则的主要内容乃指合乎道德规范、政策和经验命题等组成的社会命题。实质正义与程序正义是合理性原则的价值诉求,抗辩式诉讼模式、法官创制规则的权力以及独特的诉讼推理模式,是合理性原则的司法根基。合理性原则对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具有借鉴作用。     

论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以一元推定主义为中心的理论探索

对于民法上土地与建筑物的关系问题,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但通过一种形而下的还原性考察可以发现,罗马法及近现代范式民法其实既未采取绝对的一元主义,也不是纯粹的二元主义,而是以一元推定主义为共性,英美法亦不例外。我国立法尚有必要进一步契合一元推定主义的法理,妥善安排土地权利与建筑物权利的得丧变更,以保障秩序、自由、平等和效益等多元价值目标的协调。     

对未成年人犯罪寓罚于教的理论探讨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存在多种诱发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不良因素,而未成年人正处于身体和智力的发展时期,他们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学,什么都想亲自去做,但由于他们的社会知识和生活经验所限,他们的认识能力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和表面性,容易养成不良品质和恶习劣迹,最终导致违法犯罪。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考虑到对他们未来的发展,为了让他们既能改过自新又能健康成长,在对他们进行惩罚的同时,更重要的是对他们进行教育、启发、感化以教育为主,处罚为辅的政策,这就是所谓寓罚于教。在管理过程中始终贯穿教育、感化、挽救的精神,从而达到治其心、治其本的目的。     

罗马法形式主义衰落的原因探析

早期罗马法极重形式主义,凡为法律行为必依一定形式进行,否则不具法律效力.形式重于实质内容是早期罗马法形式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但随着罗马社会的发展,罗马法的形式主义经历了一个由盛及衰的过程.从罗马社会经济的发展、自然法对罗马法的影响及罗马民族的务实精神等方面对其衰落的原因作了系统的探讨.     

论CAFTA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

若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CAFTA)的自身需求为依托,可以发现学界所认为的其存在的"缺陷"中有许多并非真正缺陷,如未将运用争端解决机制的主体扩展到私主体、临时仲裁庭的设计不合理、争端解决机制的执行力度及惩罚措施不适当等。而该争端解决机制在仲裁员回避、仲裁裁决形成方式及仲裁裁决的复核等方面确实存在不足,应当予以完善。     

“知青作家”的身份认同——“文革”后知识分子身份认同的历史起源研究

“知青作家”对于他们“革”中的“知青”身份有着强烈认同,而对作为“知青”前身的“红卫兵”身份却着意回避,这一方面意味着他们在刻意“剥离”其历史身份中的“革命”内涵,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历史反思的巨大局限,这一状况,与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以及他们的个人生命周期和身份认同历史均有重大关联。“知青作家”只有“正视”并且深刻反思其早期的“革命”身份,才能为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份形象和话语体系的重建确立一个有效的前提。     

论不服仲裁裁决应有之救济途径及其适用

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之救济,是指在仲裁裁决作出后,若有关当事人对裁决不服,则依照法定程序向有管辖权的法院提出审查申请,进而通过司法程序对裁决予以处理的一种机制。在我国现有法律框架下,仲裁机构作出裁决后,当事人可以通过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不予执行仲裁裁决和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两种方式来获得救济。本文在对仲裁裁决救济机制确立之依据从理论上予以阐释的基础之上,对我国现有机制运行之机理加以析明,最终得出结论:申请不予执行之途与理不合,须予删除;申请撤销在适用上亦存在缺陷,须予改进。     

发挥政府的转移支付职能缩小贫富差距

贫困是世界普遍存在的问题,缩小贫富差距是各国政府都极其重视的问题,充分发挥政府转移支付的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有效的、基本的方式之一。转型期我国的财力还有限,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实现转移支付的效用最大化,调整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减少政府投资性支出,降低行政成本,向教育科技文化、公共卫生医疗、社保、农业等领域倾斜是唯一的选择。     

人民监督员制度的定位——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

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实践中的新生事物。从法律监督分类的角度,应当对人民监督员制度做出如下定位:一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外部监督;二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一种权力监督;三是人民监督员制度是人民监督员对人民检察院自侦案件进行的事后监督。     

论环境犯罪严格责任原则之有限适用

环境犯罪是否适用严格责任是刑法理论界长期存在较大争议的一个理论难题。严格责任引入环境犯罪固然有助于严厉打击环境犯罪、减轻检控机关证明责任、提高诉讼效率等司法效益,但同时也必然带来扩大对环境犯罪的打击面、突破传统刑法罪过理论以及随意出入罪等司法弊端。而现代刑事法治的一个基本要求是要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之间保持平衡,以牺牲人权保障来换取惩罚犯罪的司法成效是得不偿失的。环境犯罪中引入严格责任同样必须合理平衡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这两大诉讼目的,应当严格控制环境犯罪适用严格责任,即只能为了有效保护被害人和社会公共利益而在有限的范围内使用,必须受到法定条件的严格规范,且必须重视推定等证明方法的贯彻和运用。     

Defining the Job of the Member of the Knesset

In Israel, as in other democracies, there is no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its parliamentarians.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fusal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definition of the job, and the reasons why such a definition ought to be considered, both in Israel and elsewhere, even if the chances of doing so are slim. With regard to Israel, the main reason why a definition of the job of Knesset members (MKs) is required is related first and foremost to three provisions of the Knesset Members’ Immunity, Rights and Duties Law of 1951. The issue of remuneration for MKs and the problem of mistrust in the Knesset are additional reasons. The article explores those elements of the job that have nevertheless been defined in Israel in a piecemeal fashion – both in terms of what the job excludes and what it includes. Some of these partial definitions appear in laws, the Knesset Rules of Procedure, and the Rules of Ethics for Members of the Knesset. However, the most significant definitions have been provided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verdicts of the High Court of Justice, which has on occasion been called upon to deal with various issues connected with MKs’ rights and immunit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