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概念辨析：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观的澄清——以马克思《评阿·瓦格纳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为基准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意味着社会利益的调整、和谐社会的构建要依赖于法律和法制，通过法律调控社会，通过加强和健全法制建设实现社会和谐。这就提出了深入研究“法律价值”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庞德曾说道：“价值问题虽然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它是法律科学所不能回避的。即使是最粗糙、最草率的或最反复无常的关系调整或行为安排，在其背后总有对各种互相冲突和互相重叠的利益进行评价的某种准则”。对“法律价值”问题的探讨要建立在法律价值概念的基础之上，而“法律价值”概念的得出，与哲学的一般“价值”密切相关。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从事实层面上看，正是“道德法律化”对“法的法律化”的误解，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中国法学的方法论基础：从个人法学到社会法学

以个体还是以整体作为基本研究单元的问题，是认识论上的方法论问题。方法论即论方法的学界认识遮蔽了现代中国法学的方法论问题。古代法学主要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其“不见个体”的先天缺陷使个体湮灭。法学个体主义方法论于古代萌芽，在近代罗马法复兴、古典自然法学形成的背景下得以确立，经近现代“西法东渐”植入中国法学，其历史价值是使个体获得尊重而成为法律主体，但其“不见整体”的天然罅隙不分中西地消弭了社会整体，导致社会问题频发。个体主义方法论法学的本质是个人法学。社会主义中国尊重自然个体也尊崇社会整体，需要法学个体主义方法论和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相得益彰。以个体主义方法论对待个体性的问题，坚守传统个人法学。以整体主义为方法论，中国法学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革新方案是，还婚姻家庭、环境、农村集体等社会整体以整体内涵，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法学。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问题的思考

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主张混淆了道德与法律的本质区别，在逻辑前提、价值定位上存在无法弥补的漏洞，许霆案中“道德法律化”的判决结果从价值层面上看，这一命题隐含着道德标准绝对化、一元化和道德约束强权化的倾向。对社会道德生活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威胁。同时也破坏了法治的核心价值内涵。     

改革“顶层设计”该如何进行

竹立家在《人民论坛》上撰文认为，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是—个重要的战略任务与全新的紧迫课题，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和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中国发展的现有境况下，改革顶层设计的关键环节首先是制度层面的平衡。要从改革与发展的大局出发，从民族复兴的“大义”出发，     

试论刑事侦查执法理念的重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这是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司法制度改革的价值追求。作为司法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刑事侦查制度,同样,面临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问题,作为刑事执法理念必然会在多方面发生变革。本文提出刑事执法的价值观要从专政工具论转向多元平衡论、正义观从偏重实体正义转向实体与程序并重、侦查观从查明事实转向法律真实、证据观从依赖人证转向强调可采信的社会证据和司法观从侦查为中心转向以公正审判为核心的理念,从我国刑事侦查制度改革角度出发,力求为我国刑事执法制度改革提供理论资源和观念平台。     

运用法律武器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学习《邓小平文选》关于阶级斗争的论述

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是客现存在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摒弃了“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主张。     

中国传统的“慎刑”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社会，从夏朝到清朝，历代统治者颁布了残酷的刑罚，滥施重刑、酷刑，充分体现了法律实践中的重刑主义性质①。先秦法家的重刑主义思想乃是自然经济和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必然产物。历代统治者也强调礼法并用，把儒家伦理纲常作为制定法律的根本指导思想，尤其是儒家思想中的“慎刑”主张，它不仅有谨慎判刑的意思，也有减省刑罚的意思。蕴涵轻刑化的价值取向。儒家的“明德慎罚”、“哀予今折狱”。“省刑恤杀”的主张，无不暗含着轻刑的倾向，体现了刑罚谦抑的精神，对现代法制具有重要价值。     

从“自由意志”到“社会利益”——民法制度变迁的法哲学解读

康德的“自由意志”理论是传统民法哲学的基础。“自由意志”以“自主决定”与“自己责任”为原则 ,并衍生出近代民法的三大原则以及逻辑严密、体系完备、内容浩瀚的民法体系。但是 ,“自由意志”论在理论上与现实上都遭遇到了困境 ,民法制度随时代而变迁。庞德的“社会利益”学说是解说这种变迁的有力理论。依据庞德的理论 ,民法从专注于个人自然权利转向兼顾社会利益 ,民法价值出现了从个人自由到保护信赖的变化 ,民法的终极目的也出现了从人格的健全与发展转向社会秩序的和谐 ,并实现在人们需求冲突时的调整的变化。现代民法的内在体系因之形成以“自由意志”为内容的“常规法”和以“信赖保护”为内容的“矫正法”的二元结构。     

关于修改民法通则的几点看法

法律如何为建设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服务,这是法学界人士思考的问题。本文从如何修改民法通则,完善民事立法的视角谈些认识。一、民法通则总体上的两大不足之处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集中表现在从单一的产品经济体制逐渐转向多元化商品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环境和经济秩序混乱愈见严重,出现了“百业经商、全民皆商”、“官倒”、“不正当竞争”等现象。这就对我国一切法律部门都提出了完善立法发挥法律功能的要求。目前法律部门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需要的被动局面是客观存在的。尤其是民法作为调整商品关     

Protesters,Parliamentarians, Policymakers: The Experiences of Australian Green MPs

This article details the distinctive style and political commitments that Green members of parliament (MPs) bring to representative democracy in Australia. Based on in-depth interviews with 16 sitting federal and state Green MPs, it examines the extent to which the political culture, grassroots organisation and values of this left-libertarian party influence the parliamentary role orientations and legislative behaviour of its MPs, and how this fits with existing research on parliamentary representatives. The analysis reveals mixed results: while the legislative priorities and representative focus of MPs appear to be influenced more by previous social movement and parliamentary experience rather than overarching party orientations, the party's culture has had a strong impact on MPs' views regarding issues of conscience and their style of representation. Drawing on the comparative experience of Green parties throughout Western Europe, this article utilises the prism of role orientations to assess the conflicting imperatives Australian Green MPs face in staying true to their movement origins while their party becomes increasingly professional and influential in the parliamentary arena.     

Differences and Changes in Danish Party Organisations: Central Party Organisation versus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 Power

The subject of this article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entral party organisation and the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 The article investigates whether Danish political parties are changing into parties dominated by their parliamentary party groups, as has been hypothesised. In contrast to most of the literature on party change, which is based on ideas of convergence caused by external change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party organisation is basically a party decision and therefore influenced by party preferences and characteristics. The analyses are based on data from the statutes of 16 Danish parties in over 50 years. One noteworthy finding is that Danish parties do not converge. Party ideology proves to be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ower structure of a party. Even though political parties are exposed to changing political circumstances they still organise according to their basic ideas about democracy and representation.     

动荡的多党制——土耳其共和国政治民主化一瞥

土耳其共和国的政体在由一党专制向多党民主制的转变过程中,不断激起巨大的社会波动,甚至在上世纪60至80年代曾先后三次导致军队发动政变干政,社会秩序才得以恢复.当年,土耳其国内有不少人对多党民主制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期望,以为只要有了它,就能够解决改革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然而,作为一种运行逻辑十分复杂的现代政治体制,只有具备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条件后,它才能够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否则,贸然实行多党制,反而不利于国家稳定和经济发展.     

论改进党的执政方式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肩负着领导全中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神圣使命。要把坚持执政为民这个本质落到实处,把一个有12多亿人口的大国领导好、治理好,没有很高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是不能胜任的。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既取决于党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也与党的执政方式有着直接的联系。     

民主如何实践——梅因的视角

本文以广为传播的卢梭的民主学说为对象,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分析了该学说存在的问题,首先是该学说的前提假设无法得到历史支持,然后是该学说在现实中引发的种种问题：有限的治理经验,政治操控了民主实践,公民沦为牵线木偶等.这些洞见在梅因的《大众政府》一书得到了详细的论证.尽管梅因所推崇的贵族制已经成为历史,但他批判民主的深刻洞见对当前民主转型的实践依然有效。     

从压制型行政模式到回应型行政模式

行政必须转换模式 ,以适应社会转型的需要。压制型行政模式立足强制 ,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唯一目标。否认相对方利益的正统性 ,只适用于维护“机械团结”的社会秩序。以“有机团结”为典型特征的现代社会 ,需要确立回应型行政模式 ,通过非强制行政行为 ,统合多元利益 ,培育社会自治 ,汲取社会智识资源 ,催生行政民主。以人文主义为精神核心的现代行政法 ,弘扬人的主体性 ,从不同层面推动现代社会迈向回应型行政模式。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地位

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是诉讼当事人。我国民事诉讼法关于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立法规定存在着内在冲突,在理论和实务上产生了诸多令人困惑的问题,立法应明确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的诉讼当事人地位。当事人申请参加是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的适当方式,法院依职权追加和通知无独立请求权第三人参加诉讼,是超越司法被动性原则的体现,立法上应取消这一规定。     

宪政视域下的党内民主

党内民主具有丰富的内涵,从宪政视角来看,就是在宪法法律框架内,全体党员都有权按照民主的程序和形式,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地决定党内一切重大事务。将党内民主纳入宪政视野,对于巩固执政党的地位、建设法治国家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在宪政视域下加强党内民主建设,就要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党员主体地位和民主权利并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党内民主的制度体系。     

也谈仲裁第三人

仲裁第三人指与正在进行的仲裁案件的当事人间不存在仲裁协议,但与仲裁标的存在利益牵连的人。目前关于应否设立仲裁第三人制度存在肯定和否定两种意见。从既有的仲裁理念和纠纷解决的制度架构来看,仲裁第三人所涉及的问题可以在既存状态下获得圆满解决,没有必要设立所谓的仲裁第三人制度。     

新加坡的威权政治及其历史走向——基于政治生态系统的分析

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新加坡逐渐建立起介于有限极权与有限民主之间的威权主义政治体制.这种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形成是新加坡自身独有的政治生态系统中地理、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正因如此,它契合了新加坡的历史和现实需要,对现代化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而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形成,市民社会兴起,执政党本身也进行了适时的改革,新加坡政治生态系统中的诸多因素发生了重大变化,民主在威权秩序下不断成熟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