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突与融合:全球化背景下法律的多元与趋同

现代社会“经济全球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并极大的冲击着世界各国的政治、法律、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在此背景下,西方学者形形色色的“法律全球化”理论纷纷出台,并引起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学者们深入思考,广泛讨论。虽然国内学者对西方“法律全球化”理论反应各异,但主要可分两派,即“支持派”和“反对派”。“支持派”主要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为其逻辑起点。而“反对派”或依据国家主权理论,或     

论十七世纪中西法律冲突

本文用历史比较的方法论述十七世纪中国法律与西方法律的冲突及其原因。中国法律文化的近代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之下进行的；西方法律文化与中国的接触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一百多年里就已经陆续产生并具有较大影响；从比较中看，十七世纪开始产生的中西法律冲突同时带有双重性质：近代法律与封建专制法律的冲突、殖民主义与反殖民主义的冲突。本文还进一步分析了十七世纪西方与中国法律文化发展进程差异的历史渊源     

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

处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 ,具有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条件。在这一变革进程中所建构和发展起来的法律制度 ,应当捍卫法律主权 ,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 ,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全球性法律重构进程 ,非但没有形成全球法律发展的一体化趋势 ,反而加剧了全球社会的内在分裂 ,强化了以民族国家为构成单位的全球法律发展多样性的演进趋向。     

法制文摘报

全国政协副主席、致公党中央主席、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罗豪才指出,对法律全球化理论保持警惕并不意味着无视经济全球化对法律的巨大影响。西方学者在其“法律全球化”理论中所流露出的欧美中心主义,事实上很难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罗豪才说,各国法律体系在日益频繁的交往中相互影响、相互渗透,注意相互利用对方的某些有益的制度、规则和经验,世界各国法律制度之间彼此借     

论近代全球化浪潮中的法律发展

公元 1 5 0 0年前后的“地理大发现”后 ,人类社会迎来第一次全球化浪潮。在这次全球化浪潮中 ,全球范围内展现出一幅以法制现代化和全球化为内容的近代法律发展图景。1 6世纪 - 1 9世纪末的法律发展是法制现代化与全球化互动的、彼此交融的历史过程 ,是历史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的对立和统一 ,是以西方国家为主要发源地、其他国家共同参与的、多样化的法律发展历史过程 ;同时 ,法制现代化、全球化过程也暴露出明显的不平衡性和历史局限性。     

全球化进程中的法律发展理论评析——“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的比较

当今时代,全球化进程迅速推进,“法律全球化”和“法律趋同化”理论是法学界提出的关于法律发展趋势的两种代表性理论。“法律趋同化”理论恰好可以对“法律全球化”理论进行修正和补遗,并且能调和关于法律全球化正反双方的观点。因此,“法律趋同化”理论更具科学性和历史必然性。正确认识“法律趋同化”理论的价值,对于推进法律现代化进程和构建和谐法治社会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法律全球化背景下的主权国家

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席卷了整个世界,也带来了“法律全球化”问题的出现。“法律全球化”给主权国家带来了诸多变化,本文试图就“法律全球化”和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做出分析。     

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解读《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根据知识社会学理论,在对全球化进行“问题化”理论处理的基础上,邓正来先生在全球化与中国法学之间建立起了某种理论勾连,为其提出“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通过阐述“法律理想图景”对于法律哲学的重要性,“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结构下的中国的必要性,寻求“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的现实紧迫性,最终使邓正来先生的“全球化时代的主体性诉求”问题得以真正出场。这一问题的提出对于中国论者极具意义,但同时其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进路也有着某种限度。     

法律现代化的三个层面——从法律“西化”概念说起

本文希望区别两种意义上的法律“西化”概念。一种是从价值主张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另一种是从历史描述和批判的意义上使用法律“西化”概念 ,它所对应的历史是 1 9世纪和 2 0世纪初世界范围内的殖民化时代。由此 ,人们可以把法律现代化大致分为法律西方化、法律本土化和本土法律创新三个层面。其中 ,法律西方化是指自近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与法律文化向非西方社会的单方向传播的过程 ,包括法律殖民化或强制性的法律西化两种情况 ,这是与近代西方扩张的历史相联系的 ;法律本土化是指西方法律在非西方社会传播、融合与适应生长的过程 ,它是对法律西方化的一种扬弃即更高层次上的肯定 ;本土法律创新 ,主要是指一种新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法律模式的创新 ,它与目前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共性 +本国特色”的法律实践应该有所区别 ,本土法律的创新是法律现代化可能达到的层面 ,但不是必然的层面 ,本文讨论了本土法律创新的制度标准、社会标准与时间标准问题。     

"全球化"中法的一体化和多元化

人的交往需要规则,法律是其中最主要的规则之一,它必然随着全球化的到来而具有全球性或已经全球化.法律全球化并不等于所有的法律统一于某种法律或最后整合为统一的"世界法",而是各种法律不再孤立地存在或水火不相容地对立着,各种法律在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和不断地分化中趋于统一,是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统一.法律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现在尚处于初始阶段,它主要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向全球扩张的结果,因而明显带有西方法律霸权主义性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否定法律全球化的积极意义,也不能认为它今后的发展永远会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     

法律全球化与中国诉讼法文化的构建

法律全球化作为一种不可回避的现象,对我国诉讼法文化的冲击远远超越了"中———西"范式,以及简单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两分法。本文从分析法律全球化的内涵入手,指出法律全球化并不存在西方学者所谓的中心与边缘,而是全世界各主权国家共同参与的进程。在法律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传统诉讼法文化所表现出的"无讼"、"重调解、轻裁判"、"重实体、轻程序"、较强的国家本位主义等特点已不合时宜。面对法律全球化的冲击与挑战,我们应当以积极的态度去研究它,对其再生利用,并从诉讼观念变革、诉讼制度建构和司法方法论研究等三个方面去重塑我国的诉讼法文化。     

传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在中国

在社会进步和法律发展的进程中 ,人的发展、方法论的创新以及多元化一直是并且依然是社会的关注点 ,更是马克思主义法学的时代主题。中国马克思主义法学在新世纪的基本走向是“回到马克思”。立足于民族与历史 ,马克思主义法学对“全球化”作了精辟的阐述 ,“现实的个人”是同全球化一起成长的 ,而法律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密切相关 ,在法律全球化过程中 ,特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受到的冲击也是必然的。马克思主义法学的全球化意义在于 :在法律改革与国际接轨的过程中 ,我们要主动适应、积极参与 ,而不能被动地适应和接受。     

法律论证中的融贯论——转型时期和谐理念的司法体现

在市场经济和全球化背景下,转型时期凸显利益多元化特征,而和谐社会的司法建构,应当在保证争讼主体机会平等的基础上,以整体性观念衡量利益纷争.对话的法律论证模式从程序上保证了多元主体参与法律决定、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的权利.但是,只有平等的对话与协商难以有效解决纠纷,法律决定是在对话式法律论证的基础上,依据融贯的司法信念进行整体衡量的结果.     

认识全球化的"问题化"进路——对中国法学"全球化论辩"中理论问题的追究与开放

对全球化本身做"问题化"理论处理首先便要求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分析和反思,因此在本文中,我首先把中国法学之"全球化论辩"的"四步骤套路"转换成了一种参照性背景;其次通过把"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还是多维度的全球化"与"法律全球化"这两个问题转变成了对具体问题的分析进路,对中国法学的"全球化论辩"进行一般性的厘清和分析:在对中国法学两种对立的全球化论说的分析中,我批判了那种"经济主义"的全球化论说,认为全球化是一个多维度的既依凭民族国家又脱离民族国家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本文也分析了与上述两种全球化学说紧密联系的中国法学学者有关"法律全球化"争辩之"肯定"、"否定"和"折衷主义"三种观点及其背后不同的理据。     

挑战与回应:全球化视野下的国家主权

全球化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世界性历史进程。经济全球化不仅从多方面影响了主权国家的经济职能和经济主权,而且通过法律全球化对国家的法律主权构成了一定的挑战。经济全球化深刻影响到世界政治组织的构成及其活动方式和范围、对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散的主权政治架构也会产生广泛的影响。文化全球化推动了全球体系中的文化整合与文化嬗变,影响了人们的主权观念,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人们的行为以及人们之间的关系模式,改变着国家的政治生活形式,深刻影响着国家的文化主权,对民族国家和国际社会的治理及其宪政化提供了新的机遇并带来了新的挑战。因此,为了推进全球法治进程,必须树立新的主权理念,实现主权要素的重构。     

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法律与伦理问题研究

民事法律关系说业已成为医患关系的主流学说,相关的医疗法律制度也是建立在这一学说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医患关系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其与普通的民事关系存在本质的差别,而根据民事诉讼理念构建的医疗诉讼模式难以消解医患之间的法律纠纷。和谐医患关系的构建,必须着眼于上述问题的解决。     

直面全球化的主体性中国——谈“中国法学的主体性建构”

直面全球化,中国法学首要的问题便是对“全球化问题”本身问题化而非将之视为当然的事实与前设。经由对“全球化问题”的理论建构中国法学才能进一步洞见到全球化的深层内核以及其背后的话语争夺、建构与视角转换问题,才能对作为特定时空的“中国”在全球化下所面对的问题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有更清晰的认知。本着这种问题化的理路,经由把“世界结构”作为重新定义“中国”、建构“中国”的历史性条件,中国法学就建构起了一种“关系性视角”与“共时性视角”,通过视角的建构与转换,中国法学才能够洞察“世界结构”对中国的双重强制性并在建构“主体性中国”的过程中据以建构起中国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同时这种“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本身就是一种开放的进程。它既要对既有的“世界结构”本身的正当性保持批判与反思,更要对地方性中国对“世界结构”本身的意义与贡献充满想象。“主体性中国”的建构既是直面全球化的中国法学所秉持的一种“中国观”,更是一种“世界观”。     

全球化与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

考察了全球化对于世界科技、经济及其法律的双重影响,分析了全球化对于当代中国科技法制建设的积极影响与严峻挑战;指出全球化时代中国作为后发国家欲振兴本国科技与经济,必须致力建构和完善促进与保障科技进步的法律体系,加强科技法制建设的战略研究。     

法律全球化与法制现代化论略

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浪潮下,"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不仅是现代法理学所密切关注的理论课题,而且也是世界各国法制建设不可忽视的重大问题。法律全球化必将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而法制现代化也将会对法律全球化产生深远的影响,二者关系密切,交相互动,共同推动法治的进程。在当下中国,只有辩证地处理好"法律全球化"和"法制现代化"的关系,完善立法体系,繁荣法学研究,才能更好地促进我国法制现代化的良性发展,为建立和谐社会提供法制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