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与徐訏关系探析

在林语堂与徐訏之间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他们既是同事又是朋友，还有长辈与晚辈之别，而且数十年如一日彼此友谊不衰。重要的是，二人互相都有赞美和批评，这为后人理解他们的思想提供了很好的参照系。另外，在人生道路、性格特点、学观念、化思想、审美情趣等多个方面，林语堂与徐訏关系密切而又区别明显。对此进行的细致梳理和比较研究，就具有个人和学史的双重意义。     

作为故事家的徐讦──从《鬼恋》到《风萧萧》

作为故事家的徐讦──从《鬼恋》到《风萧萧》王庆华在现代文学史上，如此醉心于故事的营造、并把故事写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的，徐汗大概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之一．从他的成名作《鬼恋》到抗战年间在大后方风靡一时的《风萧萧》，徐讦连续写了几部较有份量的小说，如《荒...     

从以道德立论的自由到以利益立论的自由——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初探

卢梭和马克思都是思想史上的重要人物。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卢梭与马克思的思想联系关注较少。本文试图通过对卢梭自由观与马克思早期自由观的简要介绍,阐明卢梭与马克思之间的思想联系。卢梭和马克思都对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和积极自由予以了关注,但他们对自由与法律的关系和自由、道德与利益的关系的论述却存在差异。     

民法与经济法价值之比较分析

本文首先从经济关系层面出发 ,对民法与经济法的互动进行了分析。指出二者价值差异的根源在于经济思想、公平理念和利益观的差异。二者价值体系在总体上具有一致性、谐和性和互补性。同时揭示了他们间的文化与精神的互补、功能的相互矫正及调整对象的交叉。     

恩典、情面、公法之随想

中国社会是一个讲人情的社会.林语堂先生曾经指出中国人经验思想体系中三大不变的定律,那便是情面、命运和恩典.几千年的传统文化,熏陶出了一大批“为朋友两肋插刀”的英雄好汉,“受人滴水之恩,定以涌泉相报”的知恩图报的思想,一直是人们的行为准则和道德标准.人与人之间以德报德的和睦相处,确实令中华民族充满了人情味.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兼论黑格尔的“人化环境”思想

马克思、恩格斯注重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研究,他们通过对前人例如黑格尔的“人化环境”思想的继承和批判,系统阐述了人与自然的一体化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为我们当代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指导和行动启示.     

中国古代德治与法治浅探

法治与德治的功能以及法律与道德的关系是一个古老的命题,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分析古代中国德治与法治的文化、思想渊源,自然哲学的观点来分析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用结果倒推的方式来分析德治与法治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他们之间的联系,究其区别。     

从农民工思想状况视角看教育公平的重要性——以武汉市农民工为例

本文通过对武汉市农民工的思想状况的调查分析,发现他们在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三个方面均与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的距离。他们这种思想状况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水平紧密相关。要建设和谐社会就必须为广大农民及其子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     

机关思想政治工作要增强时代感

如何做好新时期的机关思想政治工作，使之巨大限度地凝聚机关干部的向心力，调动他们的只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性，是当前需要着手解决的重要问题。一、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要立足现实性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紧紧围绕“三个代表”的要求开展思想工作，大力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坚定干部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使他们自觉树立起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共识。加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教育，使干部群众正确处理个人和集体、局部和全部、眼前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把自己的全部智慧、热情和力…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民主与专政关系

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思想、理论、学说、观点一脉相承,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思想、理论、学说、观点的继承、发展和丰富.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主要包括:民主与专政都要讲,两者不可偏废;民主要扩大,专政要强化;要强化专政,必须敢于斗争.这些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构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习近平法治思想关于民主与专政关系的核心观点对于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国家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引领作用,对于实践中的民主与专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全宋词》虞俦小传订补

南宋名臣、文学家虞俦,<宋史>无传,清陆心源<宋史翼>亦未之补.<全宋词>虞俦小传因属草创,故甚简略,且有讹误,兹予订补.     

“正当防卫”四十年:“于欢案”映射刑法第20条的修改

自1979年刑法颁布以来至今已整整四十年,"正当防卫"几经博弈甚至1997年刑法中的重大修改,但运行中仍然暴露出许多问题。尤其是山东"于欢案"的出现与发酵,透射着刑法第20条的亟待修改。通过对该案多层面的分析提出我国刑法中"正当防卫"立法上的一些缺陷与不足,包括对"不法侵害"的解读及修改,"明显超过必要限度"与"造成重大损害"的"绑定"关系,刑法第20条第1、2款"正当防卫"概念的歧义等。指出,"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应具有行为上的独立性与条件上的主导性,"造成重大损害的"应修改为"造成不应有重大损害的",建议在"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之上增设"防卫行为"的上位概念,以厘定相关的刑法规制关系。     

论证明过程中的设证推理--以南京彭宇案为例

设证推理相对于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而言是最具有创造性的推理，设证推理能产生新的思想，这在事实发现和法律发现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设证推理作为一种推理方法也在法院的事实认定活动中被运用，具体在判决书的说理部分有所反映。但是设证推理由于裁判者的错误判断和其本身具有的局限性容易造成不适当的使用，所以在进行事实认定活动时需要对设证推理的运用设置范围和规则，以求达到更好地追求事实真相的目的。     

试论李昌祺《剪灯余话》的创作思想——兼与瞿佑《剪灯新话》比较

从人生经历和朋辈交往中 ,可见李昌祺刚正性格之有自 ;而其小说《剪灯余话》则反映了其谪贬房山时的特殊情怀。与前此瞿佑的《剪灯新话》相比 ,在个人的情绪宣泄方面 ,《余话》体现的是李昌祺对仕途前程暂时的灰心和跻身功名淡淡的悔意 ,《新话》体现的是瞿佑的“感离抚遇”和“哀穷悼屈”;在同以战乱为背景的篇目中 ,李昌祺旨在重建理学的道德规范 ,瞿佑则多“只怨干戈不怨天”的反战呼号。出现彼此差异的原因 ,是由于两人所处之时代环境、人生遭际和个人性情有较大的不同。     

论新形势下钓鱼岛争端的解决策略——以法律手段为视角

中国对钓鱼岛之主权,有着充分的理据。“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方针是中国对钓鱼岛争端的重大善意释放,然而时下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缔造的中日互信机制已面临困境。采用法律手段解决钓鱼岛争端势在必行,中国应作好充分的准备将钓鱼岛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或司法解决。     

完善辨认证据效力之构想——从佘祥林杀妻冤案说开

佘祥林杀妻错案的酿成,源于对尸体之辨认错误。辨认的目的是为取证和查明案情。我国刑事诉讼法虽未规定辨认为侦 查措施,但辨认与某些法定侦查措施如言辞证据并无根本差异。辨认结果的证据效力与辨认主体、辨认客体、辨认过程密切相关 辨 认结论作为证据的使用条件必须要严格按照辨认的规则进行的,方法没有错误;辨认结果是科学可靠的;辨认的结果得到其他侦查 材料的印证。在立法上提出关于辨认的相关建议。     

《奎章政要》真伪及虞、揭关系辨析

揭傒斯著《奎章政要》一书的说法,最早见于元末陶宗仪《辍耕录》"奎章政要"条。根据与揭傒斯同时的欧阳玄为揭傒斯写的墓志铭、黄溍为揭傒斯写的神道碑可以确定,《奎章政要》是讹窜揭傒斯的《太平政要》所致。"奎章政要"条的描述逻辑乖谬,基本是杜撰,这与元季人士对虞集、揭傒斯才华的估定以及对他们的熟稔程度有关。人们以揭傒斯在《范先生诗序》中所提供的虞集关于"元诗四家"的诗评为导火索,对虞、揭关系的解读逐渐偏离事实,引发出许多讹谬。     

评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对“尧舜禹”传说的价值判定

作为"抹杀论"与"古史辨"的创始人,白鸟库吉与顾颉刚在评判尧舜禹传说的价值时,都严格区分传说与史实,重视传说的历史性、宗教性价值,将传说视为考察民族宗教历史的重要依据,且都认为时间越晚,传说的体系越丰富。然而,在对待尧舜禹传说传递出的时代性与历史性信息以及传说背后反映出的宗教性和政治性特征上,二者的观点存在明显区别。对于《禹贡》是否存在地理学价值,二者亦提出截然相反的观点。     

彭宇案之公民逻辑

法官确认民事诉讼“真相”时需要遵循基本的逻辑和价值规则。逻辑有很多种，追求必然，也认可或然，至少要求没有明显的矛盾和虚假。逻辑的真实、清楚、全面尽管很难，但排除明显的虚假、模糊、矛盾和片面应该比较容易。有专业律师的参与，才可避免法官“独白式”的论证。逻辑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在程序正义和实质正义的实现中，而不仅仅为了判决书的说理。可以用知识和方法发现法律的逻辑，“集推理、公正和怜悯与一身”。     

罪刑关系宽和性的当下拓展与重申

作为罪刑关系的一种特性,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刑事一体化的领域得到拓展。若联系刑事理念和刑事实践的最新发展,则罪刑关系的宽和性应在当下拓展出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并且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在相互渗透和相互说明之中"拱举"着罪刑关系的宽和性。由当事人性、可合作性与可暂缓性来充实的罪刑关系的宽和性是对罪刑关系本身的肯定,不仅有着深刻的人权意义,而且有着基本的刑事政策意义。罪刑关系是刑事法理论的一个制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