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内在冲突与协调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现行诉讼法律体系存在着很大的冲突 ,不能给予受害者应有的程序保障和实体保障。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处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冲突虽然有不同的方式 ,但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共同性大于相异性 ,所以协调我国刑事诉讼程序内在冲突的关键是以刑事优先为前提 ,确立民事诉讼救济的独立性 ,探讨和论证新提出的程序操作规范的可行性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民事权利保护

在我国的诉讼立法和实践中，处理民事诉讼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适用关系时，采纳的是附带诉讼的原则，其基本的理念是公益优先。但在市场经济体制中注重私权保护的背景下，追诉犯罪与权利保护应被置于同等重要的位置，“刑优于民＂的解纷格局因利益的变迁而受到冲击．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加强对民事权利的保护，为此，有必要强调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民事诉讼的独立地位。     

论废除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设计上存在很多缺陷,司法实践上缺乏合理性及可操作性,想要根除刑民责任不分的弊病就必须废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建立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分离的诉讼制度。本文探讨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弊端,从而说明刑民分离的合理性。     

浅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有关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规定,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存在着矛盾的表述,最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精神损害赔偿仍然没有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法定的赔偿范围之中。本文首先界定了国内相关法律对精神损害、精神损害赔偿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赔偿的概念和内涵,然后分析了当前国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制度的状况,在对比中外实践的基础上,提出将民事诉讼中纳入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问题和必要性,并阐述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现实意义。     

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缺陷及重构

由于受“重刑轻民”传统法制思想的影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存在较大缺陷及不合理之处,与现代司法理念的基本要求相冲突,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不利于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的保护。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司法理念的不断发展,有必要适时地对这一程序制度进行修改,使之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以充分体现诉讼效益原则和诉讼经济原则实现刑事审判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笔者从我国的司法现状出发,以全新的视角分析了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与现代司法理念之冲突、制度设计之缺陷及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合理借鉴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相关制度的设计理念,提出了构造符合我国国情和司法实践现状且便于操作执行的刑事损害赔偿制度。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完善与再修改

我国采取双轨制解决被害人因犯罪行为所遭受的物质损失。我国设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旨在达到以下诉讼目的,一是实现诉讼过程的经济性;二是实现诉讼效果的合目的性。目前我国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设计与上述目的的实现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其原因之一是制度设计上尚存在不同层面的冲突,面对冲突,需要我们对制度的构建做出科学的选择,以期待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予以完善。     

民事检察制度与民事诉讼原则的冲突及调和

我国民事检察制度是在民事诉讼中运行的,民事检察制度理应遵循民事诉讼原则;与此同时民事检察制度也是检察制度的一部分,具有诉讼监督的本质特性。从表层上看,民事检察制度与民事诉讼相关原则之间存在冲突,但两者在维护司法公正的共同目标下可以实现调和,民事检察制度不应因与民事诉讼相关原则存在冲突而受到质疑。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之我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损害赔偿是我国刑事立法中的一项空白,只有加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精神层面上的的抚慰,才更能体现我国社会的公平正义,使刑事诉讼更加完善、合理,切实全面保障受害人这一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缺陷与完善

我国现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立法上规定太笼统 ,相关法律规定不统一 ,关于刑事损害赔偿的救济途径的法律规定不全面 ;在司法实践中当事人的民事诉讼权利易被忽视、民事证据规则不能完全适用、审判人员审判观念存有误区等问题 ,导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存废成为讨论焦点。在立法上明确程序选择权、解决民事刑事法律在刑事损害赔偿方面的实体法规定、提高刑事审判人员的综合专业素质 ,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得到完善的途径     

质疑与废止: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在其产生之初,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是已经不适合当前的现实。现实中,该制度矛盾重重,包括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普通刑事诉讼、民事诉讼的矛盾,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内部的矛盾。同时,国外以刑、民分诉为主流和方向。因此,对该制度应该予以废除。     

合并与分离: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反思与重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立法目的在于减轻诉累 ,提高诉讼效率 ,保证正确处理刑事案件 ,维护司法判决的统一性和严肃性 ,维护国家、集体财产利益以及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但随着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 ,民事实体和程序法律的不断完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实践价值受到质疑。同时由于我国在立法规范和制度设计上的缺陷 ,导致附带民事诉讼缺乏独立性、救济范围过于狭窄 ,从而造成了对被害人的利益保护不足。因此 ,总结我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 ,借鉴各国立法经验 ,强化刑事案件民事赔偿救济程序的独立性 ,逐步实现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的分立 ,将成为重构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立法趋势     

民事诉讼标的理论的再构筑

诉讼标的的各家理论众说纷纭 ,没有形成强有力的通说。相反 ,由于各自研究的不断深入 ,反使得理论界出现了混乱。研究诉讼标的 ,不能只局限于学界中的各种理论 ,必须从立法和判例中去寻求新的路径 ,从实务中去考察法官遇到反映诉讼标的理论的案件时遵循的是什么样的原则 ,从而形成一套处理案件所一般适用的方法     

清末修订《刑事民事诉讼法》论考——兼论法典编纂的时机、策略和技术

《刑事民事诉讼法》的修订,本是为了回应守旧大臣的批评,适应当时改革的即时之需。为此,它被定位为一部暂行章程,这导致了它简单、务实的立法风格。不过,与这种风格不协调的是,立法者又显然试图将一些时人并不熟悉的制度引入中国。《刑事民事诉讼裁判等项法律》的发现,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过程提供了线索。根据现有史料,不足以断定伍廷芳就是《刑事民事诉讼法》的起草人;督抚对该草案的批评,也不能简单归结为“礼教派攻击法理派”。这次立法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方式终止,但是,作为法典编纂的一个失败案例,它却给后人以长久的启示。     

民法变通规定制定权的法源冲突及解决路径——以《民法典》相关规定阙如为切入点

为在民事法治建设中妥善处理各民族风俗习惯与国家民事法律的关系,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赋予了民族自治地方人大对民事法律规定进行变通的权力。已经正式实施的《民法典》并没有对此项权力予以明确规定,而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又因为我国《民法典》的实施而被废止。在此背景下,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还能否对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变通或者补充,是全面贯彻实施《民法典》必须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由于我国《民法通则》等法律规定的变通规定制定权是授权立法而非职权立法,依据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有关立法权限划分的规定,已无法解决我国《民法典》与《民法通则》等法律之间存在的新的一般规定与旧的特别规定的冲突问题。在民法典时代,民族自治地方人大能否对《民法典》的规定进行变通或补充,尚有待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裁决。     

《大清现行刑律》与民初民事法源——大理院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适用

“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是民初一种主要而又特殊的民事法源，源自《大清现行刑律》，但在立法层面，《大清现行刑律》从“刑律”到“民法”转变的任务并未完成，即未形成统一法律文本样态的“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司法机关适用该法源时面临着三大难题：无统一明确的内容该如何适用？相关律(例)文未去刑罚化如何用于民事审判？旧的律(例)文如何适应新的社会情势和法律制度？大理院以判例和解释例，确认并明确了“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内容范围，从原刑律条款转化出民事效果，并通过法律解释、类推适用和假借等方式，保证了其在民初司法实践中的正常适用；经由法律概念的对接、民法理论的融合和权利观念的渗透，实现了对“现行律民事有效部分”的创新，使其成为中国民法近代化历程中新旧之法融合的一个节点和枢纽，构成近代中国法制史上的重要一环。     

论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及其所为民事行为之效力

未成年人尚未成年，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全面的认识能力及预判能力，为了保护其利益，世界各国的民事法律制度，无不对其行为能力及其所为行为的效力进行必要的限制，我国亦同。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民事行为能力制度，存在着过于简单、笼统；缺乏对未成年人意思能力的应有尊重；与现实生活的实际状况相背离等缺陷不利于对相对人的权益保护，亟需完善。     

公务员精神与公务员制度

公务员精神来源于公务员制度的本质规定。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决定了中国公务员精神与西方公务员精神既有相同之处,又在“政治中立”这一点上有着根本的区别。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务员制度的不断完善,公务员精神的内涵也应当不断丰富和发展。公务员精神体现了公务员制度中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职业精神和时代精神。当前最为迫切的就是以个人自律、组织教育、制度控制、环境制约等为主要途径,从精神、制度与方法的有机结合上促使每个公务员真正成为“公务员精神”的实践者和体现者。     

挑战与应对:民行检察监督制度的新发展

民行检察监督制度获得强力推进的基本依据便是司法实践中不断增长的监督诉求,监督的范围在逐渐扩大,内含于监督中的观念性因素也在此过程中悄然转变,监督理念的现代化更新为监督制度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新的泉源基础。目前所需着力实现的制度转轨集中表现在从有限监督到全面监督、从实体监督到程序监督以及从诉讼监督到社会监督等三大转向之上,由此呈现出民行检察监督制度新发展的完整风貌。     

论冲突中的道德和法律

道德和法律的冲突来源于道德的多元化。在专制主义下 ,道德和法律的冲突的调整方式是取消冲突或放任冲突。这两种方式被历史证明是行不通的。适度冲突论是解决道德和法律冲突的设想 ,目的就是要在二者适度的冲突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