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法中确立禁止权利滥用原则的思考

随着社会的变迁,人们的法权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由"私权神圣"、"权利绝对",继而提出对私权行使予以适度的限制,禁止权利滥用逐渐被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而禁止权利滥用能否成为我国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其含义、认定标准等方面存在争议,对此做一探讨.     

推进司法改革要把握公权与私权的平衡

江平在《中国改革》撰文认为，处理公权和私权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原则，即公权不能滥用，私权也不能滥用公权滥用，会造成私权得不到保障私权滥用也不行，比如拆迁问题不考虑公共利益怎么行呢？     

“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由ITC飞利浦光盘案引出

对专利权滥用的法律规制,绝大多数国家依靠反垄断法,而美国采取的是以专利法和反垄断法双轨规制.在ITC飞利浦光盘案中,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认定飞利浦6项专利的专利权强制性一揽子许可构成专利权滥用而不具执行力.美国以判例法发展出较为成熟合理的"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在专利法框架内规制专利权滥用行为,值得我国借鉴.本文由ITC飞利浦光盘案引出专利权滥用抗辩原则,分析该原则与反垄断法的关系以及专利权滥用的各种类型,并提出我国专利法对专利权滥用规制的建议.     

论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原则

正目次一、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的比较二、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判定原则之抉择三、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判定中合理原则的具体应用近年来,国内外爆发多起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从影响较大的"微软案"、"GOOGLE案"、"百度案"、"腾讯案"等案可见一斑。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法院在规制互联网企业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时,存在以下几个疑难问题:一是如何界定互联网产品的相关市场;二是怎样认定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三是怎么判定互联网企     

论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

对知识产权滥用的认识,应当构建在清晰梳理知识产权行使行为与知识产权滥用行为之关系的基础上.它们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决然不能简单等同,因为超越知识产权权利范围行使权利的行为不是滥用行为,知识产权垄断行使行为是否构成滥用需要依其是否具有正当性而做出判断,知识产权不当行使行为与滥用行为有着本质不同.防止知识产权滥用,需要制度理性的思考.防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制度理念主要有二:一是在法律正义的基础上解决知识产权的利益冲突.我们需要对利益冲突与法律正义做出正确的判断,我们也需要在利益实现与秩序安全之间寻找衡平点;二是在私权基础上关注知识产权的社会功能.现代社会不仅需要高扬私权保护的旗帜,同时亦需要更多地关注权利的社会功能,尤其需要关注社会发展与知识产权社会功能的强化之间的关系.     

我国反垄断诉讼对“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误读

当前我国的反垄断诉讼中普遍存在着对《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规定的误读。从盛大网络案、中国移动案和重庆建行案三个典型案例入手,发现各地法院所受理的很多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并不存在《反垄断法》上的诉因,属于反垄断"伪案"。对于这些案件,各级法院不应当按照《反垄断法》进行审理。误读《反垄断法》关于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规定会带来法律和经济上的危害,有必要对这些误读做出纠正。     

公权与私权的博弈——以房屋拆迁为例

在城市房屋拆迁实践中公权与私权不和谐,且法律利益协调机制不健全,政府机构为了自身的部门利益或者执法的便利对"公共利益"做便于自己的解释,在某种程度上滥用了行政权,强制拆迁已经引发了行政权力对公民私权包括自由权、财产权、生存权的严重侵犯,出现了一些暴力抗法的流血事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为此,有必要明确界定公共利益,在公共利益平衡视角下,用法律规范的手段规制公权以期保障私权。故采取的策略可以是在法律规范中明确规定私权的法律地位,对法律规范中强制拆迁相互抵触的条款进行修改,并设置严格的程序规制房屋强制拆迁行为,增加政府强制拆迁违法行为的成本。在公共利益的范围内以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和谐。     

小议知识产权的私权和人权属性

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主要构建在对财产权或私权认识的基础上,而《世界人权宣言》赋予了知识产权人权意义。正确认识知识产权私权和人权属性,有助于在兼顾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基础上,重建或优化全球知识产权制度,并防止知识产权人滥用知识产权垄断市场的行为。     

网络平台的公共性及其实现——以电商平台的法律规制为视角

网络平台是组织生产力的新型主体,在数字经济时代承担着维护网络市场秩序、保障用户权益的公共职能。网络平台对其用户,特别是对平台内经营者,具有强大的支配力和影响力,此种平台权力属于典型的私权力。网络平台行使私权力有助于减少平台内经营行为的负外部性,弥补政府规制能力的不足,但其私权力也容易遭到滥用。除了要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传统私法规范约束平台私权力,还有必要引入公法原理及其价值要求,对平台私权力进行适度干预。网络平台制定和实施规则时,应遵循基本的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标准。法院应对平台滥用私权力的行为进行必要的司法审查。立法者应根据权责利相统一的原则,科学合理地设置平台责任。     

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的解读和反思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是知识产权研究的基本理论问题.因传统的视知识产权为私权的观点在面对知识产权相较于其他私权的特殊性及其领域内层出不穷的新问题时常常遭遇无法解释的困境,所以,有些学者提出了"知识产权公权化"理论,即在承认知识产权私权本质属性的前提下,指出知识产权是公权化的私权,试图以此来寻到新的"突破口".但事实上,该理论因其立论依据本身就存在疑问,是经不起推敲的,它是在社会思潮运动影响下对知识产权权利客体特殊性的一种误读.知识产权作为私权的根本属性不应该因为知识产权所呈现出的某些独特性而被改变,在当前承认并且强调知识产权的私权属性具有重大意义.     

刍议选择执行对象执行权的归属——强制执行中私权的行使

私权自由是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应当得到公权的尊重和保障。民事执行具有行政权属性,强制执行中选择执行对象(被执行人)执行的权利应属公权范畴,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执行对象(被执行人)的情况下,申请执行人非处分实体私权强行要求法院放弃已列入执行的执行对象,违反私权利目的构成私权滥用,应予以限制。     

论私权保护和公共责任观念的建立

在私权保护中,最为重要的是对公民(包括私营企业主)的人格权和财产权的保护.私权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是重视对公民的精神损伤的修补,将人格权纳入"私权保护"的范围内.在立法上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私权的保护应当包括对不同主体的财产权,以及对精神性权利和物质性权利的一视同仁.关注、尊重、平等对待和保护社会中一切成员的人格安全和财产安全,既是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也是国际社会人权理论的重要内容.私权(主要是人格权和财产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意味着个人在享有这项权利时可以舍弃他所应当承担的社会公共责任.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或法律对个人所应承担的公共责任提出了新的要求.保护私权的过程也就是建立公共责任观念的过程.目前有必要通过法的形式将公共责任的观念转为公共责任制.一个良好的法治社会一定是私权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同时大多数人也都建立了良好的公共责任观念的社会.     

近代中国私权理论的演变——以"私法社会化"为角度

本文以近代中国私权理论为对象,以其演变过程为主线,研讨"私法社会化"对当时中国私权理论发展的影响,从而说明唯有重视民族自身特点、将"私法社会化"建立在确立权利的价值的基础上,私权理论才能更加完善。     

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价值取向博弈

随着经济全球化、国际市场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及其实践的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知识产权领域的价值冲突愈加激烈.我国的DVD企业的专利许可收费案、微软的价格歧视与捆绑销售、思科诉华为一案以及彩电行业面临知识产权的威胁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都进一步凸现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差异.因此,本文拟从禁止知识产权滥用的价值取向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以期对我国经济发展有所裨益.     

驰名商标法律制度解析

商标功能的演变和商标权益属性的变更,导致商标法的既有制度设计遭逢挑战.驰名商标法律制度就是适应商标法的变化和调整而衍生出来的一种具有补充性、策略性的法律制度.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设计是,坚持商标法在商标私权和社会公众利益之间所划定的界限不变,而对"超侵权"行为启动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程序进行个案处理.驰名商标在本质上是商标所呈现的事实状态和法律状态的结合,这也是驰名商标"被动认定、个案保护"以及其它认定原则的基本依据.为避免对驰名商标法律制度的误解和制止滥用驰名商标,有必要在正本清源的基础上,采取必要的措施.     

声音

正"知识产权作为一个有期限的、合法的‘垄断’,似乎与反垄断法背道而驰,但知识产权法和反垄断法的终极目标都是为了促进社会福祉,其交叉点就在于反对知识产权滥用。在知识产权滥用的规制上,发达国家呈现出愈加依赖反垄断法的趋势,而中国作为知识产权主要输入国,在反垄断执法上才刚刚起步。"——业界普遍认为,"高通案"释放中国反对知识产权滥用的信号     

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新探

"知识产权作为私权"是现代知识产权法的核心原则之一,这也得到了TRIPS协议的承认和强调.社会学和自然法哲学可以为我们理解知识产权的权利属性提供一些新的视角.从自然法哲学角度看,知识产权是一种"自然赋予并由人类理性探求发现的"自然权利.从社会学角度看,知识产权是一种社会权利.知识产权的三种属性是互相融合的.正是因为知识产权是一种自然权利,是自然赋予的私人产权,所以知识产权是一种私权.知识产权作为一种私权,在私权主体参与到社会生活中时,成为了一种社会权利.     

浅议森林骑马案中的三种法律关系

德国森林骑马案中存在许多法律关系,笔者着重谈了三个方面,第一,骑马者的平等权是否受到了侵犯。第二,私权与公共利益的冲突。第三公权与私权的关冲突。在分析的同时,笔者也尝试着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     

我国证明责任分配之现状、问题与制度重构——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

证明责任制度作为合理分配控辩双方责任的重要诉讼机制,发端于近代国家限制公共权力滥用,保障公民私权的诉讼理念.在刑事诉讼中,被告人究竟对辩护事由承担何种证明责任,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是如何配置控辩双方证明责任,以及其在司法适用中有何种效果和作用等问题,殊值探讨.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著作权侵权责任立法之探讨——从百度案与雅虎案分析《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的不足

最近几年来,为规范网络服务商的行为并保护著作权人的相关权利,我国出台《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对网络服务商责任承担作出了限制。结合备受关注的"百度案"与"雅虎案",笔者将对网络服务商承担责任的"明知或应知"的判断标准以及"安全港"抗辩原则有可能造成的权利滥用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改进的建议,以供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