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区划体制合宪性问题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对于我国出现的行政区划体制合宪性问题,国际上德国、法国及日本都有各自的宪法性案例及宪法性解释可供比较与借鉴。宪法对地方组织体制的规定不可能十分详细,我国地级市设置及市管县体制是合宪的。虽然国家立法者拥有广泛的裁量权,但行政区划相关法律制定应遵循一定的宪法性原则,行政区划实施也应有法律来规范以保证其严肃性。     

论合宪推定不适用于我国合宪性审查

合宪推定起源于美国特定的宪法时刻,是最高法院脆弱时期的一种司法退守,也是司法立宪主义之司法克制的体现。依托三权分立,通过推定经济和社会立法合宪,法院承认民主的立法机关享有干预市场的立法形成自由与裁量权。我国合宪性审查不同于合宪推定,民主集中制之人民代表大会制下的宪法监督服膺于"自我革命","民主集中制"不同于分权,"自律"不同于制衡之"他律";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合宪性审查并非基于怀疑和不信任,而是出于"自我完善"的需要,目的是实现"良法善治";我国合宪性审查程序不同于法院的诉讼程序,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判断经济社会立法符合宪法是"自我肯定",而非"合宪推定"。我国没有区分政治与经济社会立法的宪法传统,合宪推定之合理性基准不适用于对经济社会立法的合宪性审查,适合的审查方法是以尊重宪法、维护宪法秩序统一为鹄的,遵守"积极法律保留",通过适用政治审查、严格合理性审查基准区别对待,分类审查,在正当化立法裁量与限制基本权必要性之间取得平衡,兼顾民主主义与个人自由双重价值。     

论民族国家的立宪模式——兼析中国和平统一的立宪路径

在现代社会,"国家认同"主要体现为"宪法认同",但是"宪法认同"亦具有相对独立性,它可能会促进或者阻碍"民族(国家)认同"观念之形成。故而,立宪者须借助于"宪法认同"与"民族认同"的互动关系,形成特定的立宪模式。在当今世界,德国、美国和欧盟可以分别作为"先民族认同后宪法认同"、"先宪法认同后民族认同"和"超民族的宪法认同"等三种"立宪模式"之典范。中国和平统一事业之实现,当以"一个中国"原则作为两岸"宪法认同"之规范基础,以"宪法认同"之发展来引导、促进中国国家统一的立宪进程。     

宪法权利的对应面及其法律化

宪法权利对应的是国家权力(主要是立法机关的立法权),法律权利对应的有国家权力(如行政权、司法权),也有社团的权力和权利以及私人的权利.自然禀赋赋予人们"应当享有"宪法权利,而要"实现"这些权利则需将其法律化.     

中国革命宪法“私有财产”概念解析

文章通过追溯革命根据地民主政权所颁布的一系列宪法文件,揭示了私有财产在中国革命宪法中更多地被规定为没收对象和经济要素,只是在特定时期,出于政治考虑而承认其为权利客体.这种立宪思路在建国后的制宪活动中得到了延续,其突出表现就是"私有财产"条款是被置于"总纲"而不是"公民基本权利与义务"一章中.因此,要全面确立私有财产权的宪法保障体系,就必须进行"正名",选择科学而可行的规范方式.     

论宪法与其他法律形式的关系

宪法作为根本法,它是基于人民主权原则制定的,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等其他法律形式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律特性。宪法作为根本法是其他一切法律形式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法律依据,"合宪性"是宪法对其他一切法律形式的正当性提出的最基本要求.宪法在一个国家法律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在一个国家的法律形式体系中,宪法是居于最顶端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法律形式。由于宪法在法律效力上和法律形式上与其他法律形式的法律特征相区分,所以,在法理上不宜将宪法视为一个与行政法、刑法、民法、诉讼法等部门法相提并论的独立的法律部门,宪法应当在法理上作为各个部门法的法律原则而存在,宪法对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具有根本法的法律约束力。     

从私人财产征收要件看煤矿兼并重组

私人财产征收是当前宪法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以宪法基础原则理论为视角考察征收要件却鲜有系统研究.以比例原则为视角考察征收"公共利益"目的正当性,以法律保留原则为基础考量征收正当"法律程序",以公平市场价格为前提形成"公平补偿",借以形成私人财产征收要件理论基础.地方政府未依照合法征收要件对矿业权进行征收和限制,使私人财产权遭受国家公权力侵害,主要原则还在于我国既存的财产权保障秩序(公用征收制度)并未能有效保障私人财产.     

公共利益界定的主体选择与立法模式

个人本位取代社会本位的趋势并不能否定公共利益的本意;宪政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制约可以通过在宪法中对公共利益进行抽象界定实现;地方立法机关有权对公共利益进行界定,但不能与全国人大的界定相冲突。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模式选择,应采取由宪法进行原则性界定,由涉及公共利益的各法律文件进行具体界定的立法模式。涉及公共利益的法律不作规定,而由有关单行法律作出规定的做法是不可行的;立法技术的不成熟不能成为立法机关逃避立法义务的理由;在私法性质的法律文件中界定公共利益是不得不为之举。     

“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商榷——刑法第93条规定在农村基层适用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刑法第93条"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以及立法机关的相关解释,在农村基层的刑法适用中暴露出诸多问题。这可以通过司法实践的具体案例得到进一步验证。有鉴于此,立法应借鉴公务员法对公务员的界定,明确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范畴,删除刑法"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的规定。     

我国宪法解释之制度与学说

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鉴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案例的实际情况,宪法学界针对宪法解释之立宪例与实践案例,认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大常委会、最高人民法院以及其他的一些机构,都可以在一定范围内解释宪法.这些观点的讨论,有助于理解中国宪法解释的实践,以及建立和完善中国宪法规定的宪法解释制度.     

Response Mechanism of Constitutional Norm to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 in a Multi-ethnic Country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fundamental realities of a multi-ethnic country determine that the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s depends on the “rule of law”. The response of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is the core of the rule of law. The constitutional norm response to the solution of ethnic problem must be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of the multi-ethnic country. They are specifie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constitutional principles with the structure of constitutional norms. Finally, a constitutional norms system for solving ethnic problems should conform to the national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范化问题及其规制

行政法规、规章以外的规范性文件即“其他规范性文件” ,存在概念、名称、制定主体资格、制定程序等的不规范。在国家统一的行政程序法典没有出台以前 ,最便捷、最有效的办法是对现行《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进行修改 ,尽早明确和统一其他规范性文件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表现形式、行文规则和制定程序。     

论宪法的“行政法化”

近来有关宪法司法化的争论颇多,但多集中于法院在民事、刑事诉讼中能否适用宪法的问题,而忽视了行政诉讼中的宪法适用问题。江苏建湖案中暴露出的许多问题,事实上与我们不能将宪法规定作为行政法规则对待有关。为使宪法"活"起来,使宪法在日常生活中能切实控制普通立法的效力、解释和适用,促使政府"依宪行政",就必须实行宪法"行政法化",修改《行政诉讼法》,允许法官在一定范围内适用宪法作为审理行政案件的依据。     

通过诉讼的政府控制

没有控制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政府权力应受到控制已成为世界各法治国家所遵从的一条公理.政府权力的无限扩张性、执政理念转变的必然性使人们开始意识到有限制政府权力之必要.实现法治国家首先要求对政府权力有所控制,通过诉讼(行政诉讼和宪法诉讼)对政府进行控制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针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首先要弱化权力崇拜、强化行政服务,其次要完善行政诉讼法、加强对政府的监督,而宪法的权威性和至上性决定了通过宪法诉讼是控制政府权力的首要选择.我国在完善行政诉讼的同时亟须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宪法诉讼制度.     

论弱势群体的宪法权利及其保护

从宪法学视角看,"弱势群体"系"制度保护不足的宪法权利主体",其宪法权利体系由"自由权"、"社会权"等实体性宪法权利与"请求保护权"等程序性宪法权利组成。弱势群体享有宪法上一般权利主体和特殊权利主体之双重地位,由此而可能发生的"权利竞合"与"权利冲突"现象,须借鉴域外宪法学原理,而透过法律条款作妥适之处理。弱势群体之宪法权利可经由立法路径转化为法律法规上之具体权利,亦可通过"合宪性解释"方式经由"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路径而予以实现。     

论行政处罚中的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

《行政处罚法》的实施应注重对相对人权利的保护,从旧兼从轻原则无疑是行政处罚实体问题上最合理的溯及力原则。虽然最高法的《纪要》对该原则的适用进行了肯定,但《纪要》的法律效力不足,加之缺乏明确具体的统一规定,在新旧法律适用问题上过度依赖个法的事后解释,使行政处罚中实体从旧兼从轻原则的适用遭遇困境,故亟需对其适用范围等争议进行厘清,在《行政处罚法》总则中对其适用范围做出具体规定,并在各单行法的过渡条款中进行精细设置,以保证该原则在行政处罚领域适用的一致性。     

论建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

“谁行为,谁被告”是对我国现行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谁主体,谁被告”的完善,是人权理念的提升、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中国加入WTO等现实国情决定的。文章从规则的宪政基础、现实基础等方面来探讨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理论基础,进而论证“谁行为,谁被告”的行政诉讼被告确认规则的合理性。     

宪法之信仰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伯尔曼先生的这句箴言同样适用于我国的法治建设。而对法律信仰的建构又应以宪法信仰的建构为首要任务。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不应忽视对宪法宗教性基础的挖掘与深思。宪法信仰与宗教信仰有独特的契合点。要建构宪法法之信仰必须确立宪法的权威,完善诉讼的仪式,增进宪法真善美的内容,提高公民的宪法意识。     

论公法上财产权——以存在根据、成立要件和表现形式为主

私有财产权中的"私有"应解为"私人享有"而非"依私法享有",因此,私有财产权既可为私法上权利,亦可为公法上权利.公法上财产权存在的根据在于宪法上私有财产权在行政法上的直接适用和宪法规定在行政法上的具体化.公法上财产权不能由公法规范和公权力主体的义务直接导出,其成立还需要以该公法规范至少同时亦具有保护特定私人财产利益的目的为前提.基于私人在公法上的一般法律地位,公法上财产权可大致区分为消极的公法上财产权和积极的公法上财产权两大类.     

当今中国宪政、法治实践中的若干理论问题

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实行法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与此同时,宪法就此问题作出了相应的修改与完善.世纪之交的中国社会在宪政法制建设的实践和迈向法治现代化的征途中面临着一系列急待从宪法、法理上予以澄清和正面解答的理论问题,本文就现阶段我国宪政、法治实践中所面临的若干最直接的现实理论问题进行了必要的宪法学、法理学分析和探讨,并对"政治与法治"、"权与法"、"宪政、法治与法制"、"政党、政策与宪法之关系"进行了具体探讨和论述,提出了在"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摆正和处理好上列诸方面宪政、法理关系的具体理论建议和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