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刑法适度性原则研究

犯罪适度化的内涵由犯罪圈的广度、超前度、刑罚的厉度等组成。风险社会中刑事立法面临着巨大的犯罪化压力,如何避免人们用来应对风险的现代治理机制和各种治理手段成为滋生新型风险的罪魁祸首,从而使其恰当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这一问题使得犯罪适度化成为风险刑法兴盛状态下必须重视的话题。     

风险社会背景下网络犯罪的刑法应对

风险社会是网络犯罪治理面临的新背景,基于网络空间存在虚拟状态不稳定性和时空流动性的现代型风险,我国网络犯罪刑法治理面临国内立法滞后性和国际规则碎片化的挑战。建议我国在积极主义刑法观指导下通过法益的早期化和公共化、构成要件的革新化,扩大刑法保护圈,从而提高自身治理网络犯罪的能力,并主动参与网络犯罪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完善。     

风险社会背景下刑法机能的冲突和调和

风险社会向刑法理论提出了诸多议题,也为刑法秩序维护机能与自由保障机能的冲突与协调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在风险社会中,刑法这两种机能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对法益保护的迫切需求以及公众对刑法预防和震慑犯罪的作用预期过高。不论是自由刑法观还是安全刑法观都有其缺陷,而合目的且合理的刑事政策应为目前最佳的选择。面对风险社会,法律专家需要注重理性认知之培养。     

风险刑法观之再审视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构建而成的风险刑法理论理论根基并不牢固。风险刑法与现代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基本价值和精神相背离,应警惕其所带有的明显的重刑化发展倾向。然而,风险刑法的基本理论及其风险刑法观亦包含着合理内核。面对社会转型时期出现的新问题和新矛盾,我国应将以危险犯的增加、预备行为和帮助行为的独立犯罪化为代表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和扩大化趋势作为刑法立法调整的一个重要方向。     

风险社会与刑法撤退

自1986年乌尔里希.贝克首次提出"风险社会"的概念以来,风险问题已经深入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中。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安全、制度的冲突与风险刑法进行深刻反思。立足于从责任主义、法益保护和刑法的谦抑精神三个方面分析风险社会与刑法的关系,刑法撤退的原因,既在于责任主义以及以法益保护为核心所构建的刑法体系的要求,又在于风险社会下除刑法之外的社会制度的有效性。     

中国社会现实语境下的风险刑法研究

"风险"是德国学者贝克提出的"风险社会"理论的重要基石,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的风险刑法在我国刑法学界引起巨大争议,我国很多学者在进行风险刑法研究时不当地扩大与泛化"风险"的范围。就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虽然我国与西方高度发达、富裕的福利国家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但不能以此否定我国社会也存在"风险社会"意义上的"风险",然而风险刑法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难以应对"风险社会"之"风险"。与此同时风险刑法也有其优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我国社会某些领域存在的事故型风险,但必须严格限制其适用范围。     

风险社会的刑法价值立场

廖天虎在《学习论坛》2013年第5期撰文认为,风险社会理论对法学学科产生了较大影响并产生了风险刑法理论。风险刑法为应对“风险”,在刑法的适用上,主张扩大犯罪圈、降低入罪标准,坚持的是行为无价值理论,将处罚的重心由对引起结果的关注转移到行为本身。结合风险社会理论的真正语义和我国国情及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与规定,在风险社会下,刑法应当固守其“重心”,即对结果无价值的坚守,维护现代刑法的基本原则。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法律变革

当代中国正在进入风险社会,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已达警戒水平,公共安全状况恶化,应对群体事件不力产生政治风险等。为了应对风险社会,法律应作出适当的变革,法律中的传统责任理论也应适度让步于风险社会,要有适度超前的法律变革理念,要掌握好社会发展和风险增加之间的平衡,制定和谐统一的法律制度。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社会团体腐败问题研究

社会团体腐败具备风险的三大本质特征，因为它是人为的风险，具有严重的后果并且是可以被治理的。本文试图采用风险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社会团体腐败问题，笔者认为，我国的社会团体腐败风险是在我国特有的风险背景下产生的，是转型社会特有的产物，是制度设计失误和操作失误共同作用的后果。根据社会团体腐败风险的引发因素，笔者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来治理和干预社会团体腐败风险。     

浅谈刑法国际化背景下刑法的发展

随着当今世界的全球化发展,法律制度也开始向国际化方向迈进.世界各国政府基于对人权保护的前提下,逐步开始调整本国刑法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我国的刑法进程也应顺着当今世界的刑法发展趋势,在立足于已有的刑法政策前提下积极吸收各国刑法有益的立法经验,注重刑法理念的更新和对现有刑法制度的完善,这样大大减少了我国刑法制度和国际化刑法制度的差异,也使得我国刑法能够符合当今世界刑法发展的进程,这对于我国刑法的长足发展和实现刑法应有的职能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风险社会背景下民生事务的善治

当前社会是一个风险社会,它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民生事务。根据＂风险社会＂理论,现代社会的突出特征是人类面临着威胁其生存的由社会所制造的风险。群体性事件频发表明了民生事务处理不慎在社会上引发一定的风险。对此,有必要创新民生事务管理机制,实现民生事务的善治,实现包容性增长。     

风险社会背景下的县域和谐社会构建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在新世纪提出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一战略构想的提出是对当代风险社会环境的一种认同和反应，反映了执政党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在风险社会背景下，中国和谐社会的建构应以县域为基本单元，针对县域社会存在的农村、农民问题，通过制度改进以及建立应急机制来化解风险，构建和谐社会。     

风险社会下的我国刑事政策与刑事立法

对风险社会的治理是庞大的系统工程,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其中作用重要,直接影响着我国刑事立法的走向,刑法机能也因此发生相应变化。伴随刑事法网日趋细密,犯罪圈呈扩大态势,入罪标准选择性降低,刑罚的设置和执行将总体趋宽。这并不意味着犯罪的危害性在缩小,而是对犯罪的认识更为理性所致,是刑事政策的调控目标从一元走向多元的必然。     

风险社会背景下行政决策之新发展

目前,我国正处于风险社会以及社会急剧转型期,新的社会背景给行政决策的环境、动力、体制、模式等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行政决策呈现出诸多新特征,这也对行政决策权的配置和运行的科学化、民主化、规范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风险社会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风险社会的出现是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必然结果,它具有不确定性、全球现代性、责任不明性等普遍特征.我国现代化过程中,社会风险的根源和特点互为表里,主要表现为历时态风险的共时性存在、结构性风险的过程化表现、复合型风险的并发性出现、累积性风险的突然性爆发.在探明我国社会风险成因与特点的基础上,应立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树立现代风险意识,强化责任政府职能,重视社会政策建设.     

刑法立法全球化刍议

全球化是现代性的延伸,经济与法律全球化都是其中一个侧面,从普遍联系的角度进行理解,可以将其概括为"脱域"的历史过程.在全球化视野下,刑法作为重要的社会控制手段与社会规则体系,从立法模式、基本原则、整体趋势等多角度进行考察,也会发现其具有"脱域"属性.而刑法立法在这种全球化趋势下,具有反映与塑造的双重指导作用,当前法学整...     

积极老龄化背景下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实证研究

研究发现,城市老年人社会参与的自组织性并不高,多数停留在被动参与层面,在参与意愿方面被动倾向也非常明显;在参与社会活动的方式及参与程度上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在参与意愿上则无明显性别差异;受教育程度的高低与对社区活动的关注度成正向变化;离退休前的职业声望、社会地位的高低与老年人社会参与程度的相关性呈现不规则变化;收入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的重要变量,自认为经济收入一般的老年人是社会参与的中坚力量,其参与度高于生活优越的老年人;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年人其社会参与程度低于不与子女生活在一起的老年人等,社区组织发育不完善、主动性不强是老年人社会参与不足的主要原因。     

刑法契约观下亲情因素的回归

刑法契约现是契约型刑法的基本理念,刑法契约是指国家与国民(双方当事人)在刑事领域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契约双方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对应关系体现在双方当事人“划定什么是犯罪和什么不是犯罪的问题(契约实体)以及讨论犯罪后果问题(契约罚则)”之中.刑法契约观为刑法中亲情因素的回归提供了可能,从体恤和惩罚两个角度讲,契约实体中亲情因素体现在亲情犯罪、真正亲情因素犯罪、自我亲情体恤犯罪中.契约罚则中的亲情因素主要体现在各种刑罚制度中.     

WTO背景下的政府职能观

加入WTO ,加快了中国经济与世界一体化的进程。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理在观念、体制和行为方式上需要做必要的调整。确立新形势下的政府职能观 ,改革和转变政府职能 ,必须遵循WTO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