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行贿的文化背景透视

律师与司法人员“拉关系”,甚至行贿现象,表面上是部分律师职业道德低下的反映,是不良司法环境的产物。实质上,这些不过是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制度层面的显现而已。律师执业规则和惩戒制度应进一步完善,同时,更要从立法上确认律师为法律职业共同体的一员,并提高律师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     

论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司法认定

区分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的关键是要正确理解刑法意义上的“单位”和正确区分行贿犯罪中的单位行为和个人行为。文章对一人公司行贿、私营企业行贿、挂靠型主体行贿、风险经营型主体行贿、承包经营中的行贿等司法实践中的典型问题作了深入分析。     

民营企业家助推安徽地域文化创新发展的实践探索

安徽地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具有兼容并蓄、经世致用、积极进取的特点。安徽民营企业家在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在传承优秀地域文化,创新地域文化投资模式,以互联网思维促进安徽地域文化建设等方面,助推了安徽地域文化的创新发展。     

论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文化根源

法律文化是影响一个国家民主和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而法律文化又是影响社会变革的最顽固不化的障碍。而在当代中国,国家主义法律观、暴力主义法律观、工具主义法律观则作为传统观念和政府政策的产物影响着中国当代的法治建设,本文拟通过对中国当代社会中最具影响力的法律观念的阐述,探索中国公权力异化的深层次文化背景,从而揭示中国法治进程中所遇到的种种问题的文化根源。     

公权力的异化与回归

公权力的产生源于私权利,目的是为保护公共利益,但公权力在其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异化,现代法治的核心之一就是对公权力的制约。目前公权力异化主要表现为公权力寻租现象突出、范围无限扩张、行使程序不正当、对私权利的无视与侵犯等。公权力的异化不仅导致其权威性降低,而且造成资源和公共利益受损。法治建设的过程是公权力的回归过程,其有赖于权力的下放与监管、公权力行使者法治理念的树立、公民法治意识的提升及规则秩序的确立等。     

公权力优位文化对我国检察制度改革的影响

公权力优位是中国权力文化的特点之一。尽管当代社会在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及伦理基础方面均发生实质性变迁,但公权力优位的传统文化至今仍然深刻禁锢并影响着现代人特别是广大官员的思维模式、行为习惯和交往方式。比如过度适用刑法解决民事行政事务、“官本位”思想及公权力过度介入市民社会等都是典型例证。当前,检察制度改革应当以公权力优位传统文化为突破口,在刑事诉讼中要注意宽缓刑事政策的适用和加强人权保障;要进一步强化检察机关对职务犯罪的侦查权力;进一步拓展和加强检察机关对行政权的检察监督,把行政权力“装进”制度的“铁笼里”。     

行贿非罪化探究——基于实务中破解行贿与受贿同盟关系的思考

在贿赂犯罪中，行贿人与受贿人双方都构成犯罪，都有各自的利益，加之贿赂事实隐秘易隐瞒，双方易结成同盟，增加了司法处理的难度。对行贿采用非罪化的处理，可以有效瓦解其稳定的同盟关系，重点打击受贿行为。我国应改善有关立法，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信守义务的需要。     

企业文化与企业家能力资本增值

企业文化与企业家能力资本增值有着密切的联系,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是企业最高层次的管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传统文化基因

新时代新征程的首要任务是以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迫切需要大力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优秀企业家作用。新时代优秀企业家精神所包含的“爱国”“创新”“诚信”“社会责任”和“国际视野”等核心内容,都可以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找到思想依据和力量源泉。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新时代企业家精神的文化基因,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营养和理论智慧,对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推动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政府公权力异化的微观经济机理研究

公权力问题是吏治的一个核心问题,政府公权力异化的预防和治理是当代中国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从微观机理探讨公权力异化的成因,以此为基础构建公权力治理的多种途径,对于当代中国吏治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外部监督对国家公权力的规制

加强对国家公权力运行的外部监督是相对于内部监督的一个重要方面,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需要各方面的外部监督机制才能得以保障和完善.因此,必须强化外部监督的论点,目前我国外部监督对国家公权力进行监督的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必须强化外部监督的法治渊源,以立法、完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以及构建一个成熟的、规范的公民社会为支撑点,加强外部监督,提高对国家公权力进行规制的实效.     

虚构民事环节型行贿犯罪若干疑难问题的判断规则

应当以成本价格为核心判断是否明显偏离市场价格——请托人以低于或者等于成本价格的方式向国家工作人员出售商品的,请托人属于明显低卖;计算请托人向国家工作人员购买商品的市场价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请托人在国家工作人员于成本价格的基础上附加高于该差额2倍利润的情况下予以购买的,属于明显高买。股票、期货等委托理财应得收益的确定属于证据问题,关键是要掌握请托人收取国家工作人员实际投资后进行理财操作的实际情况。     

修己安人、内圣外王——论企业家的文化建设思路

企业的文化管理与建设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企业领导人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企业里其他人无法替代的,首先,管理根植于文化之中,其本质是文化;而一个企业其文化的精髓源于企业家个人的价值观,企业家要明确自己在文化建设中所担当的角色,厘清思路,发挥自身应有的作用,与员工一起建立起企业共有的价值观念,为建设百年基业奠定文化基础。     

关于行贿犯罪的几个问题

行贿是引发受贿犯罪的温床,加强对行贿犯罪的研究对从源头上遏制受贿犯罪有重要意义。“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非法提供的帮助或方便;行贿行为有典型行贿和经济行贿,构成犯罪均需达到一定数额或情节严重;行贿的内容应从财物发展为财物和非财产性利益;“从宽处罚”的特别规定应适用于所有行贿犯罪行为。     

干股行贿犯罪的司法认定

干股是指未出资而获得具有相应资金对应、可定期收取红利的合法股份。未经登记但达成合意的干股转让行为在《公司法》上并未生效,但在《刑法》上却发生了事实转让,也应当认定为行贿。司法机关应当集中搜集产权交易中心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的时间记录、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时间约定、贿赂双方关于股权转让行为时间的供述等证据。干股行贿未遂数额(干股价值)可能远高于既遂数额(红利数额),完全采用既遂吸收未遂的处理方法,难以达到刑罚目的。     

公权力下的罪犯私权保障探析

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发展，监狱作为国家专门行刑机关．在对罪犯实施惩罚改造的同时。对罪犯依法享有的人身权利和与人身有关的其他权利给予保护，并制定了一系列保障措施，但由于重刑主义在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人们不把罪犯视为同类的心理以及相关法律保障制度的不完善，致使罪犯权利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为适应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不断发展的要求，作为国家法律文明窗口的监微，有必要建立健全保障罪犯权利的法律制度。     

委托行使公权力的事例研究——行政契约VS私法契约

在公共行政领域,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行为大量存在。在理论与实践上,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认识仍存诸多争议,故委托行使公权力的运作轨迹值得关注,包括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与法律效果等。在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中,契约可否作为委托依据、委托事项是否需属于受托机关法定职权内的事项与委托界限等诸多问题存在争议。对于委托行使公权力的构成要件的认识差异,直接影响其法律效果,尤其以契约进行委托的相关问题争议较大。基于实证规范、公共利益与政府责任等方面的考量,行政强制法上的代履行与商业性银行代理国库业务等行为间的法律关系应被确定为行政契约。     

企业家与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有何不同?

文化价值观对企业家精神的培育和创新行为的生成具有重要的形塑作用.本文从公平、信任、社会责任和财富观四个维度对企业家和大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展开比较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大学生与企业家在分配公平、结果公平、被信任程度、区域信任、承担社会责任和收入幸福观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机会公平、承担社会责任倾向、财富追求倾向和公共财富观这些方面未发现明显差异.对企业家文化价值观的多因素回归检验表明,企业家比大学生更能够接受结果公平并愿意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家更倾向财富创造并且更不看重收入对幸福的影响.     

警察公权力与公民私权和冲突的法理思考

现代社会,警察公权力的范围不断扩张以及其权力的滥用,对公民的私权利造成了很大的侵害。同时,公民也在消极地抵抗警察的公权力的行使。本文分析了造成这两者冲突的原因以及缓解这两者冲突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