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看守所

2012年3月14日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人们关注的看守所问题予以回应,条文中十次出现"看守所"。从新《刑事诉讼法》规定来看,看守所应当视为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依法享有独立的诉讼地位。其所展示的看守所的诉讼职能可以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未决羁押的执行职能,二是部分刑罚的执行职能。现行看守所事实上隶属于同级公安机关,应当重置看守所管理体制,保证看守所中立。     

新《刑事诉讼法》对检警关系之完善

2012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从拓展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控制的范围、完善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控制的程序、扩大检察机关对侦查人员直接指挥的权力、赋予检察机关对违法侦查行为制裁的权力等四个方面完善了检警关系。但我国检警关系仍然存在诸如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权未能得到确立、公安机关的权力依然过于强大等不足。为此,需要进一步完善检警关系,加强检察机关对侦查活动的指导与控制。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适用——基于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275条为逻辑起点的展开

修改后刑事诉讼法创设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秉承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体现刑罚的功能目的、契合少年司法的发展趋势,有着独特的价值功能。但缘于立法建构的粗陋及法律语言的模糊,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适用困惑。梳理上海模式、彭州模式和乐陵模式,司法实践中,适用该制度时应从封存范围、封存主体、作出封存的时间、封存的方式、查询的主体与事由等方面作出可操作性的规定。     

新《刑事诉讼法》视野下看守所的职能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使看守所的职能发生了一些变化。看守所应当严格履行法律赋予的职责,积极探索新的工作方式、方法,完善监管制度,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理性对待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兼评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

未成年人前科消灭制度在保护未成年犯罪人合法权益方面具有突出的价值,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刑事诉讼法修改为背景,以“相对合理主义”的立场分析实现未成年犯罪人个人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平衡,分析了建立未成年人前科封存制度以及与之配套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的合理性。我国刑诉法对这两项制度规定有所不足,应加以完善。     

关于贯彻执行新《刑事诉讼法》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的思考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赋予公安机关更多法律手段和抓手执行取保候审的相关规定,也对公安机关贯彻执行取保候审有关规定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公安机关应当运用好相关手段、措施,正确、规范、有效地实施新《刑事诉讼法》.     

公安机关实施新《刑事诉讼法》面临的问题与对策

新《刑事诉讼法》即将生效,而目前公安机关还存在着执法理念不能适应新《刑事诉讼法》要求、刑事技术力量不足、科技强侦投入不够、民警科技取证能力不强等客观困难.公安机关应理性对待刑诉法修改,正视面临的问题,主动更新执法理念、转变传统侦查模式、完善执法制度、加强执法管理监督,多措并举提高侦查取证水平,积极应对挑战.     

新《刑事诉讼法》中特殊侦查制度的若干问题

新《刑事诉讼法》将长期处于隐秘状态的技术侦查作为单独一节加以规定,体现了控制犯罪与人权保障的平衡,也是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的一个重要标志。过于原则化的规定使得法律条文急需相关解释加以完善,但是最新出台的司法解释和相关部门规章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立法缺陷并未得到弥补。这不仅不利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规范和限制,而且易导致特殊侦查措施成为侦查机关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由此,本文对于特殊侦查措施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论我国刑事侦查措施之新发展——基于新《刑事诉讼法》之分析

侦查措施是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之一。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侦查措施之新发展体现在侦查理念的完善、传统侦查措施的修改和完善,隐匿身份侦查和技术侦查措施的明确规定等方面。针对这次刑事诉讼法涉及侦查措施修改中存在的不足,建议作进一步的完善。     

浅析我国拘传制度的立法缺陷及完善——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背景

2012年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强制措施中的拘传制度进行了修订,新修订的内容既解决了司法实践中普遍反映拘传期限较短的问题,又规定了拘传对象应享有的权利,体现了刑事诉讼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的双重价值,维护了二者间的平衡,具有重大进步意义。但经认真研读法条及相关规定后,笔者发现拘传制度中的两次拘传间隔、拘传对象的权利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同时缺乏拘传的告知和监督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与侦查程序若干问题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中查明犯罪与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最容易发生冲突的阶段,从侦查程序的上述两个目的和两种基本价值的协调来看,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在两方面都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应当围绕保障侦查机关有效执行侦查职能和确实加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两个目的,从刑事立案、侦查行为的实施、侦查权力的控制、犯罪嫌疑人的防御权等方面进行修改与完善,以保证侦查权的有效、正当行使。     

刑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之再探讨

关于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关系 ,历来存在“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之争。前者忽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将刑诉法的价值定位于为保障刑法的实施 ;后者特别重视程序法自身的独立价值 ,进而认为程序法是实体法的母体 ,以致形成了程序本位主义。我们认为 ,程序工具主义和程序本位主义都失之偏颇 ,因为它们均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内容与形式的基本原理。藉此 ,我们主张 ,刑事诉讼法具有不可否认的自身的独立价值 ,但其首要价值是保障刑法的正确实施     

论《刑法修正案（八）》中的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确立于现代社会,为我国刑法的修改提供了新动力,它的落实要求在刑法的立法和司法过程中做到“以人为本”。新颁布的《刑法修正案（八）》从人性、人道和人权多个方面体现了人文精神,立法者和司法者应通过对其内容的研究,促使刑法同人文精神更好地结合,使得我国刑法更趋合理和文明。     

犯罪现场勘查工作的几点新要求

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 ,对执法的程序要求越来越高 ,特别是庭审方式的改革 ,对现场勘查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 ,因此 ,必须改革目前的现场勘查方法 ,提高现场勘查水平 ,以适应新的要求。     

现场犯罪信息在刑事侦查工作中的运用

现场犯罪信息是指犯罪嫌疑人在现场留下的各种痕迹物证 ,以及侦查人员通过现场表面客观事物的变化所获得的一种理性认识。进行现场勘查 ,重点在于正确引导、开拓侦查人员的思路 ,而不拘泥于现场的“事实”或表面现象 ,以充分发挥侦查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把握住事物在本质上的联系     

新律师法之下的刑事侦查理念的更新

律师会见权以及调查取证权的完善和强化是修订后的律师法中最主要的亮点,它给刑事侦查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和新要求.面对这种新的挑战和新要求,要提高侦查破案水平,增强驾驭侦查全局能力,侦查理念的更新转换显然是首要任务.     

刑事审前司法审查制度构建论纲——《刑事诉讼法》再修改背景下的期待与言说

司法审查机制在我国刑事诉讼审前程序中的缺位造成我国刑事诉讼的重大结构性缺陷,基于对审前程序中侦控权力运行的制约、为被追诉者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以及与国际接轨的考虑,审前司法审查制度的构建应为我国刑事审前程序改革的方向之一;审前司法审查的效力范围应当限定为有关强制性措施的适用和审查起诉行为;司法审查之主体应为人民法院,作为司法机关的我国人民检察院并不能担当司法审查之职能;司法审查方式可采取事先司法授权和事后司法救济的结合;其具体程序可按照司法授权程序、司法救济程序和公诉审查程序分别设计;此外,为实现人权保障和犯罪追究的协调统一,司法审查相应例外规则的确立也尤为必要.     

我国侦查结构及其完善——以2012年刑诉法修正为背景

随着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正,我国侦查程序的结构得到一定程度的完善,但是依然存在着不合理之处,如侦查程序主体地位虚化、控辩对抗不足与缺乏中立的审查机关等。为进一步合理化改造侦查结构,我国应当确立侦查机关独立行使侦查权的原则、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主体地位、强化控辩对抗与强调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客观公正义务等。     

论新刑诉法司法鉴定问题的修改

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对司法鉴定问题作出几处修改:将"鉴定结论"改为"鉴定意见",确立了生物样本采集制度,对鉴定人之出庭范围、人身安全保护、拒不出庭后果作出具体规定,并增设有专门知识的人参与刑事诉讼制度。修改之处在转变盲目依赖鉴定的观念、增强鉴定质证、吸纳当事人主义合理因素等方面呈现诸多亮点,但有关生物样本采集程序以及鉴定人出庭效果等方面依然有待完善。     

刑事侦查的成本收益分析及其理论应用

成本收益分析是法律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它不仅涉及有关法律价值等具有法哲学意义上的法学理论问题，而且涉及具体的法律问题和几乎所有的部门法领域，刑事侦查领域亦不例外。我国侦查部门的办案资源严重缺乏且存在资源配置不合理、利用不充分的情况，由此导致侦查工作的低效益。目前的侦查现状对经济分析方法的运用提出了现实性的要求。要借助于微观经济学的分析工具，分析刑事侦查学的成本与收益并构建理性犯罪人模型与刑事侦查边际收益递减模型，以此为基础指出我国目前刑事侦查活动的低效益现象并提出若干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