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族裔游说与移民爱国主义——以阿裔美国人的游说为例

冷战结束后,族裔游说在美国政治中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这一趋势将因奥巴马当选而得到强化.美国学术界对族裔游说的观念可分为积极和消极两派,消极派占据上风.消极派认为族裔游说有损美国国家利益,质疑为其母国利益游说的族裔的爱国主义.因此,在不同处境下的族裔游说团体要么选择消极游说--处境不利时首先致力于证明自身的爱国主义,要么选择积极游说--无须担忧爱国主义被民族主义化的风险时正面促进其母国国家利益.阿裔美国人游说的发展过程就是经历了消极游说和积极游说两个阶段的一个典型.     

透视当代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

二战后美国华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比战前有相当大的提高,他们的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家庭平均年收入总体上超出了美国白人的平均水平.但这并不表明华人的实际社会经济地位已经比美国主流群体优越.事实上,华人较多的教育投入并未得到相应比例的回报.在同等教育层次下他们的职业地位和收入水平均低于白人.此外,华人族群内部在教育水平、职业地位和收入方面存在两极分化的现象;华人与美国其他亚裔群体相比,在某些方面处于劣势.     

美国总统的幽默故事（小幽默）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的第一位总统。他有一个年轻的秘书，一天早晨，这位秘书来迟了，他发现华盛顿正在等候着，感到很内疚，便说他的表出了毛病。华盛顿平静地回答：“恐怕你得换一只表，否则我就要换一位秘书了。”     

对当代美国政治文化冲突的思想诊断——读丹尼尔·罗杰斯的《断裂的年代》

冷战结束以来,一种新型的社会思想冲突开始席卷美国,并被形象地称为"文化战争"。与1960年代青年反正统文化和反越战运动相比,"文化战争"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远超前两者,其中又以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崛起而受人瞩目。在这场论战中,新保守主义者不仅在一系列美国社会的重要议题,如国家、社会、经济、宪政、对外政     

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选择--从东约（SEATO）到东盟（ASEAN）

受冷战的影响,20世纪50-70年代的东南亚区域合作经历了由外源型向内生型的方式转换。外来因素不仅塑造了东南亚区域主义基本样式,决定了区域合作的性质,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和方向。在众多的外部因素中,域外大国,尤其是西方阵营的主导性国家———美国的外交政策发挥着关键作用。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区域合作的政策也经历了由积极介入、强力主导到施加间接影响的转变,主要体现在对东约（ SEATO）和东盟（ ASEAN）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区域合作组织采取不同的政策。本文即选取这两个区域组织为案例,通过对史料的解读,分析冷战时期美国对东南亚不同类型的区域组织采取不同政策的原因和政策实施效果。     

美国军政府与南部朝鲜的政治发展进程（1945～1948年）

1945～1948年，驻朝美国军政府一面支持当地的右翼保守势力，强化军警力量和右翼准军事青年组织，镇压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左翼和人民的反抗运动，一面在南部朝鲜进行意识形态灌输和美式民主移植。两种做法看似矛盾，实则统一于反共主义之下。美国军政当局政治行为的影响非常深远，朝鲜战争的爆发、李承晚独裁统治的延续和韩国学生民主运动的兴起均与此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转型中的俄罗斯国家能力：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的分析（上）

苏联的解体和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导致了俄罗斯国家权力的流失。在30年的转型进程中,俄罗斯始终在推行国家重构策略,追求建设一个“强国家”。俄罗斯国家的重构策略可以从政治制度与精英体制两个角度进行考察。在政治制度方面,俄罗斯国家主动塑造了一个以联邦主体首脑为绝对核心的地方政治体系。在当代俄罗斯地方政治中,“州长”合并了苏联时期多个政治机构的权力与职能,“州政府”则成为州长权力体系的延展和辅助。为避免对“州长”的过度依赖,俄罗斯国家进行了复杂的制度设计保证对“州长”的权力进行分化与制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在联邦主体层面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竞争结构,使纵向从联邦到地方层级,横向从政治、经济到社会领域的众多精英都能参与对“州长”职位的竞争。另一方面,俄罗斯国家还通过上级与下属机关等正式机构,以及直管机构、派驻机构、社会组织、市场主体四类非正式机构实现了对“州长”权力的拆分。最终,俄罗斯国家塑造了一个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工具的掌控,联邦政府就能灵活调整联邦主体首脑所拥有的权限和影响力,并对其长期持续性地施加压力。治理者与治理工具相分离的特征实际上正体现了俄罗斯地方政治制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