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文革”的外国人

美国专家写出"造反大字报" 1966年,狂潮陡起,神州大地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动乱开始了!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时,"万岁"声如雷,广场上百万红卫兵哭着、吼着,成为一片躁动翻腾的红海洋.斯特朗十分敬仰毛泽东,"文革"初起时,80岁的她也热血沸腾,在<中国通讯>中以8页半的篇幅介绍文化大革命,向国外心存疑惧的外国人解释说:它不是"一场接班之争",而是"改造人的灵魂并建立新世界的梦想!"当时热情讴歌甚至亲自参与"文革"的外国人很多.1966年8月,在中国的许多外国留学生、专家,也像中国学生一样,搞起"大辩论"、"大字报".     

刘少奇冤案始末(续)

【上期提要】 1966年5月30日,经毛泽东同意后,在京主持中央政治局工作的刘少奇等向北京地区高校及其他一些单位派出了“工作组”,以指导“文革”运动的开展。这一举动引起了“文革小组”的不满,毛泽东回京听取了“文革小组”的汇报后,对刘少奇主持下的中央第一线领导极端不满。1966年8月15日,毛泽东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致使刘     

博采之窗

“文革”初期康生写给毛泽东的秘信1966年5月25日下午2时许，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上出现了一张聂元梓等署名的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这张大字报，堪称“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以来的第一声“惊     

五十春秋风雨路——谭震林与毛泽东交往轶事(续完)

谭震林对“文革”很不理解,埋怨“跟不上”毛泽东了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使谭震林陷入迷惘之中。“文革”初期,谭震林是想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积极参加运动的。他曾经向农口所属院校派工作组,参加接待来京串连的红卫兵,到大专院校看大字报,同“造反”的学生谈话。但是,后来发生的许多事情却使他改变了想法。当时,全国大字报铺天盖地,学校停课,     

外国人卷入“文革”纪事

提起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许多中国人曾身临其境、深受其害而终生难忘、反思不已，也大都知道那是中国人自己非常岁月的非常事。鲜为人知的是，当时竟然有不少外国人也亲自参与“文革”，数位美国专家还写出过“造反大字报”，与当时的中国人尤其是红卫兵闯将一样搞过免费“大串连”，更不可思议的是“文革”的滔天风浪还波及到海外……     

共和国两位主席的分歧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头直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这张大字报不仅为“文化大革命”推波助澜,而且还“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于是,刘少奇是毛泽东的最亲密战友和最适宜的接班人的惯有说法被颠覆,他们之间由来已久的分歧,也被公之于众。     

朱、毛谢世前的最后一次会面

1970年,毛泽东和过去的老战友们,已经很少有闲暇时间互相来往。 “文革”开始不久,八十高龄的朱老总也未能避免“文革”炮火的攻击。一时间,中南海内外贴出污蔑他是“军阀”、“黑司令”、“老机会主义者”的大字报。毛泽东得知后,在一次约见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时曾对这些大字报提出过批评。他说:“这很不好,朱毛朱毛,朱德和毛泽东是分不开的嘛。”     

“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七位作者今何在

一 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作者署名是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大字报贴出后,在北大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支持者有之,反对者更多.当晚,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来到北大,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边,强调“有组织、有纪律”和“内外有别”.6月1日晚8时30分,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发了这张大字报,从而在全国范围内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这张大字报也被毛泽东誉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纪登奎的崛起与悲剧(之十)

在文革初期(续) 十五、毛泽东拉着纪登奎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1967年8月22日(一说9月22日),毛泽东在回北京的途中路过郑州。他在专列上接见了河南省革委筹备小组组长刘建勋、副组长王新、纪登奎。 一见面,毛泽东就高兴地拉着纪登奎的手,说:“纪登奎,老朋友啦!” 刘建勋向毛泽东汇报河南的。大好形势”,并夸奖说:“纪登奎同志在河南文化大革命中可受锻炼了,他在运动中被关了四个多月,批斗、坐飞机可多啦!”     

陆平为什么被“第一张大字报”点名

“文革”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浩劫，发动的标志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毛泽东批准的“五一六通知”，另一个就是在“通知”鼓动下，经康生、曹轶欧策动而产生，由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署名贴出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有一个很长的标题《宋硕、陆平、彭碾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周恩来在“文革”中的政治谋略探微

1966—1976年在中国大地上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在当代历史上所经历的一场大浩劫,也是发生在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内的一次最惊心动魄而又最残酷复杂的内部斗争。作为亲身经历这场历史大悲剧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为了捍卫人民共和国的基业,击败林彪“四人帮”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政治阴谋,展示了深邃的政治谋略。敢入“炼狱”为党为民 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发出的《五·一六通知》和同年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公开发表,宣告了全党全国全面“内战”的开始。在党内激战的冷峻形势下,位居总理的周恩来必须有所抉择。摆在周恩来面前的路有三条:一条是远事避祸,退居茅庐,以为退策;但从当时周恩来的实际处境来看,退却势必会被党内     

“文革”纪事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 没有红卫兵运动,就不会有延绵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离开了毛泽东的支持,就不会有一度“如火如荼”的红卫兵运动。 1966年5月29日,清华附中的学生秘密成立了一个名叫“红卫兵”的组织,寓意为保卫红色政权的卫兵。六七月间,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先后张贴出一论二论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等三张大字报,表示“造反有理”,要一反到底。8月1日,毛泽东写信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从8月18日到11月26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八次检阅红卫兵达1100万人次。检阅中,天安门广场人海如潮,红卫兵小将们狂热无比。人人都双手举过头顶,向着毛主席欢呼着,跳跃着,许多人把手掌都     

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1966年8月18日北京纪事

为动员全国人民投入"文化大革命"及庆祝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1966年8月18日,中共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了百万红卫兵和群众。毛泽东对青年,特别是学生,寄予极大的希望1966年7月18日,毛泽东从外地返回北京。在之后的一个月里,毛泽东主要做了五件事:决定撤销工作组;公开表态支持清华附中红卫兵;写出矛头指向刘少奇的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在中共八届     

毛泽东《沁园春&#183;雪》引发的故事

毛泽东的咏雪词刊发后，御用文人毁之日“帝王思想”，“冶态妖容”；陈毅道此场风骚较量是：“方寸岑楼怎比高!”蒋介石愤然作色道：“比打一个大败仗还丢脸!”毛泽东不屑一顾道：“鸦鸣蝉噪，可以喷饭!”在中华3000年诗史上，如此壮景，尚无二例。一言兴邦，未免夸张；一词定国，却是事实。难怪外国人早已作出结论，一个诗人赢得了一个新中国。     

两位伟人的最后一次面晤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紧接着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名次排列,由第二降到第八。这以后,刘少奇就正式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对象了。1967年1月13日深夜,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让秘书接刘少奇去谈话。刘少奇郑重提出二条要求:“一、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广大干部是好的,特别是许多老干部是     

“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文革中毛泽东怒斥林彪

文革中,林彪是以毛泽东最亲密的战友出现在世人面前.然而,在这种表象下面,还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分歧.1 文革中,林彪为了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又一次大谈天才论.“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诞生的台前幕后

如果说,姚文元于1965年11月10日发表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是“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的话,那么,以聂元梓为首的7个人于1966年5月25日在北京大学贴出的后来被称之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是使“文化大革命”全面爆发的起爆点。这张大字报,是当时中国政局发展的结果,又反过来影响着中国的政局。那么,这张大字报是怎样诞生的呢?     

一把刺向周恩来的暗剑——“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系列之三)

扳倒陶铸之后,江青一伙的 下一个目标是周恩来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后,刘少奇、邓小平虽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实际上已“靠边站”了。党和国家的重任倾在了周恩来的身上。鉴此,全会期间在讨论政治局常委分工时,周恩来向毛泽东建议,让刚从广州调中央工作的陶铸担任要职,以协助他处理党和国家的日常事务。毛泽东采纳了周恩来的建议,并在政治局常委名单草案上亲自用红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的后面、陈伯达的前面。这样,陶铸一跃成为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的中央     

沉浮在“文革”的中央委员

在中国发生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神州大地的一场浩劫,也是毛泽东晚年政治生涯中最大的不幸。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于1969年4月、1973年8月分别召开了第九次、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共计选出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322名。据不完全统计,到“文革”结束后,第九、十届中央委员有百分之四十多被清查,上百名中央委员犯有错误或罪行,其中有13     

“第一张大字报”发表之后

1966年5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北京大学大饭厅东墙上贴出了引人注目的大字报，作者是聂元梓等7人，标题是：《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大字报抨击的宋硕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是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彭佩云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内容直指北京大学的领导人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反对“文革”，煽动人们起来“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