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星：公共权力委托——代理视角下的官员腐败研究

在民主政治中，客观存在着公共权力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信息不对称与合约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容易诱致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当公共权力代理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滥用委托人的授权，获取未经委托人同意的个人私利时，就产生了腐败。由此，可以在发生形式上区分出直接的贪污型腐败与间接的贿赂型腐败：前者是指政府官员直接贪污、盗窃、侵占国家资财，直接获取私利；后者是指政府官员敲诈勒索、索贿受贿，收受第三方支付的贿赂，间接换取私利。     

浅议国家公务员后就业制度建设

国家公务员后就业腐败是指国家公务员利用权力(主要指作出有约束力的决策的社会能力)和权势(主要指影响决策人行使权力的社会能力)，为在离职后的就业中谋取个人私利，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后就业腐败的主要表     

利益吸纳人情：城市基层腐败的社会交换逻辑

城市基层腐败是一种“吸纳式腐败”,即腐败行为主体能动地吸收容纳人情关系的非正式交换要素，完成腐败的非法利益交换；它根源于利益而非人情，包括利益吸引、人情吸纳和利益交换三大环节，人情吸纳是其中关键环节。城市基层腐败的权力资源体现在城市基层干部的行政审批权、人事话语权、行政信息权和行政裁量权当中。当事人在利益吸纳人情过程中往往注重时空、方式和中间人选择，持续性的腐败社会交换最终形成交换规范秩序。“利益吸纳人情”的根源在于公私要素的间接社会交换，功能在于规避腐败利益交换的风险，后果是特殊主义对普遍主义原则的消解。因此，城市基层腐败治理重点须强化权力和人情的双重规制。     

中国传统感恩思想与期权腐败

中国传统感恩思想以儒家伦理为基础,具有义务的绝对性、对象的特定性、价值的增值性、行为的至上性、形式的物质性和时间的延时性等特点。其中的糟粕对期权腐败的生成及其治理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义务的绝对性增加了官员违法犯罪的吸引力;行为的非对等性使受恩者敢于逾越理智和法纪的雷池,通过违法犯罪的途径进行报恩;对象的特定性使官员个人错误地成为感恩的收益对象;方式的物质性使向官员行贿成为感恩的常用手段;报恩的延时性造成了权钱交易的历时性,增加了查处的难度。期权腐败的形式貌似延期报恩,实质是即时腐败的变种,前提是对施恩和报恩的错误认知,根源在于对不当私利的贪婪追逐。因此,对中国传统感恩思想进行理性分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对于预防和惩治期权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廉政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目前的腐败现象是多因素交织的结果,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不发达,实现的广度和深度不足是基本原因.第一,民主政治制度化程度较低.腐败是一种政治现象,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享廷顿认为,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59页)即国家公职人员通过履行或不肯履行公务,有意违反国家的制度规范和程序,而获取私利.     

谁也不能置身法外

７月３１日上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 民法院对成克杰受贿案作出一审 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成克杰死刑，剥夺政治权力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位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高官，只要腐败受贿触犯法律，一样要绳之以法、决不宽假而言，人们从中又一次感受到中央肃清腐败的决心。在成克杰案之前，已经有了陈希同案、胡长清案，以及其他高官伏法的案件。谁也不能置身法外，不是一句空话。 贪污腐败是一种社会病。自从人类社会出现管理众人之事的公共权力之后，利用公共权力牟取私利的行为就未曾断绝。以中国经济史、中国政治史和《资本…     

我国亟待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

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国家滋生腐败的主要根源。防止利益冲突法是国家为了避免公职人员公权私用、以权谋私，从而厘清公权与私利的界限，保证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法律规范；它是防微杜渐、防患于未然，从源头上预防腐败的基础性法律制度。我国出台防止利益冲突法是解决现行防腐败制度不尽人意问题的必然选择，是遏制当前腐败易发多发势头的必要举措，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迫切需要。它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有利于恢复我国的国际形象，也是我国政府的国际义务。     

关注“黑条子”

最近，参加一个厂长经理座谈会，听厂长经理们谈到企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时，对一些掌管人、财、物大权和一些能卡住企业脖子的行政执法部门强行塞给企业“黑条子”、加重企业负担的腐败行为义愤填膺，大声呼吁：“请全社会一齐关注‘黑条子’，斩断这些伸向企业的黑手”。所谓“黑条子”，就是应由个人开支的费用硬塞给下属单位或企业予以报销。企业为了生存，只好忍气吞声地将“黑条子”作为企业开支予以报销。向下属单位和企业硬塞“黑条子”，是一种利用手中职权为个人捞取私利的腐败行为。它不仅违反正常的财经纪律，加重了企业及下属单位…     

人的政治行为一般特点辨析

政治行为是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行动表现，是阶级、政党、社会团体和个人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人的政治行为是一种特殊的一种社会行为，它既具有一般行为科学所揭示的社会性、目的性、能动性、可塑性等人类行为的普遍性，更具有区别于其他社会行为的特...     

正确认识人的自利性与市场经济的道德建设

人的自利性即经济人思想,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最早提出来的,它的基本内容是:人是理性的自利主义者,一方面,任何人,不论是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也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普通百姓,他们行为的动机都是自利的,他们时刻关心的是个人的私利;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他们又是理性的,能够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所能得到的信息,如价格、品质、服务等来实现自利利益的最大化,这种理性的自利主义者就是经济人。经济人是现实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现象。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虽然千差万别,但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规律可寻的,这就是人们对自身利益的不懈追求。     

反腐败面临的文化挑战

反腐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其艰巨性同腐败产生的社会文化基础直接相关。当前,我国反腐败斗争中存在的一个突出难题在于,反腐倡廉的社会主义资源相当短缺。因此,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大课题。警惕“腐败文化”蔓延如果腐败呈现出普遍化、流行化、社会化的趋势,除了体制层面的原因外,还因为它获得了一种文化上更有力、更稳定的支持。这就意味着,腐败也容易成为一种社会风气和生活方式,渗透到一些人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当前,我国的集团性腐败、体制内腐败以及人们的羡腐心理等等,都是“腐败文化”滋长蔓延的可怕信号。集团性腐败。集团性腐败或集体腐败,是指掌握公共权力的特定群体在共同私利的驱动下,形成了利益联盟,使得本应服务和服从于公众利益的公共权力异化,蜕变成了谋取集团利益的工具,使权力逐步私有     

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

抢劫罪，是指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也就是说，抢劫罪所侵犯的对象是公私财物。那么，抢劫欠条能否构成抢劫罪呢?刊载，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在一起案件中，认为被告人戚道云等人为消灭债务，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抢回欠款凭证的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社会交换论视角下的腐败成因解析

社会交换论对描述和解释中国社会转型期腐败发生的原因、过程和对策提供了分析框架。腐败是在交换结构制约下的理性选择行为,交换结构存在的弊端提供了腐败发生的外在机会,刺激并诱发个体的腐败动机,两者结合促成了现实腐败行为的发生,即通过形形色色的资源交换实现了腐败收益,构成了交换动机——交换结构——交换资源三位一体的腐败发生发展的过程链条,从动态角度揭示了腐败的形成原因。各种腐败现象的本质是资源的非正当转移,这种转移的后果是个人和特定集团获益,而公共利益受损。为此,要控制腐败,就要控制腐败交换的动机和交换结构,斩断腐败交换的利益链条,这就需要构建并实施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的体系。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传统政治学和公共行政理论认为 ,政府是社会利益的代表 ,其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是公共利益。现代团体主义政治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否定了传统的观点 ,它们分别认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或者是团体利益 ,或者是政府官员的个人利益。这些观点都有其不足之处 ,其中有些观点甚至是根本错误的。只有马克思主义才科学地解决了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 ,从根本上说 ,在阶级社会 ,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必然是统治阶级的阶级利益。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人民的政府才有可能真正把人民利益作为政府政策行为的价值取向。     

腐败的社会心理探源与儒家廉政思想的现代意义

腐败是一种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类文化群体中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但理论界对腐败的界定和成因并未达成共识。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腐败是理性的个人经过高度精密的利益计算和反复权衡之后的结果，是经济人的原则入侵政治和社会领域的表现。腐败并非仅仅存在于公共的政治领域，任何职业和个人都存在腐败的可能。从源头治理腐败，需要根除滋生腐败的社会文化土壤，培育完善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增进个人的道德情操。我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含有的大量廉洁奉公思想可以为现代社会的反腐倡廉事业提供强大的思想源泉。     

曾耀荣，朱钦胜／奢侈浪费：高校反腐倡廉面临的新问题

相对于国内高校存在的贪污和受贿等腐败行为，奢侈和浪费更具有隐蔽性，人们往往以行为不当或不妥加以处理，而不会从法律角度加以严惩，但它们作为“灰色腐败”行为影响巨大。一方面，由于过度建设，挤占了大量的教学、科研资金，影响了教师待遇的改善，引起高校内外的普遍不满；另一方面，高校的奢侈和浪费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而且侵犯了群众的切身利益，这必然会破坏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反对特权是反腐倡廉建设的重要任务

马克思主义是在对资本特权的道德谴责中创立起来的。从对资本特权的道德批判中揭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秘密,揭露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唤醒工人阶级求解放的觉悟,寻求公平正义和人的彻底解放的社会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的基本动因。社会主义条件下特权依然存在。公权力既可以用来为人民服务,也可以用来为自己或者小团体的利益服务。如果利用它的权威性来谋求一己私利,这个公权力就会异化成为特权。特权正慢慢地蚕食我们党的公信力,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与反对贪污受贿等典型腐败行为相比,反对特权牵扯面更宽,涉及的利益群体更多,受到的抵制更大,因而建立和完善反对特权的制度可能需要更坚定的决心、更大的勇气和更高的政治智慧。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

国家-社会-生态的互动体现了当代中国的环境政治过程,当代中国的生态建设更多地依赖于国家建设,而较少受社会建设的影响。在国家﹑社会和生态三者之间,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社会与生态处于从属地位。环境政治过程主体包括个人和团体,其中团体是环境政治过程的主要参与者,按照团体属性的不同,可以将其划分为政治性团体、经济性团体和社会性团体;在环境政治过程中,各主体之间围绕着环境利益的分配进行着利益协商和博弈。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的形成机制复杂,多重环境利益的分配格局决定着各环境主体的行为方式和策略选择,最终型构了环境政治过程。优化当代中国环境政治过程,要依法规制政府环境行动,牵住环境政治过程优化的"牛鼻子";大力推动环境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切实保障社会环境利益的实现;逐步完善环境诉讼制度,保障公民个体的环境利益;努力参与国际环境事务,为我国环境利益的保障争取更为有利的外部国际环境。     

论腐败发生的行为机制

腐败是一种普遍存在于世界各国的政治和社会现象，各国人民都对其深恶痛绝，期望能从根本上扼制和防止这种政治瘟疫的滋生和蔓延。而要有效地扼制和防止腐败，必须深入研究腐败发生的行为机制。腐败行为的发生主要同以下因素有关：１．动机因素。即腐败者的主观因素。根据包容的内涵和特点，引发腐败行为的动机主要有两种；经济利益驱动。腐败，就其大量的表现形式来说，多为经济腐败，即权钱交易。因而，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利益驱动就成为引发腐败行为的首要因素。权钱交易的买卖双方之间，有钱的一方让渡给对方的是金钱，有权的一方凭…     

在公有制企业遏制以权谋私行为的对策思考

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内部，始终存在着资产的公有权同经营者个人经营行为的矛盾。这一矛盾的两个方面既是统一的，又是对立的，公有资产的安全与增值，必须通过经营者个人的经营行为去实现；经营者个人又必须依赖公有资产去实现经营目标，两者互相依存，不可分割，同处于一个利益共同体之中。同时，在国有企业内，又存在着公有利益和私人利益的矛盾，因为经营者个人是抽象的所有者，不是具体的所有者，公共利益的损益很难落实到经营者个人身上。经营者的私人利益既同公共利益结合在一起，又独立存在于公共利益之外。这就为掌权者提供了以权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