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提议案权之“权力”和“权利”属性分析

提议案权的运作不仅是一种政治范畴,同时也是一种法律范畴,而对法律活动的分析,通常需要以权力和权利的界定为前提。由于权力与权利的不同属性及作用,厘清人大代表提议案权的权力和权利属性,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理论指导着实践,对于人大代表而言,自身需要首先对提议案权有清晰的认识,深刻的把握,否则通过提议案实现民意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甚至违反民意,不利于民主与法治的进程。本文旨在针对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性质及其运行作一定的分析,从内涵及类型上界定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属性与范围,从关系上分析提议案权的权力与权利的合理配置与运行。     

“权利与权力”框架下的防卫权

从防卫人与不法侵害人角度出发,正当防卫的实质是权利与权力的关系。晚近发生的案件往往是权力与权利未实现有机结合、有所失衡引致。在警察防卫权中,国家权力和警察自身权利以及国家权力与他人合法权利都需要觅得平衡。应理性对待正当防卫,不应放大其社会功效。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研究方法独具匠心,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而是权利和权力——评童之伟著《法权与宪政》

童之伟教授在其专著《法权与宪政》一书中 ,大胆地提出了最基本的法现象不是权利和义务 ,而是权利和权力 ,并将权利权力关系命名为“法权” ,从而揭示了立法上的权力和私法上的权利这对矛盾 ,以及权利和权力分别所对应的义务 ,这是对“法权”概念的重新诠释 ,实现了对“权”和“广义权利”认识的范畴化 ,基本上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外法学界对“权”和“广义权利”的内涵、外延不能合理确定的问题 ,并从改善法学理论的状况入手 ,成功地打通了法理学和宪法学的基本范畴。同时 ,该书哲学思想比较宽厚 ,研究方法独具匠心 ,为我们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种可资借鉴的崭新思路     

“权力乱象”之下的“权利险象”

湖南湘潭一名警察到湘潭县检察院公干，因为与一位检察院负责人发生几句言语冲突，结果被一群检察院工作人员殴打，进医院之前还被铐了一个多小时。湘潭县检察院有关人员称：由于事发时湘潭市公安局民警并未穿警服，“穿着便装才引起了这次误会”。“这只是一场误会，也不是什么大事。”     

“权力清单制度”还需迎难而进

近年来,＂权力清单制度＂快速进入公众的视野。201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指出,＂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规范行政裁量权,明确责任主体和权力运行流程。＂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依法公开权力运行流程。     

基于“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的简政放权模式分析

简政放权是深化政府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之举,是深化改革的总开关.选择通过“权力清单”、“权利清单”和“负面清单”实行新简政放权模式,已成为行政体制机制改革寻求新突破,进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一种全新尝试.由三张“清单”夯实的简政放权模式,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法治精神,也将深刻影响法治中国的整体性建设.     

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选择——“行政三分制”改革的宪政分析

《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是深圳“行政三分制”改革的替代方案。深圳市实行的行政改革,存在内在矛盾和缺陷。从宪法学角度看,要限制行政权力就必须从国家权力宏观角度选择限制行政权力的路径,即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内通过法律规范行政权力;通过创造“社会交往民主”的制度环境以实现人民主权;建立公共财政,为政府行政提供强有力的财力支持;通过听证、回避等具体的行政程序的设定和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等救济方式保护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     

“权力清单”——政府行政改革研究

权力清单制度指的是基于政府权力透明的一项简政放权的重大举措。它的目的在于提升行政效率、简化政府行政程序,理顺部门审批职责、归并交叉重复审批事项、区分行政审批和行政管理事项,将行政审批和行政监管相对分离。在充分体现行政权力改革的同时,优化政府行政权力,达到廉政的目标。本文旨在通过研究权力清单制度、权力腐败以及政府改革问题等内容,对我国目前各地区紧密开展的权力清单制度建设提供一些思路。     

“权力政治”与“权利政治”——中国律师政治参与之战略分析

中国律师,是否可能超越司法程序,进入到公共政治领域,这是近几年来法学界与律师界在不断讨论的问题。肯定者的理由之一是律师政治参与在西方的成功。在美国,从制宪会议开始,律师们就一直在影响着这个国家的民主政治进程,数字表明:美国50多位总统中有23位出身律师,国会中大半以上的议员担任过律师。在英国、德国、俄罗斯等西方国家的政治家中,律师出身者亦比比皆是。肯定者理由之二是律师在专业技术上的优势。在诉     

走向“权利政治”——律师政治参与之战略分析

在从权力政治走向权利政治的过程中,对中国律师来说,为权利和权利政治而斗争是为职业声誉而斗争,更是一种职业担当。回应中国政治史上的这个重要转型,抛弃将参与政治等同于成为权力部门成员的传统思维,用更为开放的心态投身到权利政治的历史潮流中,中国律师才真正有希望赢得未来。     

权力谦抑，“骂骂无妨”更待起而行之

人民网观点频道2014年11月24日刊发邓海建文章：11月20日,郑州空气污染指数爆表,网友“大花猫”通过网络发布《致郑州市市长马懿的公开信》,信中称“对你和你的政府对雾霾治理非常不满。”公开信引起广泛关注。昨日,在郑州市市长马懿的秘书回应“骂骂无妨”后,马懿在郑州市政府官网发表《致郑州市民的一封信》,表示公开信对大气治污建议富有建设性,政府应该认真对待。     

5000初生被血检，这是谁的无奈？：权利与权力的博弈

今年以来，山东滨州滨城区发生38起学生宿舍盗窃案。为抓小偷，“尽快破案，排除学生间误会”，当地警方决定实行DNA侦查。为此，滨州学院5000多名本科男生全部被采血验DNA。据了解，对学生表现出疑虑。在场警察只说了句：“安静，不要讲话。”此事件一经报道，骤然成为了“舌尖上的采血”，引起社会各界热议。     

从“限制权力”到“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

对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的含义有“限制权力派”和“未列举权利派”的争议,双方各自从历史、语境和文本论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前者更接近制宪者的“原意”,后者则体现了对第九修正案的当前理解。在宪法实践中,二元联邦制终结前,大法官们把《第九修正案》理解为限制联邦权力的解释规则;二元联邦制终结后至今,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将其理解为保护个人未列举权利规范依据。这一变化是大法官们立足于现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司法技术回应时代转型和社会需求的结果。     

浅谈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完善——从“权力主导型”向“权利与权力混合型”转化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建立了保释制度,我国在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中规定了取保候审制度。本文拟从英国的保释制度入手,剖析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缺陷,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一些建议,希望可以借鉴国外保释制度之长以改造我国取保候审制度之短,改变我国在这一制度上的权力配置,实现从"权力主导型"向"权利与权力混合型"的转化。     

权利的实现与“有限侵害性”的社会权力——从贫困治理出发的思考

如何实现、保障和发展公民所拥有的法律上的权利?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应该再继续局限于国家与市民社会两分法这样一种简单化的理论框架。因为在当前,这一理论框架只是驱使研究者关注国家权力如何从社会中退出,关注国家权力对社会自治的侵害,而忽视了对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特点的研究。社会权力的有限侵害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公民社会基本权利的保障和实现中,也即对贫困的治理。     

莫于川:推行权力清单,不等于“依清单行政”

正推行权力清单制度的根本目的是,廓清政府机关行使公权力、干预私权利的边界,建构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规律和现代法治发展要求的政企(政社、政民)关系,从而约束行政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服务社会大众、建设法治政府。而且以此为基础和示范,全面完善党务、政务和各领域办事公开制度,推进决策公开、管理公开、服务     

谁是“权力清单”的制定者

3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与中外记者见面,回答记者提问,其中重点谈到了政府改革问题.李克强说：“我们要努力做到,要让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要让政府法无授权不可为,调动千千万万人的积极性,为中国经济注入新动力.”     

“以决定否定判决”背后是权力失控

7月17日，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县波罗镇山东煤矿和波罗镇樊河村发生了群体性械斗事件，此事被当地称为“7·17事件”，根源是矿权纠纷，导火索是一起久拖不决的“民告官”案。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决陕西省国土资源厅违法行政。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国土资源厅竟然召开“判决”性质的协调会，以会议决定否定生效的法院判决。纠纷最终导致矛盾激化，事态升级。     

“代行”村级权力，防腐之需还是腐败之需

报载，经合法选举当选为连云港市赣榆县沙河镇新合村村主任的尹世忠，不仅是一个“被架空”的村官，而且成了替人受过的倒霉蛋。原因是尹上任后，镇政府“代管”了村里的公章和财务，并另行指派“村负责人”主持村里事务。而镇政府每年向新合村下达的18万元“任务款”，导致村委会负债近百万元，为完成任务而集资垫付的多名村干部则将村委会告上法庭。因无法还债，身为村委会法定代表人的尹世忠被法院拘留40天，被释后，尹远赴外地打工，躲债“逃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