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认同机制及其建构路径

社会利益结构、价值观念的多元化及现代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决定了现代政治有着完全不同于传统政治的认同机制,决定了相对均衡的利益结构、公平竞争的社会规则、核心价值体系是现代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认同机制。而培育这种认同机制必须健全利益表达机制,拓宽政治参与渠道,使多元政治主体在广泛的政治互动博弈过程中达成基本政治共识。     

转型期我国工人利益表达方式及特点分析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社会结构和利益的分化不断加深。政府代表全体公众利益的前提是其利益能够充分表达,不同群体的利益能够被充分地反映。但现阶段工人利益表达存在着被动性、非组织化、非制度化和分散化等问题,这不仅导致了劳资关系失衡,而且加剧了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当前利益格局调整的关键时期,强化工会利益表达功能是通过社会利益均衡机制维护工人群体利益的一种重要方式。     

思想教育在企业政治行为管理中的运用

山西是煤炭的故乡，煤炭是长治的支柱产业，潞安集团通过兼并重组，走出了一条市场化的路子，但在企业的经济生产中，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场主体可能会造成事实上的权利不均衡，不同的市场主体拥有的资源和社会能量是不同的，有的市场主体更有能力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而有的市场主体做不到这点。正是这种事实上的权利失衡，造成了市场上一种不合理的利益关系格局。     

制度公正与博弈均衡——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从汉语语义来看，公正至少应该包含公平、正义两个含义，而公正与公平、正义在多数情况下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相当于英文中的“Justice”。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的公正，固然是一个很抽象的范畴，但同时公正又是一个表达社会行为主体利益关系复杂博弈，进而形成均衡的实实在在的概念。     

律师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

良好法律的价值是公平正义。良好的法律能平等地赋予每一个社会民众自由和追求有序的权利为基础，同时对社会弱势群体赋予法律权利的方式，保证社会民众之间力量对比的基本平衡，实现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机制，从而达到保证社会民众通过对妥协合约建立利益基本均衡的社会关系之目的。运用良好法律治理的社会可谓是法治社会。     

法官当学习

对法官的职业定位，学者和优秀法官们已经给出了极为精准的评价，比如：“法官应是社会学家，能够分析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的变化，通过社会利益的分配与均衡来维持社会秩序的良性运行。”“法官应以法律为终生之信仰，奉于灵魂深处时时敬仰，以正确领会、解释、执行法律为最高目标，探求公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之考量

工业化和市场化导致了中国阶层分化愈演愈烈,改革之前中国社会的(2 1)结构被彻底打破,新的阶层不断出现,旧的阶层在分化。新旧阶层,无论在思想上是否有明确认识,现实中都存在着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之困境。鉴于具有不同的利益特点,不同的阶层在政治参与、利益表达上也有所区别,本文试分析之。     

利益均衡共享：调适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民生基础

当前我国社会利益不均衡的突出表现是收入差距"全范围、多层次"逐步扩大.利益不均衡源于收入分配秩序混乱及两次分配的制度性缺陷.这种差距的扩大若不能及时解决,社会各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将产生过多的被剥夺感,其结果可能从经济利益的冲突转化为深刻的社会矛盾.因此,必须通过深化改革,建立起全社会的利益均衡共享机制.     

合理把握司法保护标准——对一起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的评析

法律的相对稳定性和滞后性决定了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一般总是落后于社会实践，需要通过司法实践予以弥补。很多个案的判决除了对本案有定分止争的作用外，还由于其对不同利益的选择倾向对今后同类行为起导向作用，表达了一种价值取向。     

浅析农民利益诉求表达的现状与对策

农民利益诉求的顺畅表达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对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农民利益诉求的表达还存在诸多障碍,损害农民利益的事件屡有发生,为了切实维护农民权益,应该健全和完善农民利益诉求表达机制。     

社会管理创新的误区

范国振在《南风窗》撰文认为，现时的社会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有些部门太过于紧张，而公民又欠缺自律的愿望和能力。有关部门有时会将“社会管理”扭曲为“社会问题管理”和“社会危机管理”，结果将社会管理变为控制，不承认社会的自治逻辑。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并且自由、负责任地去表达自己的利益，政府不应该采用堵、阻、压制、回避甚至抱有单纯的政治警惕性，而应该多采用疏导、培育、谈判和协商，这才叫做“管理”，也就是基层自治和政府管理的互动。     

社会管理创新的误区

范国振在《南风窗》撰文认为，现时的社会管理最大的缺陷就是有些部门太过于紧张，而公民又欠缺自律的愿望和能力。有关部门有时会将“社会管理”扭曲为“社会问题管理”和“社会危机管理”，结果将社会管理变为控制，不承认社会的自治逻辑。健康的社会应该是人们按照自己的利益组织起来，并且自由、负责任地去表达自己的利益，政府不应该采用堵、阻、压制、回避甚至抱有单纯的政治警惕性，而应该多采用疏导、培育、谈判和协商，这才叫做“管理”，也就是基层自治和政府管理的互动。     

关键是突破既得利益的重围

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会使自己出丑。思想解放更大的阻力，显然来自既得利益。无可否认，过去三十年的改革进程，是一个利益结构越来越不均衡的过程。强势群体拿走了过多的利益；有一些是合理回报，有一些却未必合理，而不过是利用制度缺陷、借助自己的特殊地位获之；还有一些甚至是罪恶得利。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同时也是利益格局大调整，势必大大压缩既得利益的空间。某些改革先行者，后来成了既得利益者，进而成了思想解放的阻力。为什么思想解放容易口号化、标签化，难于落实，难于把自己摆进去？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利益均衡:公共政策的时代要求

公共政策在本质上是对公共利益进行权威性的公平公正的分配,因此利益均衡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标志和必然选择,也是和谐社会对公共政策的时代要求。公共政策的根本要求是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从而达到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均衡,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形成机理与法治对策

急剧的社会变革直接导致各类群体利益诉求的空前膨胀。当一个社会法律制度供给缺失,利益表达受阻的时候,各类群体性事件则接踵而至。治理社会群体性事件需要公共理性的主导,需要法治思维之矫正。通过法律制度化建设完善社会群体利益表达机制是预防社会群体性事件发生之根本。在我国,应加快《紧急状态法》的立法进程,使之成为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应急管理基本法。为此,必须着力完善我国各级政府应急预案的制定、修订和管理程序,建立健全我国现行应急管理的法律运行机制,切实保障制度资源的有效供给,从而提高整个社会危机管理的实际效能和质量。     

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机制 ——以法国经验为视角

在法国法上，合同合法性审查机制的功能与目的在于确保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不成为侵害“社会一般利益”或者“个体利益”的工具。为确保法官审查的全面以及便利，审查在多个层面展开（如条款、目的、形式等）；审查的依据是被认定为公共秩序的规则，它们是经过筛选与类型化的各种具体利益在法律上的表达和固化；判定违法的标准是合同构成对上述利益的侵害；法官根据被侵害利益的类型对违法合同进行制裁（绝对无效或相对无效）。中国法在审查依据上既有“客观标准”，也有实质的“利益标准”；在效力上，违法合同绝对无效，而不允许对侵害个体利益的违法合同适用相对无效。由此法官的裁量权和当事人的自治范围被不当制约。合同合法性的审查最终绕不开司法审查，中国法应重视法官在此方面的权威，确立与其审查职权相符的审查标准以及采取不同制裁措施的可能。     

抗争、表达与秩序重构——论群体性事件的政府治理新思维

群体性事件是对社会已然存在的危机的一种反映,也是为了解决社会危机重构社会秩序的行动。它在本质上是体制内缺乏良好的利益表达机制而只好采用体制外的要求改革的形式。政府应当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从体制内建立顺畅的沟通与表达机制,才是治理群体性事件的正确途径。     

国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略论

不少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时，多元利益主体的不同诉求将使社会管理进入复杂局面。其中，利益均衡是一个核心问题。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公平要求决策者在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公平与效率之间找到平衡；从社会学角度看，社会公平要求决策者调节各社会成员间不同利益群体的关系，以缩小因社会分工造成的贫富差距；从政治学角度看，社会公平要求决策者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的目的在于提升全民福祉。     

从话语权角度看公民利益的维护

当今时代,我国社会发展模式正面临重要转折.在改革开放的30年中,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整个社会的资源配置格局正在变化,积聚性越来越突出.随着我国社会阶层结构的分化、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不同的阶层和群体开始拥有不同的利益,而又因为各利益群体和集团的社会发展程度不同,因而不同利益集团争取自身利益的能力各有不同.在这样的背景下,拓宽公民的话语渠道,促进公民表达其利益诉求的话语权的落实,就显现出其重要的社会意义——其对于建立一种大体均衡的利益格局、促进社会的整体和谐与稳定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社会利益格局调整中的工会利益表达

当前利益格局调整过程中的关键问题是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化解严重的利益协调危机。强化中国工会利益表达功能,使其能够真正成为工人利益表达和实现的组织,不仅是形成有效的利益协调机制的重要内容,而且是化解社会矛盾与冲突,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方式。但由于工会的定位导致其利益表达角色冲突、工会组织的行政化导致其利益表达缺乏独立性、工会利益表达手段和方式的简单化导致其利益表达效能不足,应从结构体制和功能机制的更新入手推进中国工会改革。